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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们在洗澡。叭叭叭叭叭脱衣服，个个脱得赤条条。（ 白 ）你想看也看不到——”哄，大笑。这笑显然是针对了这屋里的那个女护士。
二病室有人在绘声绘色地说书：“军长家属一气之下给军长发了封信，严格说发了个寻人启事，‘×××——咱军长的名字——男，身高一米五○，×年×月×日赴命赴滇，至今三月有余杳无音信，有知其下落并通知家属者致重谢。’军长这才给他家属写了回信，四个字：‘查无此人。’军长说老子的身高明明一米六六嘛，哪里能接受她的这个侮辱……”屋内大笑。说书的自然是那位司机。姑娘们说得不错，在这两个病室执行任务，不仅轻松，而且快乐。
三病室却没有动静，越近越安静，我在敞着的门外站住，悄悄向里面看：这是一个十六个床位的大病房，住着八个伤员，伤员们半坐半卧在各自的床上，彭澄坐在房间尽头的一个空床上，面对着他们。
“难道说，就没一个愿出节目的？”彭澄说。伤员们纷纷小声说不是不愿，是不会。彭澄说：“不会节目，会说会笑吧？……那就行！我跟同志们交个底，我今天下午的任务是制造节日气氛，春节了嘛。待会儿领导还要检查，看我节日气氛制造得如何，到时希望同志们配合一下，大声说话大声笑——体现节日气氛的意思，不想笑的也请装一装，估计领导待的时间不会太长。总之吧，为了我的个人进步，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话音刚落，全场开怀，包括躲在门外的我。笑着，伤员们就“个人进步”这个话题七嘴八舌地向彭澄问开了。
“彭护士入党没有？”
“入了！”稍停，“思想上入了。”
又是一阵会心的笑。笑声中又有人高声地问：“那，立功了吗？”
“立了，二等功！”等全屋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叫，彭澄方道，“我们所立的集体二等功，有我的一份。”
士兵们开心极了，屋里气氛立刻活泼、融洽起来。我悄悄向彭澄看去，她也在笑，细密的小白牙一闪一闪，黑眼睛笑成了两道缝，光润的脸蛋儿红扑扑的，像个喜庆的节日娃娃。成功地“暖了场子”之后，她开始讲笑话。
“……有这么一对老夫妻，同年同月同日生，六十岁生日时他们决定庆祝一下。上帝问他们有什么愿望，老太太说，她希望能得到一笔钱，和她的丈夫一块周游世界。上帝点点头，问老头有什么愿望。老头说，他希望得到一个比他年轻三十岁的妻子。上帝说，好吧。并即刻满足了他们各自的愿望：老太太得到了一大笔钱，老头呢，胡子长了，背佝偻了，牙全掉光了，一下子老了三十岁，九十岁。”屋里静静的，士兵们一时没反应过来。彭澄笑眯眯道：“他的妻子六十岁，正好比他年轻三十岁。”
士兵们大笑起来，恰好所长路过，闻声而入，笑眯眯道：“好热闹啊这里！”同时对彭澄点了点头，表示满意，表示致意。士兵们一看所长还真的来了，一个个差点没有笑翻过去，令所长感到了这笑跟自己大有关系，又不知“关系”在哪里，不免疑惑，但大家只看着他笑，不予解释，越发地让他心中忐忑，出门时下意识把脸对着门上方的玻璃照了一照，没有问题。于是小声问站在门外的我：“他们笑什么？”
我安慰他道：“彭澄讲笑话呢！”
那个下午结束的时候，彭澄给伤员们跳了舞，霹雳舞。她跳舞的时候就没有人笑了，人人屏息静气，生怕打扰了那个美丽的舞者——年轻女孩儿仿佛陶醉在了另一个世界里，脸上的表情如梦似幻：眼睛眯起，喇叭花似的双唇微微张开，目光透过迷蒙的睫毛向一个看不见的远方望去；手臂如鸟儿飞翔的两翼般舒展、轻摇；两条长长的腿大幅度抬起后再无声地踏下，如同踏在棉花上，又如同飘浮在云朵里。八名伤员都是外伤，有的轻，有的重，此时，棕黑的脸上一律轻漾笑意，含着友爱，不用说，还有倾慕；身穿夹克式绿色作战服的女孩儿背衬雪白的“天幕”、面对年轻的士兵翩翩起舞，把春节前的边防装点得宁静、美丽。
