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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听什么？土死了！”
雁南看看我，叹口气，没滋没味地又问：“是吗？怎么土？”
小梅抿着嘴不出声地笑了，想了想，突然喊道：“乐果（ 二哥 ）——家走次（ 吃 ）饭俩（ 啦 ）——”嗓门大得就像真的站在田野里一样，把我和雁南吓了一跳。小梅喊完憋不住又笑了起来。
“别笑了小梅。”雁南哀求她道，“不过家乡话还是不能忘的对吧？要不将来复员回去不好办对吧？”说完扭头看我，我目不斜视。
“忘不了！”小梅说。停停，又说，“我不复员！”
“当兵总是要复员的……”
“我不复员！！”声音之响使我和雁南同时一惊。小梅看我们一眼，放低了声音，“我不复员，我喜欢这里。到了这里我才认识了你们，我才知道，以前我活得就像个白痴，整天吃了挣，挣了吃……”
窗外，海浪哗哗，低低地，缓缓地。
“小梅，以后我教你学说普通话。”
“也教我学接生，对吧？”
“那当然啦！”
“我帮你补习文化，咱们考护校！”
小梅看看我，又看看雁南，看看雁南，又看看我，然后谁也不看，说：“要是我早能跟你们在一起就好了。”
……给“同志程百祥”的信发出去了，小梅只是抄了一遍，也附了一张照片，二寸半身相，规格同对方那张一样。我说过，这类细节很重要。雁南也同意，认为既然想成，就不能矜持也不可掉价儿，分寸得把握好。我们在共同对“敌”，我和雁南是小梅的军师。她无条件地执行我们决定的一切，没有异议没有建议，没有反感没有热情，态度平和像是在做一件与她并不相干的事情。这使雁南心里不踏实。
“小梅，你到底觉着这个人行不行？”“只要人家不嫌乎咱就行。”“那是他的态度。你自己呢，觉着行不行？”“我就是觉着只要人家不嫌乎咱就行。”雁南问不下去，就不问了，从此隔十天左右拿来一封信给我，我写了回信，雁南审阅后再交给小梅抄、发，这样往返了五六个来回，小伙子信中一次比一次多地流露出对小梅的、也就是说对我的肃然起敬。雁南再也不表扬我了，后来干脆直接说了：“韩琳，这次，你把信写得稍微、稍微……稍微那个一点好吗？”稍微哪个一点儿？戏演得不错，却没法收场了！这天，雁南又拿着小伙子的信来了，我断然拒绝：“不，雁南，我洗手不干了！”雁南说：“你先看信！”我看信，看完后禁不住从心里发出了一声欢呼。小伙子要来，利用探亲假。一旦他和小梅真正接上了头，我就可以撤出，再也不用像个骗子似的从中作祟了。心里一轻松，就想开玩笑。“雁南，”我一本正经地说，“见面时需不需要我代劳？”雁南看着我不怀好意地笑：“不必了！还是各尽所能吧！”
小梅却不自信。在百祥同志预定时间即将到来的时候，她紧张得手都凉了。雁南把镜子捧到她脸前，一遍遍地说：“看看，小梅，睁大眼睛看看！……这里面的俊俏丫头是谁，你不知道？”“可是我跟他说什么？”我说：“闲聊天，拉家常，谈学习，谈工作，谈现在，看未来，国内生产国际局势种族歧视计划生育宇宙飞船试管婴儿——想到什么你就说什么！”雁南说：“试管婴儿计划生育什么的我看先不要说，头一次见面就说这些容易引起误解！”我说：“这不过是打个比方，意思是说谈话时要放松，随便！”雁南说：“也不能太随便！”我说：“别把小梅当傻瓜！”小梅说：“我就是傻！都怪我平时不注意学习……”雁南说：“哎呀呀呀，这又不是开班务会！”……
小伙子在岛里住了三天，住在军直招待所。小梅每天中午和晚上去看他。头一次是雁南陪着去的，回来后我问雁南怎么样，雁南说没有什么毛病。什么叫没有什么毛病呀？雁南说没有什么毛病就是没有什么毛病！她的情绪有点烦躁，这时候应当不理她。我去问小梅，小梅却问我廖军医怎么说，雁南姓廖。这使我有点不安。后来小伙子走的头天晚上我应小梅之邀和雁南一起去为他送行，才算亲眼看到了他。确实没什么毛病，个头不高但也不矮，那张脸不俊但也不丑，挑剔一点的话是内分泌旺盛脸上显得油多了点儿，我不喜欢油汪汪的脸。但雁南早就说过叫我不要过于挑剔。我们坐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吃花生喝水说话，四个人里顶数小梅拘束，一说话就脸红，弄得我和雁南都不敢看她。他还好，也健谈，只是从没有主动挑起过话头，全是顺着我们说。我们说小梅入伍以来进步很大，他说这是领导同志们和二位大姐帮助的结果；我们说小梅没考上护校今年可能复员，他说分工不同目的是一样的；我们说你头一回进岛肯定晕船了吧，他说多锻炼几次就好了……一如头一封信中“祝学习进步工作顺利乘胜前进”的风格。
从招待所出来时天已经黑了，天上有月亮也有云。“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歌声从医院单干楼里隐隐传来，听得出的确快乐，只是云却不是白莲花般的，是乌云，很厚，月亮走着走着就被它罩住了，没有了月亮天地间顿时一片黑乎乎的。我的心情不好。天一不好我心情就不好。
“廖军医、韩琳护士，你们都别结婚吧！你们不结婚我就也不结婚，咱们在一起，不行吗？”
“你对他不满意？”
“不。”
“不什么？是不满意还是不是不满意？”
“不是不满意。”
“那你干吗要说这些话？”
“说着玩儿的。”
雁南再没说话。小梅也没有说。我也没说。
……复员的命令下来了。我和小梅同乘一艘船出岛，我因又发了几篇较有影响的小说声名骤起被我现在的单位借调去北京。四十分钟的航程，小梅一直没有说话。她原是个顶爱说话的小姑娘，一点小破事儿能岔七岔八地说半天。雁南说得对，她还是待在家里根本就没出来的好；我说得对：聪明是不幸的源泉；老子说得对：绝学无忧。我们坐在前甲板上，海水细细的泡沫不时飞溅上来，我几次想提议转移地方，终是没说。小梅靠在我身上，靠得很紧，半张脸埋在竖着的大衣领里，一动不动，我便也不敢动。船靠岸了，下了船，我们要分手了。一个去长途汽车站，一个去火车站。我拉着她的手，笑着：“再见，小梅，有时间我去看你！”她笑笑。我说：“真的！如果他们能要我，我就可以到处体验生活，就可以去你那里。”她不笑了，怔怔地看我。我又强调：“真的！”
