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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浊泪长流，泣不成声，久久、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良久，才发出一声狼似的长嗥，那压抑得太久、太久的叫声，在茫茫的高原上穿过，刺得大地一阵痉挛。长嗥过后，一片沉寂。接着，他才哽咽着说：爹，我给你上坟来了。爹，儿今天不给你带吃的，带用的，儿给你带来你一辈子最想见、又让你一辈子受了好多窝囊气的东西。爹，爹，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你坟头的这盏电灯了吗？它是真正的电灯，是真正的电灯呀……
他哭得晕过去了……
全村人都跪下了，黑压压的一片；全村人都哭了，哭得呜呜咽咽，哭得地动山摇，哭得天地变色，远处响起了轰隆的雷声，雷电闪起来，划破了黑夜，把黑夜变得像白昼一般。
一年后，望云村要搬迁到大山外面富庶的坝子里去了，新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那条线路伫立在大山上，那盏电灯，永远地照在那座坟上。
天知道
麦 家
麦家：男；1964年出生；浙江富阳人。1981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工程学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现供职于程度电视台。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解密》、中短篇小说集《人生百慕大》等。部分作品在军内外获奖。
01
1960年夏天的一个雨夜，我以杨小纲的名字，住进了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招待所。大约是三个小时前，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某就接到科学院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说的就是我即将“莅临”的事。领导对他说：人一到你就通知我。挂电话之前，领导又交代：他是个有特殊使命的人，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于是，书记一放下电话，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刚修缮一新的大厅里，诚惶诚恐地等我出现，不时还冒着雨，到楼的外边来，翘首张望远处，想象着我的如期而至。可以说，他在心里是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了的，也许还用心推敲着“觐见”我时应有的辞令。但当我真正出现时，他却仅仅是多看了我几眼而已，没有上来招呼我，更没有“热情接待我”。
书记同志怠慢我的原因，我猜想有两个，一个是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个逃兵一样的冲进招待所，脸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透露出一种落魄和慌张，太不像一个“要人”；二个是我在服务台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字：杨小纲。我注意到，开始书记同志对我的到来还是有点敏感的，我走进大厅后，他始终用警疑的目光忽明忽暗地打量我，像个探子。我到服务台作登记时，他也跟着我磨蹭到旁边，装模作样地跟服务员说事。低级的探子！但当我掏出的那张介绍信函——它不但纸质普普通通，而且足以证明我只是南方某高校一名叫杨小纲的教职工时，他顿时对我了无兴趣，迅速从我身边滑开。当我办完登记手续，往楼上走去时，我看到他在门前不安地踱着步，焦虑的目光时不时扎进黑暗的雨丝中，好像我还在来路上，随时都可能从黑暗中向他走来。
说真的，我没想到我的一个老习惯，竟然让年迈的书记同志平白增添了一个多小时的焦虑不安。我是说，用假名字登记住宿或办事，是我素有的习惯，也是需要。老实说，我的身上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介绍信，我以什么身份和名姓住进该招待所，完全是随心所欲和偶然的，客观地说，就看我当时伸进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页”——那里面有许多页差不多大小和硬软的介绍信函。当时，我率先抽出来的是一张由北方某省政府给一个名叫谢兴国的处长开出的介绍信，只是我觉得这个职称跟我此刻落汤鸡的模样不太符合，于是又重新摸了一张，即杨小纲的那张。不用说，杨小纲和某省政府处长（谢兴国）都不是我的真实，我的真实是——真名叫钱之江，身份是特别单位701副院长兼破译局局长，内部代号为A705，即701五号人物的意思。但如果要说我使用过的名字之多，绝不亚于一个江湖老骗子，可以说，一本百家姓氏谱里，我至少用过半本的姓氏。别的不说，就说在那次为期八天的路上，我先后用过李先进、陈东明、戴聪明、刘玉堂等六个名字，它们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此行经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谨慎。是谨慎，不是胆怯。谨慎和胆怯，跟冷漠和郁闷一样，看起来有点相似，骨子里却有天地之别。
本来，王书记已经替我开好房间。301房间。这是个套间，里间有一张暗红的古典的雕花大木床，床上叠着绸缎的花被，蚊帐是尼龙的，如蝉翼一样透明，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外间宽敞，物什齐备，有舒适的沙发，派头的电话，还有吊扇、衣帽架、台灯、茶几、茶具和烟缸等大小设施和用品。就楼层说，是顶楼，就方位说，在走廊尽头，不但安静，还有保密性，安全感。我需要这样一个房间，因为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但是，这个房间现在只属于“钱之江”，不是“杨小纲”，杨小纲只配住一般的房间。一般的房间比较多，任意性比较大，根据我的要求，最后安排给我的是201房间。这个房间在301的脚板底下，一样处在走廊尽头，也是套间，虽然没有那么多配备，但基本符合我要求。所以，我进屋后，就决定住下来。由于一路雨中奔跑，我似乎有点累，进屋后，简单擦洗了一下，就上了床，而且很快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过，一个动天动地的霹雳很快又把我惊醒，醒来，我听到有个东西在不停地拍打我窗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走过去看，发现我窗外的右手边，有一棵跟楼房差不多高的枣树，正是盛夏季节，枣树枝繁叶茂的，有条枝桠出格地伸到我窗口，借助风力的鼓吹，冒昧地拍打着窗棂。再看下面，有一根分枝完全贴着墙头长过来，要不是有人砍断它的头，没准它早已破墙，钻进屋里来。也因为砍断了头，所以它变得格外粗壮，粗壮得像一根独木桥一样吊在我窗下，只要稍有点脚力和不犯恐高症的人，都可以凭它翻进我房间里来——破窗而入。
