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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琳，你坚持坚持。我抓点儿紧！”他说。说完，迅速套上铁鞋，咣咣咣，几下子爬上了最后那根电线杆子，手套都忘了戴。这一路，所有的电线杆子都是由他爬上爬下，我要做的事情只是在下面看着东西。海风嗖嗖地刮，小刀子似的，我将两手笼在棉袄袖子里，仰脖看他。他笔直地立在天上，身体微向后仰，身后就是那屏深宝石蓝的夜空。那天的月亮很亮，冷冰冰的，他紧闭双唇两手不停，开单机，夹线夹，振铃，测试……一板一眼，如一尊无知无觉的铁人。
“你冷不冷？”看了一会儿，我喊。
“还行。”
“快好了吧？”再看一会儿，我又喊。
“从这到总机也没问题。……你现在去窗户下找电线接头，咱们测一测到那里的这段线。”
我背着磁石单机和沉甸甸的工具包来到副军长家窗下。这是这家人餐厅的窗户，副军长一家正聚在明亮的灯光下用餐，窗子开了一道小缝，一股由各种气息混合成的家庭气味儿从窗缝里泻出。屋里一大桌子饭菜冒着腾腾热气，热气中是数不清的碗和盘子。屋里人都只穿毛衣，副军长毛衣都不穿，穿毛背心，脸上仍兀自亮光光一片像在冒汗……
“韩琳。”我回过头去，是姜士安，站在我的身后。
“好了？”我一阵高兴。
他抱歉地摇头，在窗下找到了电线接头，却撕不开裹着接头的黑胶布，手指头不灵活了；再看他的脸，皮下已冻出了一大块一大块的青，我赶紧把接头从他手中拿了过去，他叮嘱我弄好后把单机接上，他再上电线杆子，试一试这一段线路。
“你何必下来呢？叫我一声嘛。”我埋怨。
“叫了。”停停他又说，“你没听见。”
我再不好意思装腔作势，集中精力低头干活。
故障出在接头处，将锈蚀的线头用钳子剪掉，捋出一段新的，两下里接好，用绝缘胶布缠紧，通知总机试线。铃，电话响起来了，从窗外看到屋里的副军长向电话走去，我们收拾工具返部。
月亮已高高地升上了中天，这天的月亮是满月，水银般倾泻进大海，使冰冷阴郁的大海漂亮了，生动了。我们踏着月光下闪闪的薄冰走，放眼望去，前前后后的路上，只有我们两个。冬天，没有风的海岛真静啊，静得像一汪水，一坨冰，静得仿佛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两双大头鞋一重一轻，咔咔咔咔，薄冰在鞋下时而发出细脆的破裂声。姜士安胸前交叉背着磁石单机和工具袋，两手拎两只大铁鞋，我只背一部单机和自己的水壶，却仍是感到疲乏。饿倒是不饿了，也不再冷，木了，只有心头的忧郁挥之不去……
“你想家了是吧？”走了一会儿，姜士安打破静寂。
“你呢？”我扭过脸去。他摇头。我问：“为什么？”
“……部队就是我的家。”
我不说话了。并不是反感他这样说——那时大家常这样说，带着相当的真诚——只是谈话的欲望没有了。
静静的海岛，静静的冬夜，只有大头鞋踏冰的声音，咔咔咔咔……
“什么是家？”姜士安又开口了，像是问我，又像自问。
这倒是我小时常思考的问题，还在幼儿园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家，就是你住的那个房子加上爸爸妈妈。但是此刻，我没有跟这个人说这种话的心情。见我没开口的意思，姜士安只好自己回答：“家，不就是亲人吗？来到部队，我觉着很温暖，特别是——”他猝然打住，停了停，才又说，“我说的是真的。……我没爹没妈，我没有家。”
我大吃一惊。“没爹没妈也得有家啊。……当兵前你住哪？”
“爷爷家，姑姑家，叔叔家，轮着住。他们对我都很好，特别是爷爷，家里穷成那样，也得让我上学，学费也是由他出面，从各家敛。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别人的负担，要少吃饭。每到吃饭，有剩的不吃新的，有孬的不吃好的，而且，从不吃饱，只吃到觉着不那么饿了，就放筷子。”
“你爸妈呢？”
“听爷爷说我刚生下来不长时间妈就死了，后来爹又死了。”
“怎么死的？”
“病死的吧。”
这是一件超乎我经验之外的事情——我父母双全家庭温暖——不知该对此发表些什么样的意见才好，泛泛说几句没有意思，什么都不说也不大像话，想了想，就说了。“其实呀，谁也不可能指望父母陪自己一辈子，是不是？……等你以后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啦。”这番话之于我纯粹是鹦鹉学舌，是一种我认为与己无关的理论。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能想象父母离我而去，至于结婚，也觉着只是别人的事情。却不料姜士安竟会被这种有口无心的话打动，闻此后那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心里咯噔一下，幸而他什么都没有说。
几年后，我被我自己的话不幸言中。
父亲走得非常突然。
