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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保护你的，”我告诉女孩说。可是，我想说的是，我本应该说的是——“我们”会保护你的——马利和我。“警察就快来了，”我说道，“请你务必坚持一会儿，就一会儿。”
在她闭上双眼之前，她低声地说道：“我的名字叫利萨。”
“我叫约翰。”我说道。这似乎有点儿可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相互介绍，仿佛我们是在一次邻里间的聚餐上。我差一点就因这种荒谬而笑出声来。但是我并没有真的笑起来，而是捋了捋她耳朵后面的头发，然后说道：“你现在已经安全了，利萨。”
犹如一位从天而降的天使长，一位警官冲到了人行道上。我对马利低声嘱咐道：“一切都ok了，男孩。她已经没事了。”似乎我这一句低语打破了某种入定状态，我那位愚笨的、和善的伙伴又回来了，他转着圈小跑着，喘着气，努力地嗅着我们。原有的心智魂魄又返回到了他的躯体之中。接着，更多的警官涌到了我们身边。不久，一个救护队也带着一个担架和许多消毒纱布赶到了。我把自己知道的全部情况告诉给了警察，然后走回家，而马利则在我前面大步慢跑着。
詹妮在门口迎接我们，然后，我们俩一起站在窗前，观看着在我们的街道上上演的这一幕惊悚剧。我们的街区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出侦破电视剧里的布景。红色的闪光灯在窗户上闪现着。一架警方直升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着，将聚光灯打在院子里和小径上。警察设置了路障，在街区展开了搜索。可是他们的努力只是一场徒劳，既没有逮捕到一个嫌疑犯，也没有探查到任何作案动机。我那三位追逐犯罪分子的邻居们后来告诉我说，他们甚至都没有瞥见到那个家伙究竟长什么模样。最后，詹妮和我回到了床上，但是我们无法入睡，睁着眼睛在床上躺了许久。
“你应该为马利感到骄傲，”我告诉她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不知为什么，他能够知道状况的严重性。他就是知道。他感受到了危险，他似乎变成了一只完全不同的狗。”
“我告诉过你，”她说道。的确如此。
当直升机在我们上空发出沉闷的巨大的声响时，詹妮把身体滚到了床上她的那一边，在睡着之前，她说道：“只是这一街区又一个无聊的、乏味的夜晚。”我伸出手来在黑暗中摸索着正躺在我身边的马利。
“你今晚做得很好，大家伙，”我低声说道，搔着他的耳朵，“奖励你一大袋狗食。”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渐渐进入了梦乡。
南佛罗里达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自个家门前的车里面被刺伤这一罪行的麻木，可以从第二天早上报纸对该案进行了仅仅六句话的简短报道窥见一斑。《太阳守卫报》对该案的报道仅仅出现在了3B版面的简短栏目上，标题为《男人袭击女孩》。
报道中并没有提及我或者马利或者那两个住在对面街上赤裸着半身去追捕攻击者的男人，也没有提到驾车追逐犯罪分子的巴里，或者那些点亮了门廊上的灯并且拨打了911报警电话的街区上的上上下下的邻居们。在南佛罗里达这一充满暴力罪案的丑陋的世界里，我们街区所发生的这幕惊悚剧只是小菜一碟。没有死亡，没有人质，也没有大人物。
匕首刺破了利萨的肺部，她在医院里躺了五天时间，在家里经过了几周的复原期。她的母亲将她的康复通知了左邻右舍，可是这个女孩仍然闭不出户。我担心这场袭击给她留下了心理上的伤痕。如果离开她家的安全防护之后，她还能够再次感受到身心的自在吗？虽然我与她仅仅相处了三分钟，但是我感觉自己仿佛是照料她的一位兄长。我想尊重她的隐私，可是我也想去看看她，想亲眼看到她一切无恙。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车道上洗车，而马利则锁在我的旁边。突然，我听到有脚步声慢慢靠近，我抬眼望去，发现她正站在那儿。她比我记忆中的更漂亮。棕褐色皮肤，强壮，精神焕发——看上去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她微笑着，然后问道：“还记得我吗？”
“让我想一想，”我说道，装出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你看上去有些面熟啊。你是不是在汤姆？佩蒂音乐会上挡在我前面不愿意坐下来的那个人？”
她笑了起来。于是我问道：“你现在怎么样，利萨？”
“我很好，”她回答说，“起码恢复了正常。”
“你看上去很不错，”我告诉她说，“比起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要好多了。”
“是的，好多了，”她说道，然后低头看着脚，“多么可怕的一个夜晚。”
“多么可怕的一个夜晚。”我重复道。
然后她跟我谈起了医院、医生、会见她的那位侦探、无数的水果篮以及治疗期间待在家里的百无聊赖。不过她避开了那次袭击，我也一样。有些事情最好还是将它忘掉。
