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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搞音乐舞蹈美术电影的，统统都有这种可能；我们就不行了，话剧，别说获奖，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过哪里有这样的国际奖项。我们单位很多人为此不平，我无所谓，局外人，即使有一天上级对我们单位网开一面，那二等以上的功也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就像英雄、劳模、国家领导人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一样。有一次去一个由转业军人开的餐厅吃饭，进门左墙赫然挂一条幅：军人二等功以上功臣八折优惠。看看，功臣！我哪里有一点点可成为功臣的素质、品性、个性了？却不料有一天这个大馅饼从天而降还就砸在了我的头上，一时间叫我晕头转向，很想找个人说说，痛苦需要释放，幸福也是同样。可是，跟谁说呢？谁能够让我毫无顾忌地释放并会理解并会发自内心地为我高兴？我拿起电话本来，依次往下往后翻，想找出一个合适人选。最合适的人选当是我军人出身的父母，父母不在了，连应该寄给他们的立功喜报，组织干事因无处可寄，都干脆给了我；也没有爱人；还不能逮着个人就说，弄得不好报喜不成反倒给人家添了堵。……这么想着，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对父母的怨艾，他们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早为什么就不能多陪女儿一些日子？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擦着眼泪，暗忖，没人分享的幸福有时还真的会变质成痛苦啊。
我把二等功的绶带挂在对着大门的镜框上，等海辰放学回家。海辰回来了，朝那绶带瞥了一眼就要进他的房间。我拽住他。
“这回是二等功……”
“噢。你什么时候立一等功啊妈妈？”
“等我死了、残了的时候！”
“那就算啦。”
我看着他进了自己的房间，心里头空得难受。就是那天晚上，海辰睡着了后，我试着给姜士安打了个电话。这是自离开九江一年多来我们第一次通话，电话一拨就通，一通就是他，他在办公室。听到是我电话中他显得非常高兴令我信心大增。我开始跟他说我的事，说话剧的内容，说观众看话剧的情景，说得奖，说立功，絮絮叨叨。他在那边静静地听，有好长时间一点声音没有，连“嗯”“啊”的声音都没有，但我感觉得到那是由于他过于集中精力听的缘故，听得津津有味的缘故。当听到二等功时他叹道：
“太好了！二等功！我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几个三等功，几十年的兵了。”
深切的理解由衷的喜悦使我的泪水一下子又冒出来了，只得紧紧咬住下唇，以免情况由话筒里漏出。这次抗洪姜士安没有立功，抗洪结束后的北京庆功大会他们师都没有人来参加，那个方向来的基本上是在九江决口处封堵决口的部队，姜士安他们修筑的第二道防洪大坝因决口封堵成功而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韩琳，现在看，咱们连咱们这批兵里，数你最出息。”他在那边又说。
“不如你——师长！”
“师长算个啥，哪个部队里没师长？”
“还记得王志礼吗，荣城兵？……听说现在成大款了，到底多大款不知道，反正一次他来北京办事，请在北京的海岛战友吃饭，十二个人花了一万二！”
“嗬！一万二！吃钱哪！”
“可以理解，战友们多少年不见，证明一下自己。”
他在那头轻轻一笑，无端地觉着他同时还挥了下手，关于王志礼，就在这轻轻一笑中被打住。接着，他说：“韩琳，在连队时我就觉出你不一样，但也想不到你会成今天这样儿。一个海岛上出来的小姑娘，竟成了全国的知名人物！”
我承认我一再抬出别人潜意识里就是为了得到更有力度的夸奖，但“全国的知名人物”还是过头了，过头了就没意思了，不仅是没意思，还令人颇受刺激。我赶紧道：“哎呀呀呀，别寒碜我了！全国的知名人物？下辈子吧。”
他一字字道：“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两次，中央电视台。一次是《 焦点访谈 》采访，一次是关于你的专题片，七频道，里面有你儿子，卷花头，说起话来小大人似的，你儿子说你性格急躁。你是急躁，在连队里就是。”说到这他又那样轻轻一笑，“还有，你的话剧《 父与子 》演出的消息，新闻联播都播过。”
如果这就是“全国的知名人物”的标准，那我倒也是真的够了。不管什么事，大概都是各有各的标准。一个从士兵到师长的军人，认可的可不就是这些？至于文坛、文艺圈里面的长短是非，他们才不会关心。想到这儿，心里熨帖了些，就开起了玩笑：“那你怎么不打个电话来，为‘全国的知名人物’祝贺一下？”
说是玩笑，也是真话。我的情况，他显然清楚并十分关注，怎么就一直连个电话没有？九江一别一年多了，这才是第二次通话，还都是我打去的。
他很认真地回答：“一直想打，有几次电话都拨一半了，又放了，总觉着不好，你老往人家女同志那儿打电话，算怎么回事？”
心异样地跳了一下，但马上想到这未必不是他的一种针对所有女性的一贯作风，是几十年严格严厉的野战军生活塑就的克己自律，或曰，刻板僵化。这使我觉着好笑，就想逗他：“哎，我马上要下部队，去你那里怎么样？”
他立刻说：“好啊！什么时候？”
这时我才蓦然一怔，才发现这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每年有下部队生活的任务，下部队兼看战友，于公于私，有利无弊，怎么早没想到？放下电话我着手写下某部队生活的申请报告，并很快得到了批复。