那天夜里，我一夜没睡，在医院靠海边那间单身宿舍里整整写了一夜。那是我第一个中篇小说，以父亲为原型。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也是以父亲为原型，写了一个从戎一生的老军人面临离休时的心态。小说发表后姐姐来信说：“你的小说对爸爸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父亲一生仕途不顺，开头还好，不到四十岁时第一次授衔，就是两杠四星，大校。那会儿，为了父亲我多自豪啊。同时，内心深处又那样热烈地希望父亲能“再升一升”，再升一升就是少将，将军，我崇拜将军！对一个生在军营长在军营的小孩子来说，军衔就是她用来衡量父辈成就和荣誉的唯一可见的标志。但是父亲再也没升，“文革”开始后，一切都偏离了原先可能的轨道。先是被降职，后来复职，去了军区辖区内最穷的一个地方任军分区司令。父亲是乘一辆北京吉普去赴的任，途经我们部队驻地，头一天我乘船出岛等候他们。北京吉普风尘仆仆开来，在我面前停住，车上母亲和父亲一起。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永远和父亲一起，不管父亲是升是降，是去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那次我和父母在一起待了半个小时，说的什么都忘记了，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当时的状态和神情。父亲满脸长途跋涉的尘土，仍遮不住由里向外渗透着的一种光辉，沉静，坚定，激奋，昂扬。母亲脸上的神情就是父亲心情的镜子，或是父亲心情的一种比较通俗的诠释：笑眯眯的。决不会单单因为官复原职，从大军区机关、正规军平调到地方部队，算什么官复原职？但那终究是一方相对独立的领域，他终究是要去那方领域里当一把手，就好比农民渴望自己的一块土地，一个军官，渴望的不就是一个指挥权吗？尽管那里穷，偏僻，他不在乎！我想可能就是在那一刻，我隐约懂得了一点父亲，懂得了一点男人。但是，父亲的仕途到此为止，几年后，他被免去司令员职务，为该军分区的顾问，顾问即离休的缓期执行，父亲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那段日子，是我们家最阴暗的一段日子，父亲被降职时都不曾有过。母亲和我们姐妹之间的通信往来中，充满了担心忧虑。我在写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时，把这一切写了进去：
可是，明显消瘦的爸爸并不因此多吃一点。每次晚饭后他总是默默站在院子里，仰望着天空飘浮的云彩。阵风掀起他灰白了的头发，他一动不动，显得那样苍老孤独。以前，妈妈总嫌他不知着家，现在，他在家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以前，家里的客人往来不断，尤其到节假日，简直让人心烦，电话也总是跟着爸爸追，睡觉都不得安宁。现在，家里实在太静了，因为已没有什么事再需要他，生命的主要部分已经结束了。尽管爸爸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一句，但从他日见衰老的脸上来看，这样下去，简直要他的命。
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二十多岁，不论年龄性别还是阅历，都无法准确揣摸出一个经历坎坷、五十多岁男人的切实心境，我只能白描；到不能白描时，作者非得出来说话时，在小说的结尾处，我给小说中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出路，让他写回忆录。小说发表后不久，父亲就离休了。一次我回家探亲，就说爸爸你真的可以写回忆录嘛，要不，我来做你的助手？记得当时父亲笑了，没说话；我固执地要他说。他说：写回忆录，是需要一定职务的。心“嗵”地在胸腔里一跳，震得耳朵里一阵轰轰，我不敢再看父亲。这个事实我是知道的呀，这不是规定，是规律，规律比规定更无情更不可抗拒：谁会对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回忆录感兴趣呢？你自己觉着风风雨雨曲折坎坷可人家要看的是经历了那一切之后的成就，看那面插上了顶峰的胜利旗帜，所谓名将名人明星。以前我们从来不跟父亲谈论这些，回避，像好心的家人回避跟病人谈论他不可治愈的疾病。而今，父亲自己坦然说出。面对父亲我检视自己：对于小说中的父亲，我安排他写回忆录凭的是想当然是不假思索是一种偷懒；对于小说外的父亲，我得承认，我这样说纯是为了安慰，带着年轻人的粗疏和不负责任。就是那一次，我对我自己和父亲开始了以前所没有过的剖析和审视，或者可以这样说，我对父亲的关心观察了解，恰恰是从他的要离休开始。也许这只是一种巧合，是因为恰恰在他离休的时候，我长大了。
我把那次以及以后的许多经历感受，统统写进了夜里刚刚完成的中篇小说里。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我让主人公对他的女儿说：“我想过了，离休后，看能不能为你做一点什么。比如找一些你需要的资料，提供一些你需要的生活。”但这再不是凭着想当然和不假思索了，生活中的父亲真的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他甚至在干休所我们家那幢二层小楼楼上——父亲离休前被调为副军职，也算是一种补偿——专为我留出了一间房子。他以平静达观的心态，完成了这个重大的人生交替过程。我怀着天真真挚的情感，怀着与父亲交流的渴望，怀着得到父亲欣赏的期待，怀着给予父亲安慰和满足的热切，夜以继日，改完了这部长达六七万字的书稿，打算写完后亲自带回家，再让父亲看——初稿他已看过——再提意见，直到他满意为止。起床号响时我刚好写下了最后一个句号，身心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