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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宋国人叫澄子。一天他丢了一件黑棉袄，于是便上街去寻找。看见有位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袄，于是他便揪住不放，说：“今天我丢了一件黑棉衣。”那位妇女惊讶地说：“你虽然丢了一件黑棉衣，但我这件黑棉衣的确是我自己做的呀。” 澄子说：“你还不赶快把这件黑棉衣还给我？我丢的黑棉衣是绸子做的，你这件是布做的，拿布做的当绸子做的，还不便宜你了？”
“因为我丢了一件黑棉袄，所以你这件黑棉袄就是我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因为什么就如何”的“因果”联系，而这种杜撰出来的因果联系，恰是“论据与论题不相干”。
如前所述，所有的论证都是由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三部分组成的。论题是论证中它的真实性或虚假性需要确定的判断；论据是用来确定论题的真实性或虚假性的已知为真的判断，它是一个论证的根据；论证方式是论题与论据之间的联系方式。一个完整的论证，不仅要有论题和论据，而且论题和论据之间还必须要有逻辑联系，这样才能以真实的论据确定论题的真或假。而这些正是充足理由律的基本内容和逻辑要求：在论证过程中，任何一个论断被确定为真的，必须要具有充足理由；理由必须真实，理由与推断之间要有必然的联系。违反充足理由律的这两条要求，就要犯“虚假理由”的错误和“推不出”的错误。
这是因为，如果在一个论证过程中，论据与论题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论据不是论题成立的充足理由，自然也就不能从论据推出或证明论题了。又由于任何一个论证，都是推理形式的综合运用，因此，所谓论题和论据之间的逻辑联系，就是指论证必须符合各种推理形式的逻辑规则。
上述的这种“因为什么就如何”的“论据与论题不相干”，表现在人们的沟通交际中，实际上就是以非论证的表述来取代论证，但这种表述与论证毫不相干，这属于“不相干谬误”。这是最常见的语用谬误。如果是故意以非论证的形式取代沟通语境中应具有的论证，则就是诡辩了。
战国时期楚国的宋玉曾写有一篇《登徒子好色赋》：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处于后宫。”
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
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
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上，无说则退。”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如臣之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又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宋玉的这种“因为什么就如何”的“因果”联系，显然是诡辩者“挤牙膏皮”式的杰作。
因为，在他的论证中，如果从他视“增之一分太肥，减之一分太瘦”的美色而不见，还可以勉强推出他“不好色”的结论；但是，尽管登徒子与其“蓬头挛耳，齞唇历齿”，又瘸又拐，还满身疮疥的妻子共生有五个孩子的陈述是真实的，可这与登徒子“好色”的结论之间却毫无任何逻辑联系。宋玉把这种真实的论据和诡辩的论题强捏在一块，是基于如下的因果句：
因为不弃丑妻，所以就是好色。
我们可以将其还原为一个假言推理的形式：
如果不弃丑妻，那么就是好色。不弃丑妻，所以好色。
显然，这个假言推理的大前提的因果联系是不成立的。宋玉想当然地捏造了这种“因为什么就如何”的因果关系，其诡辩手法昭然若揭。
按现实的表现，与那些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人相比，与其说登徒子“好色”，毋宁说登徒子是模范婚姻的表率。
这种“牵强附会”的“因为什么就如何”诡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
报载某贪官为自己被黑社会腐化的行为辩解：“被黑社会腐化实属无奈”。理由是，“因为大权在握，所以身不由己”。
某贪官收受贿赂，东窗事发。检察机关经过仔细调查，终于弄清楚了贪官的受贿金额。但贪官拒不承认，并愤愤地说：“不错，别人是送了我50万元，但都是假币，应视为无效货币，所以不能说我受贿。”
因为大权在握，所以身不由己？因为接受的是假币，所以就不是受贿？这种刺耳的声音，倒应了黑格尔的一句评价：“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都可以为它的腐败说出好的理由。”＇36＇
如果说这些“牵强附会”的诡辩让人好笑的话，那么下述的“牵强附会”诡辩就让人愤慨了。
据报载，武汉有个人为制止歹徒盗窃某商店而被刺身亡，后被追授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英雄的壮举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但当英雄的妻子将这家商店告上法庭，索赔安葬费、子女抚养费、精神损失费时，非议就来了：“见义勇为是一种崇高的行为，不能让金钱来玷污。”
又据报载，有个人勇救落水儿童而牺牲，被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当其家属向对烈士的死负有责任的单位提出民事赔偿时，该单位却声称“烈士家属无权要求民事赔偿”。