我对彭澄说了护士长对她的信任，她无所谓地一笑，“她怎么不信任信任她自己呢？噢，自己分配自己陪轻伤员散步去。谁不想陪伤员散步？可以趁机到处转转，看看风景，走出营区都不算违纪——还能减肥！”
她是那样地想出去看看，她来后还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我决定想法满足她的这个愿望。我跟领导说我一个女同志单独出行不方便，如果可能，请安排一个女同志一块。领导问：“没问题。说，要谁？”我说：“彭澄。”
那天傍晚，我去阵地采访回来——我晚上住医疗所，白天出去——彭澄鸟儿一般向我飞来，跑到跟前一句话不说，张开两臂抱住了我，一张脸就埋在了我的肩上。我不太习惯这种同性间身体上的密切接触，使使劲，推开了她，她把脸别在一边不肯正面对我。
“嗨嗨嗨！怎么啦？”
她迅速在脸上擦了一下，“韩琳姐我有一种预感——”
“什么预感？”
“改变我命运的时刻来到了！”
我顿时感到了压力，同时也产生了怀疑，我这样做究竟对还是不对？
在一个没有太阳的晴天里，我们来到了三连。这种天气我也只在云南的大山里见过。没有太阳，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晴：湛蓝湛蓝的天空明澈高远找不到一丝丝云，山绿水绿地绿满目皆绿鲜绿鲜绿，纯粹、浓密、耀眼。三连连指设在一个天然石缝里，穿过窄而昏暗的通道，就有一个相对宽敞平坦的空地，空地中间摆几个子弹箱，上面蒙块军绿塑料布，就是连部的会议桌兼餐桌了。桌子中间有一盏煤油灯，明亮的灯花在玻璃罩中跳动。连长去哨所了，指导员接待的我们。指导员快三十岁了，已有干部、老兵称他为“老爷子”了。彭澄跟在我的身边，大睁着两眼看东看西，有时看得着了迷竟会呆呆站住，像个跟妈妈来到从未到过的地方游玩的孩子。指导员向我介绍着连队的情况，眼睛却时时向彭澄那里投去像是不经意的一瞥。彭澄的年轻可爱，她的好奇单纯，她毫不掩饰的敬意，最能激发出男人们的男子汉气概。概况介绍完毕时指导员主动提出带我们去十六号高地看看。“连部这里没什么看头。”他说。彭澄欢呼雀跃。指导员别过脸去，极力掩饰起眼里的笑意，几秒钟后，转过脸来，已然满脸满眼的严肃。“戴上钢盔。”他说，谁也不看地说。但马上就有战士跑去给我们拿来了两顶钢盔，一个素质很好的连队。
前面两个拿着冲锋枪的战士开路，后面指导员殿后，我们一行五人向十六号高地出发。地上湿漉漉的，地表被雾浸湿了，下面的山地依然坚硬，因而格外滑，稍不小心就是一个趔趄。我们人手一根拐杖，几步一滑地向山上蹭。山中有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身边，头顶，遍是藤蔓枝叶纠缠不清的亚热带植物，我们遵嘱不去碰它们；要滑倒时，尽力身体前倾不向两边去，山上到处都是地雷。静下来用眼睛搜索都可以看到：也是绿色，扁圆形，大小如烧饼。彭澄比我先看到，回过头来指给我，神情相当紧张，但不失镇定。我让她一定记住指导员嘱咐的上山要领，她点点头，转身跟着前面的战士继续向上爬。这时二号军裤在她腿上都显得短了，每一次向上攀爬时腿的后蹬，裤脚与袜之间都会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
