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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7名矿工很快就跑到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等待营救，但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和没有食物，最后还是未能幸免于难。”
如果按《华商报》的说法，除了张建军以外其余17名矿工真的是被“饿死”、“困死”的？这种可能让人心头发紧，不忍闻听。那么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如果有人一时真的没死，矿主为什么不及时抢救？
据了解富源煤矿在发生了特大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后直到第五天，抢险指挥部才宣告成立。按说一家煤矿出了事，最先知道并报案的应该是基层的管理部门，可是“富源矿难”事故报告的程序却呈现出一种“倒流水”：先是国家安监局知晓了灾情，5月8日电话通知了山西省，山西省又通知临汾和运城，然后抢险指挥部才于5月9日下午成立起来。
5天的时间，井下矿工的生命在一点点耗尽。
5天的时间，绝对不可能没有人知道在“老虎沟”富源煤矿出了人命关天的“矿难”！
黑心的矿主自不待言，因为他们连燃烧了的井口都有时间一点点用白灰涂抹，当然有时间抢救井下可能一息尚存的遇难矿工。但是矿主没有救人，起码在他们心里最重要的不是救人。
采访中我得知，5天后富源煤矿事故调查人员终于走进了“老虎沟”，终于开始着手对事故进行相关的调查，但人们想查一查矿灯以便核对矿工人数时，竟发现富源煤矿的工具房在此以前已经被人弄得凌乱不堪；调查人员再想看看“出工记录”从而确定5月4日下井的都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可放置记工簿和相关材料的柜子也是空的，说明早已有人在调查组进山之前对这些原始记录做了手脚。
接受“富源矿难”的采访题目，摄制组在太原下了飞机连续赶了6个多小时的夜路直奔河津，接下来的每天我们一只眼睛紧紧盯着“老虎沟”的抢险进度，另一只眼已经在积极寻找“富源矿难”中侥幸留下了性命的两位幸存者和事故发生时还在矿上尚未被老板遣送回家的部分目击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告诉我当时井上、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为了找到他们，我又走进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听起来也让人胆颤……鲨鱼口。
“鲨鱼口”
“鲨鱼口”，在河津，是一条街道，也是市区的一角。
走进“鲨鱼口”，因为是矿区，整条马路的地面和四周都布满了煤黑，两位在“富源矿难”中侥幸逃生的幸存者就在这条街上的一家私人小医院里住院。
我是没有按照常规概念上的医院去寻找的，因为事先陪同我们的人已经提前告诉了我那家医院实在太不起眼，不起眼到你轻易看不出医院的大门，而事实上到了医院我才发现这家医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门，两间破旧的平房用一面随风抖动的印有红十字的白布门帘昭示着，这就是医院。
白布门帘肮脏、煤迹斑斑。撩开它，我首先看到的是和街上一样黑乎乎的墙壁和黑乎乎的地面。穿过第一间也就有十多个平方米大小的看来是用作“门诊”的屋子，第二间就是“病房”。
“病房”里并排摆着4张病床，床上的被褥和进屋时的门帘一样已经脏得无以复加，苍蝇随便在病房里乱飞，飞累了就肆意地来到病床上和两位“幸存者”安然共处。
我无意也无暇去谴责这家私人小医院条件的简陋，因为不管怎么说“出事”后也是人家首先接纳了两个神智已经混乱、满身煤黑的死里逃生的人，但是打听了一下这家医院是主治什么的，得到的答案让我吃惊：“五官科”。再问问附近还有没有比较正规的公家医院，被问的当地人告诉我：“有，也在这条街上，十字路口那边，不远。”
两名“富源矿难”的幸存者一个叫李正炎，46岁；另一个叫陶修奎，年龄也许在20岁，也许在30岁，看不准确。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两个人都坐在床上，默默地，看不出在想什么。其中一个也就是陶修奎左臂还打着石膏、绷带，那是逃生的时候摔的。出事之前他本来也在“作业面”上挖煤，偏巧矿灯不亮了，就离开“作业面”上来换矿灯，这样拣了一条命。
“出事的时候你在井下什么位置？”我首先问的是李正炎。
“我也在煤台上，陶修奎上来换矿灯时，我就在煤台上等着井上的车子下来装煤，再运到井外，所以我没在‘掌子面儿’，”李正炎说。
“那么你站着的煤台，等着装煤的，有多高？”
“差不多三米。
“煤台离‘作业面’有多远？”
“二百多米。”
“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一阵大风，黑风，裹着煤面子，就那么猛地吹来，把我从煤台上掀到了地上，然后我就昏迷了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关于事故李正炎能够告诉我的就这么多，陶修奎的记忆也就这么深。
不用问，见到了李、陶二人，一开始我的采访很尴尬。本来这两个人在我的想象中是两个事故现场的“活见证”，他们本来是应该和我说上很多话的，比如：“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前有没有预兆？”“井下是先出现了透水还是发生了爆炸？”“看到水了吗？”“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有没有听到了什么异常的声响？”“出事时井下是立刻就停了电、停了风，还是后来才停的？”“当时闻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意识到这是出事了吗？”“可能出了什么事？”“害怕吗？”“有逃生的本能吗？”等等等等，我踏踏实实准备了一大堆问题。