那天下午，利萨待了很长时间，当我做着家务杂事的时候，她便跟着我在院子里四处转悠，同马利一起玩耍，简短地谈谈话。我感觉她有些话想说，可又不知如何开口。她只有十七岁；我并不期待她能够找到合适的字眼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俩的生命曾经在没有任何计划或者警告的情况之下碰撞在了一起，两个彼此陌生的人因一件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而结合在了一起。没有时间去施行邻里之间的惯常的礼节；没有时间去建立起边界。只有在一场危机中所形成的亲密的结合，一位穿着平腿短裤的父亲与一个上衣被鲜血浸透了的十多岁的女孩，借助相互的倚靠来寻求着希望。我与她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也存在着一丝的尴尬与难堪，因为在那一时刻我们完全放下了防备，彼此心领神会。言语已经没有必要了。我知道她非常感谢我前去帮助了她；我知道她十分感谢我曾经努力地去安慰她，尽管我的安慰十分笨拙，或许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她知道我深切地关心着她的情况。在那天晚上的人行道上，我们分享了某种情感——那短暂的、飞逝而过的时刻，却已经清晰地界定了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其他部分——我们两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我很高兴你顺道来我这儿看看。”我说道。
“我也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利萨回答说。
当她离开的时候，我对这个女孩子产生了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她已经健壮了。她已经坚强了。她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几年之后，当我听说她成为了一名电视主播的时候，我发现，我当初的感觉相当准确。
第14章
提早到来
尽管睡得迷迷糊糊，但是我渐渐感觉到有人正在呼喊着我的名字。“约翰，约翰，快起来。”是詹妮的声音，她正在摇晃着我的身体，“约翰，我想孩子可能就要出生了。”
我用一个胳膊肘支撑起了身体，揉着眼睛。詹妮躺在床上她的那一侧，膝盖弯曲着抵到了胸部。“孩子怎么了？”
“我腹部痛得厉害，”她说道，“我躺在这儿数着阵痛的频率。我们需要给谢尔曼医生打电话。”
现在我已经完全清醒了。“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狂热地期待着我们第二个孩子的降生——我们已经从超声波上得知，这一胎又是一个男孩。不过，这个孩子到来的时机却非常的糟糕。詹妮怀孕不过才二十一周的时间，距离四十周的足月分娩差不多还剩一半的时间。在她那些孕妇书籍当中，印有一些非常清楚地显示着每一周胎儿成长情况的图片。就在几天之前，我们还坐在那儿看着这些书籍，仔细地研究着二十一周时胎儿的图片，对于我们的小宝宝的生长情况感到十分惊异。一个二十一周大的胎儿，仅仅只有一个手掌那么大，体重还不到一磅，它的眼睛紧闭着，手指头就像是脆弱的、小小的嫩树枝，肺部也还没有发育完全，无法从空气里吸取氧气。在二十一周的时候，一个婴儿刚刚才能够存活。在子宫外生存的可能性还很小，没有严重的、长期的健康问题的生存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便是为什么自然界要让一个婴儿在子宫里待上九个月之久的原因了。
“或许并没有什么的。”我说道。可是，当我快速地拨完电话号码并且听到话筒里传来“嘟嘟”的等待音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自己那“怦怦“作响的心跳声。两分钟之后，谢尔曼医生拿起了话筒，他的声音表明他显然还没有完全清醒。“这或许只是胃肠气涨，”他说道，“不过我们最好还是看一看。”他告诉我立即将詹妮带到医院里去。于是我便在房子里面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来，将一些物品扔进了为她准备的旅行袋里，拿上了奶瓶和尿布袋。詹妮给她的好朋友桑迪打了电话，她刚刚做了母亲，住在距离这儿几个街区远的地方，詹妮问她我们是否可以把帕特里克寄放在那儿。现在，马利也醒了过来，他伸展着腿脚，打着呵欠，摇晃着身子。“深夜的道路旅行！”“很抱歉，马利，”当我将他带到车库里时，我告诉他说，他的脸上流露出了巨大的失望之情，“你要听话。”我将帕特里克抱出了他的婴儿床，安放进了他的婴儿车里，并没有将他弄醒，然后我们便走进了夜色之中。
在圣玛丽医院新生儿重点护理区里，护士们迅速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她们为詹妮换上了一套医院的睡衣，然后给她连接了一台监测器，以检测她的宫缩的情形以及婴儿的心跳。结果发现，詹妮的宫缩频率是每六分钟一次。这绝对不是胃部气涨的症状。“你的小宝宝想出来了，”一位护士说道，“我们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孩子不要现在就急着出来。”
谢尔曼医生通过电话让护士们去检查詹妮的子宫颈是否已经开了。一位护士将一个带有手套的手指探进了詹妮的下体，然后报告说詹妮的子宫颈仅仅只开了一公分。即使连我也知道，这种情况并不乐观。在一个正常的分娩中，子宫颈完全开到十公分的时候，母亲才可以开始用力。伴随着每一次腹部的剧痛，詹妮的身体似乎越来越接近忍受疼痛的极限了。
谢尔曼医生命令她们给詹妮静脉注射盐水点滴，并注射止痛剂。宫缩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可是，还没到两个小时，詹妮的宫缩又加剧了，于是需要第二次注射，然后是第三次。
在接下来的十二天里，詹妮只能够待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被一排围产医师们在身上摸来捅去，并且同许多台监视仪器和静脉注射的点滴连接在一起，因此动弹不得。我向报社请了长假，扮演起了帕特里克的单亲爸爸的角色，尽我最大努力保持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