这天，我正在收拾行装，门铃响了，想是妹妹来了，她今天的火车到，用休假时间来帮我照看海辰。我放下东西去开门，门开后半天没喘上气来，门外笑吟吟地站着两个人，雁南和小梅！没等她们坐下妹妹到了，接着，海辰放学回来。于是我们决定出去，妹妹和海辰会影响我们说话，对于我们，他们是外人。
我们去了距我家很近的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是小梅的提议，她在这院里住了两年多将近三年，对周边环境非常熟悉。她说：就近找一个环境好的地方，接着就提到了香格里拉。雁南没说话，她不了解情况。香格里拉环境好不假，但是那里的饭菜之难吃之贵也是同样的不假，可作为东道主，我不好说什么。就这样，决定了去香格里拉，走前我抽空打开抽屉抓出里面所有的钱塞进了包里。
在一层中餐厅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餐厅门口穿着民族服装的一男一女正用二胡和扬琴演奏《 青藏高原 》，旋律宽阔舒缓。菜价比预想的还贵，我边看菜单边想不知道钱包里的现金够不够，如果不够，他们这里刷不刷卡。我在这吃过几次饭但都是别人掏的钱都是公务。在北京住的人，自己掏钱吃饭，没有来这里的，除非傻瓜。现在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傻瓜。也是情境所迫。倘在十年前，不，五年前，我都会坦然对朋友们说出不能来这种地方的理由，但此刻我说不出口，五六年没见了，彼此已有些陌生了，我不想让人误解。
从母亲去世，我再没回过家，也就再没见过雁南；和小梅也是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她刚走我们时而还通个电话，随着时间推移，电话渐少渐无。心里彼此是惦记着的，只是没时间没精力罢了，不管什么情感，爱情友情亲情，维系都需投入，起码要投入时间，中年女人已无力再做到样样周全了。但彼此的大致情况还是知道的。雁南的儿子人称读书奇才，上小学时连跳两级，十二岁已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学习上不用雁南操心，生活上有他爹照顾，雁南只需一心工作，现在已经是军区总院的妇产科主任。这次来北京是为乘机去美国，参加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妇产科大会并做大会发言；小梅已经离婚又结婚了，和她的副连长。当初说是能在我这里待三年，没待到三年就走的原因是她的副连长召唤她了，当时我开玩笑不开玩笑地说她重色轻友，她还是执意走了，害得海辰两岁半就进了幼儿园。他们去过深圳，跑过广西，下过东北，吃过不少的苦，有一次坐闷罐火车坐了三天三夜。现在她和前夫百祥各自都有了各自的孩子，都是儿子。百祥的儿子是百祥的，根据是，长得跟百祥一模一样，越大越像，站在一块儿，就像同一款式大小不同的两只鞋。这使小梅欣慰，良心上少了许多自责，说到底，百祥是个厚道人。
我点了几个凉菜，又点了几个素菜，后把菜单翻到了“肉类”那页，这时雁南宣布：“我不吃肉。”小梅伸过头来看菜单：“有没有加吉鱼，廖军医最爱吃加吉鱼。”雁南摆手：“你们想吃你们吃！我现在，凡带眼睛的，一律不吃！”我道：“哟，我还要了个海米炒西芹！”雁南笑：“小眼睛的，凑合了。”小梅关心地问：“廖军医怎么不吃肉了？我记得你以前——”雁南说：“以前我多大？现在血脂都高了。就是不高也不能再吃肉了，瞧瞧我这一身的肉！”雁南是胖得多了，地道中年体态。我说：“雁南，该减减肥了。”雁南挥手：“哪有那时间！”我道：“手术啊！吸脂什么的，‘想瘦哪儿瘦哪儿’！”雁南笑：“我可不想花钱买罪。主要的是，没有动力：你是单身贵族，小梅呢，新婚燕尔，我减肥干吗？”“新婚燕尔”惹得小梅好一顿笑，笑够了，关切地问我：“韩琳护士不打算再找一个人吗？”我说：“不打算。”小梅摇头：“那可不行！”雁南道：“怎么不行？任何一种生活形式都可能完美，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和把握。”小梅便不再吭气，一如当年在雁南手底下做卫生员时。那时，小梅对她的廖军医从来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在部队里形成的人物关系有时会贯串终生的，我就曾见过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一个称另一个班长，另一个叫这一个小刘。雁南接着刚才被小梅转移开的话题说减肥。“其实我试着减过肥，不为别的，那么多衣服不能穿了，就很可惜；我还最不爱去商场买衣服，自卑；每年一到春天就开始发愁夏天怎么过。都说夏天是女人的季节——夏天是苗条女人的季节。胖女人最怕过夏天，一到夏天就原形毕露。不像冬天，你臃肿还可以解释为、理解为，穿得臃肿。”我和小梅笑了起来，雁南不笑。“想想还是得减肥。吃国氏营养素，不吃饭，一天吃两包那玩艺儿，饿得头晕眼花。如果这时他爹鼓励鼓励我，我可能还能坚持下来，可他爹不但不给予鼓励，还泼冷水……”本来由于多年不见，乍见，气氛多少有些拘谨有些僵，这时，渐渐开始放松，渐渐又像回到了从前，亲密无间，无话不谈，身边也没有任何的累赘。小梅单手托腮兴致勃勃：“他爹说什么？”雁南道：“说，你减肥干吗，我不嫌你谁还能嫌你，都这把岁数了。”我和小梅哈哈大笑，雁南也笑了。“所以我现在干脆就死了这条心。但肉，的确是不能再吃了，你可以不要漂亮，但不能不要健康。”小梅点头，“我本来还以为你是心疼我给我省钱。”我看小梅：“给谁省钱？”小梅说：“我啊。”我说：“为什么？”小梅说：“谁提议的谁请客，这是规矩！”我说：“没听说过。”……这其间雁南两臂叠加放餐桌上左右转头笑眯眯看着我们做旁观者，没有一点要加入进来的意思，后来才明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