然而当我好不容易见到了这两位“幸存者”，他们能给我的东西竟是那么简单，不仅话语不多，而且情绪麻木，没一个像我想象的那么激动，没有一个因为发生了矿难，同在井下别人死了，惟我生还而对生死、命运生发出哪怕像点样的感慨。面对记者他们好像回忆一下事发时的情况也可以，如果没有人问，就永远不开口他们也不会觉得憋闷。这种状态让我十分不解。
我知道两位幸存者本来是已经上了这次“矿难”的黑名单的，如果没有“偶然”，他们极有可能也死在了这次事故中，不可能和我在阳光普照的人间面对面地交谈、回忆，所以尽管李、陶二人情绪麻木，我还是耐下性子紧紧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千方百计从他们嘴里挖东西。
事实上，李、陶在昏迷过去以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就觉得有人在猛力抽他们的嘴巴子，抽了多久不知道，直到把他们抽醒。
“什么人在抽你们？那个人为什么要抽你们，他是谁？”我紧跟着问。
陶修奎说：“他没说为什么，就喊我们快醒醒、快醒醒，快跟着他往上爬！”
“那时候你知道你的胳膊给摔折了吗？”我问。
陶修奎：“不知道，只知道疼，很疼，但顾不上。”
接下来的事情媒体多有涉及：李、陶二人开始跟着这位日后才知道救了他们性命的人往井上爬，那时，洞里已经漆黑一片。煤台到井口是一个距离250米，坡度23度的大斜坡，三个人，“抽嘴巴子的”在前，李、陶二人在后，开始了艰难的逃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在三人爬到了距井口150米的地方，李正炎突然发现一团大火像老虎张开了血盆大口从井口直往下冲，他就和陶修奎赶快找了个水沟趴下，让水整个漫过全身。当时烟雾呛得人无法呼吸，但他们一直忍着，等大火过去之后才又继续往上爬。
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李正炎和陶修奎终于爬到了离井口二十多米的地方，这时两人发现前方有一个体积很大的东西，爬到跟前一看才发现那是一个脸朝下趴着的人，已经被大火烧得焦黑，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曾经猛力抽过他们的嘴巴子的要救他们性命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年轻的技术员张建军。
正是因为张建军在井下比李、陶二人爬得快，他才在前面赶上了大火，身边没有水沟可以藏身，也正是因为张建军在井下因为要叫醒李、陶二人耽搁了时间，在大火来临之前他才没能爬出洞口，就在看到了生的曙光的同时，被“老虎”吞没。
4个小时以后李、陶二人终于爬到了井上，一出来，顾不得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就双双昏迷了过去。而张建军已死是后来人们发现的，井上人根据他穿的袜子看出他是富源煤矿的技术员，因为常下井的人是不会穿那么厚的袜子的。
张建军的死使外人难以知道事故发生前后的诸多真相。事发前他本是要从“作业面”走到煤台来打电话的，陶修奎告诉过我，在那阵黑风吹过来之前他曾看到张建军在煤台旁边正在打电话，到“下面”去他也是去处理什么反常情况的，那么在富源煤矿发生特大透水、瓦斯爆炸之前，井下最深的地方究竟出现过什么“反常情况”？那种“情况”是事故的某种征兆吗？
不深问不知道，深问了李正炎才告诉我，其实早在四五天前，井下的“作业面”就已经见了水，巷道的尽头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水坑，因为那里遇到了水，人们就改道往上又开了一个巷道。
“什么，井下早在四五天前就已经见了水？”
“对，我还曾用钢钎往下戳，水立刻就窜了出来。”李正炎补充道。
“这个情况矿上知道吗？”我皱着眉头问。
李正炎说：“知道，派了技术员下来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技术员还在图纸上标明了位置。”
这么说富源煤矿发生特大透水、瓦斯爆炸，事故征兆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如果按李正炎所说早在几天前井下就已经积了水，那么这很可能是富源煤矿与临矿在开采的过程中发生了联通，这个情况矿上既然知道，为什么没人重视？没人处理？富源煤矿所处矿位本身就在古人曾经采过煤的“古空区”，井下出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故信号？！
2002年5月4日，就在事故发生的当天，刚刚下了夜班的矿友还又一次地对李正炎说起井下又出了“矿汗”。“矿汗”，当然就是指“出水”。李正炎过去虽然也在别的临矿干过，但他没有事故概念，大部分矿工恐怕也和他一样根本不懂得井下出水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老虎沟”处于“古空区”。可是矿主以及相关的“矿上人”难道也不懂得“出水”代表着什么？没有产生过与“矿难”相联的什么担心吗？
按正常的推理，一个结论可以这样得出作为假设，那就是矿主可能知道井下出了水，但是他们存有侥幸心理，估计不至于出什么大事。但是如果把他们的侥幸往坏的地方想一想就应了没有遇难的矿工人人都在说的那句话：“老板黑心，他们才不拿我们工人的性命当回事呢”，不然，井下出了“矿汗”他们为什么不提前采取措施，一定要“等待”事故发生？或许他们并不怕井下出事，井下出了事、死上个把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照常规处理，给上俩钱就了结了？
我的采访不得不向纵深进入，因为我得知道矿山老板处理事故的“常规”是什么？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儿”……
咄咄怪事
离开“老虎沟”，沿“老虎”的脊背往外走，跨黄河、过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