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丽的卫氏女,夫妻恩爱,两年后生了个儿子。(3)不料突来横祸,罢官居家
的宋御史倚财仗势,打伤了冯家父子,抢走了卫氏,冯翁气恼身亡,卫氏也
不屈而死。冯相如到处告状,没有一处官府为他伸冤。(4)在冯相如走投无
路之际,来了一位“虬髯阔颔”的侠士,杀死了宋御史父子,为之报了夺妻
杀父之仇。但冯相如却未能逃脱官府的追捕,怀中的幼儿也被衙役们夺去丢
弃在荒山中。只是由于县官受到了侠士的警告,冯相如才被释放回家。(5)
冯相如遭此惨祸后,悲痛欲绝,忽而红玉携带着被丢弃在山中的孩子重来冯
家,为冯相如重整家业,不久便“人烟腾茂,类素封家”。
非常明显,这篇小说虽为短篇,但头绪却比较复杂,情节的主线是冯相
如一家的变化,贯穿全部情节的人物只有冯相如,而狐女红玉则仅只出现于
开头和结尾两段情节中,开头一段是用她来引出冯相如娶卫氏女的事,显然
是为最后一段她再次出现替遭到惨祸的冯相如重整家业而设,重点表现她的
只是最后一段。中间三段情节,虽然不能说与红玉完全无关,但是毕竟没有
让她出场,没有明写她的活动,既没有让她取代豪绅见而“艳之”萌生歹心
的卫氏,也没有让她充当杀死恶人为冯相如复仇的侠士的角色。这两方面,
红玉都是具备条件的,可是作者并没有那样写。可见,这篇小说的命意,并
不是(至少主要的不是)要在婴宁、娇娜、莲香等孤女形象的行列中,再给
读者塑造一个可爱的狐女形象;虽然红玉仍被写得十分可亲可爱。
其次,小说中间的三段情节,写的几乎全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没有多少虚幻离奇的成分。冯相如聘娶卫氏女,宋御史夺人妻子,伤人致死,
而官府却不主持公道的情节,固不必说,即使是突来侠士,为受害的冯相如
复仇,夜入宋家杀死多人,乃至夜中以短刀剁床入木,警告为虎作伥的县官
的情节,虽带有几分传奇色彩,但也算不上神奇鬼怪。古代并非传奇志怪性
质的小说中,就有类似的情节。不妨作这样的假设:这篇《聊斋》小说,如
果剪头去尾,没有了狐女的形象,就简直是封建时代血泪斑斑的社会现象的
真实写照了。
(二)
在这篇小说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情节的中心地位的第三部分。这
一部分写豪绅宋御史欺凌穷书生冯相如的罪恶行径,非常真实。这位豪绅是
个罢了官的御史,自然已非少年,但他还是非常轻薄无耻,见了有姿色的妇
女便垂涎三尺。他开始以为势足压人,钱可通神,“诱以重贿”,便可轻易
地将冯相如的妻子弄到手。这其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穷志
未必穷,贫穷人并不都像他想象的那样没有骨气。虽然冯相如软弱,“思势
不敌”,不敢拒绝,但正直的冯翁却根本不理他这一套,对着其家人臭骂了
一顿。他自然不肯罢休,便公然大施威虐,派爪牙打伤了冯家父子,抢走了
冯相如的妻子。他所以敢于这样为非作歹,就因为他自恃有财有势,官府不
敢或不肯奈何于他。事实也正是这样,冯相如抱子“兴词”,从县衙门一直
告到省里的督抚衙门,“卒不得直”,生事行凶、致人死命的权势者依然逍
遥法外,而受人欺凌、“几于灭门”的穷书生“冤塞胸吭”,竟“无路可伸”。
这段情节不仅毫无虚幻的成分,而且写的是封建社会极其普遍的现象。《聊
斋志异》之前的小说、戏曲中,就多有类似的情节。
实事求是地说,与以往的小说、戏曲作品相比较,这篇小说写这种权势
者欺凌平民百姓受到官府包庇的现象,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地方,也不算精彩。
但是,它却不是以前小说、戏曲作品中的类似情节的袭用,而是作者直接取