这怎么行？
绝对不行！
于是，我下楼去要求换房。
服务台不准我换，我临时编的几个理由，都被视为无理取闹，遭到义正词严地拒绝。我的态度因为有恃而无恐，于是我的声音因为情急而变大，而服务台里的人一点也没有被我吓倒。他一边偷偷地注视着我背后的书记同志，一边以蔑视和沉默对待我。无奈之下，我很不像一个有秘密权威的人一样吓唬他。
我说：“我是你们王书记的客人，请你配合一下我行吗？”
你知道，这时候，书记同志其实就在我身后，他已经被再三的等待焦了心，听我这么一说，似乎已经有所敏感到，不乏客气地对我说：
“我就是王书记，请问你是哪位？”
我说：“我是从701来的。”
他问：“你姓钱吗？”
我说：“是的，我叫钱之江。”
他啊了一声，一个箭步冲上来，紧紧握住我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气息让我感觉到他有种急于叙事的冲动，我不知道他将叙述什么，但我知道在这里有些话是不可以说的，说了就可能给我带来不便。所以，我十分职业（机智）地将握手临时转换成亲密的拥抱，藉此将头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说：
“这里不便多说，请带我去房间。”
02
当然是301房间。
我相信，我是个谨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对701人——每一个人——来说，所有的谨慎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总部首长说的：我们701一个人的价值，抵得过一个野战师。
的确如此，当时X国JOC电台每天都在对我们701人广播，希望我们跑过去，人都明码标价的，高的已经超过几十万美金，低的也有几万。像我这样的，不值几十万嘛，至少有十几万吧。这就是说，只要谁把我弄到X国，就可以得到十几万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说实在的，现在出来我的心态很不好，老是疑神疑鬼的。也许是我老了，也许是形势的问题……说到形势，大家都知道，形势很严峻，而且还在继续严峻，谁也不知最后会严峻到何等地步。想想也是，要是在以前，谁想得到，昔日的老大哥，苏联老大哥，如今也会成为我们701的猎物。反目成仇，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这种形势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书记同志不像我事先听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数学人”。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洪亮，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书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书记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商界人士。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象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意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的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钱之江。看了证件，还是不放心，还要这个那个的盘问我。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的。”
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
他说：“是的，可你为什么没乘车来？”
我说：“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其实，我是为隐蔽起见故意不乘车的。不过，他对我的说法似乎有疑虑，却又不知怎么来责疑我，只是沉默着。为取得他充分信任，我索性给下午通知他我要来的上级领导同志拨通了电话。其实，下午领导给他挂电话时，我就在旁边。我把电话递给他，让他来接。他听着领导的电话，笑逐颜开起来。放下电话，他上来紧紧握住了我手，说失敬失敬。说着，客气地拉我到沙发上坐下，还给我敬烟、泡茶。我坐下后，开门见山告诉他：我是来向他要人的。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一边打开挎包，一边对他说：
“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从挎包里，先是抽出一只八开大的牛皮信封，然后又掏出一只小瓶子——像一只（钢笔）墨水瓶，然后又摸出一支小毛笔，一一都放在茶几上。接着，我又从信封里抽出一沓文件，从一沓文件里又翻出一页零散的纸——它夹杂在几份文件里，像一页多出来的废纸。我过分在乎地端详了一会，然后将它铺开放在茶几上，给他看。
我带点儿幽默口吻的对他说：“看见了没有，我想要什么人，都写在上面呢。”
“这分明是一张白纸，我什么也没看到。”终于，他忍不住地疑问我。
确实，这是一页白纸，只是比一般白纸看起来要异样一点，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浆洗过似的，纸面上显得有些粗糙。
我说：“你别急，你该知道的都写在上面。”说着，我拧开瓶子，拿起毛笔，往里面蘸了水，开始在白纸上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