英雄的名号可以永存，但英雄的名号却永远不是货币。英雄家属的“开门七件事”，仍然需要最现实的经济补偿。这对整个社会来说，也能促进见义勇为等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因为要求合理的索赔或接受补偿，就玷污了见义勇为的行为”，这种把经济补偿与“不崇高”硬扯到一起的“崇高论”，要么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腔调，要么是“牵强附会”的诡辩。我们实在不能再在这种云里雾里的“崇高论”下，让英雄流血后再让英雄的家属流泪了。
● 众口铄金“以人为据”的“推不出”诡辩
老子曾经说过：“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然而，认识难免误区，传播难免讹传，往往是“谎话说一千遍便成了‘真理’”，从而使人们把原本错误的东西认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造成谬误流传。
《韩非子？内储说上》有则故事：
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集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 庞恭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对于这种“三人成虎”的混淆视听，古人早就说过：“古人有言，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邓析子？转辞》）
“众口铄金”本意为，众口一词，足以使金属熔化。也比喻人多嘴杂，能混淆是非。用在诡辩手法上，则指以人为据的“推不出”诡辩。
所谓“以人为据”是指，仅仅以一些人的言行为根据，对某一论点或者肯定或者否定，却并没有考虑他们的言行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以人为据”谬误却不胜枚举，并且有一些“以人为据”的实质是以“大家认为”来代替逻辑的论证，用以攻击某人的个人品质。这就是“众口铄金”的诡辩了。
报载一位老师，因自己班上丢了东西，又一时查不出是谁偷的，竟荒唐地让全班同学投票“选小偷”。当被“选举”出来的同学问有什么证据时，这位老师竟摇晃着那一叠“选票”说：“大家选你，你就是小偷。”
某次“丢东西”只是一次独立的事件，就算某个人以往有过“偷东西”的经历，但他以往的经历与这一次“丢东西”之间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经验中的因果联系充其量只是一种“可能”，但这种“诉诸公众”的“共识”却显然把本不必然的“可能”联系当做“确凿的证据”，从而将毫不相关的两件事情扯在了一起。
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类似于“选小偷”的事例。像什么“选最差公务员”、“选劣迹人”、“选最差教师”等事例，屡屡见于报端。更有甚者，据《今日说法》中的一个案例，某地的一个法官就曾言之凿凿地以“大家的共识”为据，将一个人无罪的人定了罪。这些冠冕堂皇的举措和言行，无一不是“选小偷”的翻版。
其实，一个“选”字并无多少特殊功能。但它却有着不容亵渎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就体现在“选”的过程中的对所有相关事件的认可。如果只是为了交差，或为了对某件独立的事件有个交代，就滥用“选”字，无疑是对事物因果联系的漠视，无一不是在“众口铄金”之下，拿人的尊严开玩笑。
● 假虎张威“滥用权威”的“推不出”诡辩
“假虎张威”是指，借别人的声威恫吓他人。用在诡辩手法上，则是在论证中，不是去分析论题本身是否正确，不是以真实、科学的论据去论证论题，而是利用自己的权利或不加分析地援引别人的权威，将之当成“永恒的真理”，以此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滥用权威”。
最为恶劣的“假虎张威”诡辩，应该说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的“赵高指鹿为马”了：
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
至于现代，“假虎张威”式的诡辩，许多人也是有所体会的。其中既有“假他人之威”的，也有“假自己之威”的。
如今在一些地方，有些人徇私舞弊的根据，是“领导发话了”。这种不要原则，不要责任的“假领导之威”，严重地毒化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而前述“选小偷”的思维方式之所以能够得逞，除“以人为据”外，更严重的则是最后判定者的“我说这是根据就是根据”的“假自己之威”。如果他不具有一定的权利并且滥用了这种权利，他能够“我说这是根据就是根据”吗？这与当前许多领导的那种“没什么好商量的”的话语，殊途同归，都是一些人滥用了权利所赋予自己的权威所进行的“假虎张威”式的诡辩。至于问题的真假是非之根据，一切以自己的意愿为转移，用不着讨论或无须讨论。对于这种官僚主义作风，不民主作风，老百姓是深恶痛绝的。这也说明，党风建设，民主作风的建设，不但具有民主制度如何建设的问题，同时也具有逻辑的问题。
● 恶言泼语“诉诸他恶”的“推不出”诡辩
“恶言泼语”是指，用恶毒、蛮横的话语胡搅蛮缠、撒泼耍赖、无理取闹。用在诡辩手法上，则是“诉诸他恶”的“人身攻击”。亦即，在论辩中不是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论证论题，而是离开论题本身，无理攻击对方的个人品质。这种诡辩手法的实质，是以不道德的论证手段，取代正常的逻辑论证，以便使自己在论辩中获胜。
黑格尔曾讲过一个故事：
市场上有个女商贩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