材于现实生活,有直接的现实性。
作者有一首用三字句写成的谣谚体的诗,题作《廷尉门》。诗云:
夕阳斜,鼓乱挝;延尉门,报晚衙。清若何?无纤瑕。雀有角,鼠有牙。公堂下,
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谁理直?相公家。
这首诗虽然写得极其简括,没有具体地铺陈其事,有的句子也较隐晦,不十
分显豁,但其内容和题旨还是可以铨释清楚的。廷尉,用秦汉时的官职名,
指掌刑法的官员。“雀有角,鼠有牙”,用的是《诗经·召南·行露》中的
语词,比喻贵族奴隶主仗势欺凌不肯嫁给他的一位有夫之妇(从余冠英先生
说)。所谓“公堂下,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显然是揭露掌刑法的官
员颠倒是非,听信鬼蜮一样的恶人的谗言,而对受迫害者则滥施毒刑,打得
身上鲜血淋漓。诗末十分愤慨地说:“谁理直?相公家。”一针见血地道出
了那种世道的本质:有势就有“理”,在狱讼中得“理”的总是那些官宦人
家,哪里有什么公道!
可以看得出来,《廷尉门》所隐约反映的现实内容,与小说《红玉》中
所写的豪绅谋夺人妻,致死人命,却受到官府的包庇的情节,非常类似。诗
末发出“谁理直?相公家”的愤慨之言,小说后面的“异史氏曰”谓“官宰
悠悠,坚人毛发”,并以侠士的利刃未能略移半尺杀死那个为虎作伥的县官
为憾,都表现了作者对荒唐吏治十分憎恨的激烈情绪。
《廷尉门》见于《聊斋偶存草》。这个抄本收录的是作者在康熙九年至
十四年间所作的诗。《红玉》篇在《聊斋志异》的康熙抄本和铸雪斋抄本中,
都是载于卷二,当为作者早期的作品。两者的写作时间,也差不多是一致的。
诗与小说不同,与传奇志怪小说尤不同,大都是缘事而发,实有所指。
作者的诗作也是如此。《廷尉门》故用“童谣体”,写得比较隐晦,更表明
它所写的是当时当地实际发生的事情,并非纯系虚构。那么,从《廷尉门》
这首诗,我们不难窥知作者同一时期写的、思想内容又相一致的小说《红玉》
的创作的底蕴。篇中豪绅欺凌穷书生的情节,固然并非实录,但也不是没有
现实依据,所依的恐怕就是《廷尉门》诗所讽咏的现实。即使不能说是唯一
的依据,至少可以说是主要的依据,而且这也正是这篇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础。
可以想象到,这种强梁肆虐,“官宰悠悠”,公道不彰的现象,他曾经耳闻
目睹,义愤慎膺,发而为诗;意犹未释,他就又移之于他正热衷从事的《聊
斋志异》的创作中,运用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创造了这篇借以抒
发孤愤的狐女红玉的故事。
(三)
《红玉》也像《聊斋志异》的大部分篇章一样,并不单纯地暴露社会上
丑恶庸俗现象,它着重表现的是与恶势力的抗争,使恶人受到惩治,使善良
的受害者得到救助。篇末的“异史氏曰”一段,开头就说:“其子贤,其父
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遇亦奇矣!”这几句话,不能抽
象地以果报思想视之,联系作品来看,倒是基本上概括了小说的内容和题旨:
“人侠”惩恶,杀死为非作歹的豪绅,给滥官以警告;“狐侠”救助良善,
为遭到家破人亡之惨祸的穷书生重整家业,并日益兴旺。官府黑暗,公道不
彰,作者愤而寄希望于来去无踪的“人侠”和异类幻化的狐女,让他们出现
于人世间除暴安良,虽不实际,但也毕竟表达了一种善良的愿望。
“人侠”惩恶一段,从文章的角度讲,可以说写得最有生气。在冯相如
“冤塞胸吭,无路可伸”,日夜哀思,无可奈何之际,侠士突如其来,劈头