十六号高地本是这场边界冲突中的一个热点，今天却热闹非凡，八一电影厂来了个摄制组正在拍摄，士兵们围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树下面甚至还拴着两只后方慰问来的没舍得杀的鸡，人笑鸡叫，一片祥和。这时对峙双方两国外交似已取得了某种进展，于是，作为“外交的延伸”——军队的军事活动，也随之暂停。加上春节是双方共有的节日，大家便都遵守了和平的默契。
摄影师拿着把镐头对准一个钢盔猛砸，别人要帮忙他不让，大概是怕达不到他脑子里的设想。彭澄小声问我：“他要干吗？”“做旧。”我说，并进一步解释，“他可能想拍战斗实物，这钢盔太新啦。”一个士兵插道：“早知道有用我们就留下了，那玩艺儿太多了，钢盔、枪、枪管都打弯了，都让军工给运走了。”士兵们早就注意到我们了，或说，注意到彭澄了，只是一直没好意思、没机会同我们搭讪。
摄影师开始拍摄，对准一些破钢盔、炸烂了的工事、秃了顶的半焦树木左拍右拍。彭澄看得目不转睛，自跟我出来以后，她就是这副表情，看什么都目不转睛，黑眼睛瞪得溜圆，似要把看到的一切都通过眼睛吃进胃里再通通地消化吸收掉。那样子简直就像饿狼觅食，又像是海绵吸水，干透了的海绵，地。
摄影师拍完了实物，开始拍人，对着一张纸片看看，叫道：“谁是张天富？”
士兵们纷纷扭头，找，嘴里胡乱叫着张天富的名字。没有张天富。一个士兵转身向山洞跑去，那里是他们阵地上的宿舍。片刻后，从洞里带出来一个个子小小的战士。他的个子实在太小，目测不如我高，顶多一米六，刚出现在我视野里的一刹那令我的心怦然跳动：这不姜士安吗？个子，肤色，脸上那略有些腼腆的神情……当然同时知道他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姜士安已高出我大半头了，穿着四个兜的衣服，是干部了，营干，不仅不再腼腆，而是相当地自信从容了。
张天富的事迹是，独自一人在一个距敌方只有六米的哨位上坚守了七个月零五天。那个哨位是一个小石缝，小到只能容得下一个个子在一米六○以下并且要单薄的人。张天富符合这些要求，就被派了上去。他今年二十岁，十八岁当兵，第三年兵的老兵了。如果两年多的部队生活仍没能让他长高的话，他可能就是长不高了，这点他不如姜士安幸运。摄影师安排他坐到了摄影机前，自带的马达转起来了，上千瓦的大灯亮起来了，张天富被灯晃得眯起了眼睛，两手放在两膝盖上，像是正在听课。摄影师对着他不断下一些很具体的命令：“别眯眼！……说话。……随便说什么，现在不录声音。……笑一笑。稍微笑大一点——太大了！……”张天富忠实执行着摄影师的每一道命令，却没能力使摄影师满意。摄影师也看出了这点，关了灯，沉思片刻后左右环顾，相中了彭澄，招手叫她坐到张天富的对面，把彭澄吓得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我不行，我从来没有拍过电影！”
“放心，不拍你。”摄影师很实在，“你就负责跟他聊天，愿聊什么聊什么，目的只一个，让他松弛。”
大灯再次亮了起来，周围一下子安静了。明亮灯光下的彭澄美丽得无可挑剔——唯有年轻才能经得住这样明亮的挑剔——头发、眼睛、皮肤，直至脖子，细腻，光滑，熠熠生辉。彭澄如入无人之境。一旦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就不再紧张，对付士兵那是她的强项。她一手支在膝上托着下巴，微微含笑看着张天富，像一个好脾气的大姐姐。
“小张，多大了？”
“二十。”
“我比你大多了，你得叫我姐。”
于是小张心甘情愿地，或者说十分高兴地，叫了一声：“姐。”
彭澄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