“那要是……那要是他们不要你呢？”
“那也能去你那。从北京回部队，拐个弯，就到你们村了！”
小梅突然着急起来，翻包翻口袋，找纸，找笔。我说我有你的地址，她说那个不管用，路不好走，下了火车要坐汽车，下了汽车还有好长一段路不通车。……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来了，我接过小梅画的线路图跳上了车。车开了，小梅看着我；车开快了，小梅忽然跟车跑了起来，边跑边招手，像是有事儿要说。我把身子探出车窗外，透过车后滚滚的黄尘，听到她在喊：
“不过他们肯定会要你的，韩琳护士！”
她叫我“韩琳护士”，四个字一个不省。认识我的人只有小梅一个人这样叫我，那是第一次见面时固定下来的。雁南向她介始我：这是韩琳，内科护士。她想了想，叫道：韩琳护士。
我至今没去看小梅，但知道她结婚了，复员回去后的第二年结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生存和需要其实比爱情更接近于婚姻本质。在那个吵吵嚷嚷、酷热难当的暗夜中，我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要不要去看一看小梅？
我是被一个找我的电话叫醒的，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电话正是我那位男友打来的，约我出去，方才记起今天是星期天了。
出院门碰上了我们剧团的另一位编剧。同是编剧，他一级，我三级，档次差着不是一点半点。人家也不像我半路出家，正宗科班毕业，来剧团后，上了三部戏，响了三部戏，还不到四十岁。上级机关几次意欲让他出任剧团领导，均遭婉拒，此举愈发令同仁敬重：这才叫真热爱艺术，不是叶公好龙。他的妻子是舞蹈演员，很漂亮；儿子上小学三年级了，很出色。可谓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既有抱负又很实际，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我很佩服他，恭称其老师，心里从来没有一点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预感。相互打完了例行的招呼，老师问我剧本准备好了没有，我看着他，不明白。他说我的《 周末 》定于明天上午九点全团讨论。我大吃一惊，呆住。老师已走得看不见了，我还站在原地拿不定主意。拿定了主意后就去给男友打电话，告诉他我不能去赴约了并讲明了原因。《 周末 》是我的心血之作，明天是决定它命运的时刻，今天我必须在家里做些准备，电话中男友流露出的遗憾颇令我心动。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起了床。从宿舍到剧场只需五分钟，我提前一刻钟就出发了，带着本，带着笔，第一个来到剧院。天气预报这天最高温度３１度，不高，感觉却是出奇的热。没有太阳，没有风，空气黏糊糊地罩在天地之间纹丝不动。那时剧院还没有空调，有重要演出就得提前准备好大量的冰块，演出开始前分装在盆子里一盆盆在观众席前摆好，盆子后面再放一排落地扇，负责将冰块散发出的凉气吹送到观众席里。平常的日子就只有电扇，吊扇，悬挂在剧院高高的天棚上，已经老得转不大动了，扇叶一叶是一叶，怎么使劲转也连不成片。我记录本上的字儿被手汗洇成了一朵一簇，好在那些字儿全无意义。
开始我一直在做记录，边记边还频频点头，表示着谦虚，若有所悟，英雄所见略同等等等等的意思，但渐渐地我发现这种姿态并没有什么用处。
“艺术是什么？它和非艺术的区别在哪里？现代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说艺术应当是‘有意味的形式’，”说话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不仅在我们剧团，在演艺界，也算得上是名门出身。名门自然就有着名门的风范，外国艺术大师的名字，不管多么拗口生僻闻所未闻，由她嘴里说出都像是她的熟人儿，一串串高深的专业名词更是叫人闻之肃然。她有着一双狐狸眼，看人时，尤其看男人，半合半开半斜，越显其媚，并不想勾引谁，本能、习惯而已。下巴略长，皮肤稍粗，牙齿很好，细密而白，因此常常要嫣然一笑或不禁莞尔，时有机会在电视剧里出演妓女或姨太太，基本是些没名没姓的角色，所以她格外推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说法，视黄宗洛为她的学习榜样精神楷模。可惜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神圣的艺术殿堂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市场经济的特点：势利。人们的眼睛只盯着主角、明星，只看红花不看绿叶，令狐狸眼们在激愤不平的同时，也寂寞。所以狐狸眼格外珍惜，不肯放过一切展示她才华的机会，今天就是她的机会。“布莱希特说，戏剧只有参与了建设世界这一工程，才能在舞台上塑造世界。可在《 周末 》里有什么呢？几个人，几段苍白的经历，看不到时代，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