就问:“君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忘报乎?”令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确
如但明伦所评:“用笔亦有神龙夭矫,不可挟制之势。”当冯相如告以苦衷,
问他能否为之抚育幼儿,侠士回答:“此妇人女子之事,非所能。”自荐代
为诛杀恶人,并不留姓名,说:“不济,不任受怨;济,亦不任受德。”言
词慷慨,一派豪气。夤夜越重垣入宋宅,一举杀死豪绅父子多人,更令读者
感到十分痛快。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却未免有因袭之嫌。唐人传奇中最
先出现虬髯客的形象,明代传奇剧中就不断有作者袭用。《聊斋志异》的作
者在这里也借来表现为平民诛恶的愿望,与以往小说、戏曲中虬髯侠士的助
正抑邪,意义有所不同,可以说更富有人民性,然而在艺术上终落旧套,使
读者有雷同之感。
红玉为冯相如重整家业的一段,虽明写其为狐女,让她自言“妾实狐也”,
其实倒是写得非常实际。她在冯家,“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荷镵诛
茅,牵萝补屋”,无异常人。尽管也说她“袅娜如随风欲飘去,而操作过农
家妇;虽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自言三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
似乎意在微示其为非人,但也没有超出现实的可能性。如果不让她说出“妾
实狐”的话,读者完全可以把她看作一位容貌秀丽、非常有心计、又很能吃
苦耐劳的农家妇。
正因为比较平实,所以红玉的形象更显得和易可亲。穷书生冯相如相继
失母丧妻,和父亲两个人“井臼自操之”,红玉主动来投,“与订永好”。
这与《聊斋》中其他的花妖狐魅的行为,除了在不受封建礼教和闺戒的束缚、
主动与男子自由爱悦这一基本点上相同之外,似乎还包含着对穷书生的同情
心。所以,当受到鲠直的冯翁的训斥后,她虽然掉下了眼泪,却不怨恨冯翁,
也不为冯相如软弱而迁怒于他,她自分两人不能白首,决然忍情离去时,还
为冯相如谋划娶一个“佳偶”,使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固然,在两性关系
中,爱是相互的,爱情要用爱情来获得,但是,红玉对冯相如的爱,似乎并
不要求报偿,即使不能与所爱者相爱,也不改变其对所爱者之爱,也要使所
爱者生活得幸福。因此,红玉受到斥逐离去之后,到冯相如遭到豪绅的欺凌,
父亲、妻子都死去,他“孤影对四壁,幸邻人怜馈食饮”,生活濒临绝境的
时候,她自动再来冯家,为之重创家道,夙兴夜寐,不辞劳苦,也就是很自
然的事情了。
不要认为作者写狐鬼故事,狐女红玉的形象是凭艺术想象而虚构的,因
而其性格与现实的人不同,被迫离去没有实际的困难和不幸,自然可以不介
意。诚然其中也有这种因素,但如果据此而否认红玉形象也有现实生活的基
础,那就不正确了。在现实社会中,就有着这样的善良的妇女,她们的感情
是赤诚而深沉的,即使不得与所爱者相爱,甚至被所爱者遗弃,也只是默默
承受着不得相爱的痛苦,依然为对方尽心,关切对方的遭遇,当对方遭到困
难和不幸时,更会挺身回护、救助。过去有,现在也有,劳动妇女中尤多。
这种美德,应当说是人类两性关系中丰满、文明、高尚的表现。狐女红玉的
形象,正是反映了这种人的美德。
作者对红玉的形象是喜爱的。以她的名字作为这篇小说的篇名,便表明
了这一点。但是,作者从小说的命意出发,将助善和惩恶分别表现,使红玉
和虬髯侠士如“两山并峙”(借用但明伦评语),谓“狐亦侠也”,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