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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哭了吗？”钱国庆问。
“没哭。我妈不让我哭。”胡安川说。
钱国庆不再问什么了，他的心一阵阵地发闷，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上了。
天色渐渐灰暗下来，钱国庆和胡安川沿着河边的小路往厂里慢慢走去。空旷的田野里泛起了一片凄然的蛙鸣蛐唱，伴随着两个少年缓慢沉重的脚步，渐渐响彻了酷热闷倦的夜空。
暑假来临，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渐渐传开了：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工厂的劳改犯将被陆续全部遣散回原籍。据说这是出于备战、备荒的需要。工厂的成分将由从全国各地调来的真正的工人阶级和返乡知识青年彻底替代。对于劳改犯当中的极少数思想改造好的技术骨干，可考虑留下，并解除劳教，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不久，这一传闻终于被证实了。这一切来得突然、意外，完全是军事化的运作，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点。
胡安川的母亲既不是技术骨干，也不属于思想改造好的犯人，故而不再“留厂解教”之列。一想到就要和自己最好的伙伴分手了，钱国庆心里非常难过。临分别的前几天，他们几乎天天来到河边待在一起。俩人默默地坐在河堤上，看着缓缓流动的水面，偶尔说上几句尽量不引起彼此伤感的话语。他们最后一次在河边相聚的那天下午，两个人终于忍不住掉下了眼泪。钱国庆把自己积攒的十几块零花钱全部拿出来塞给了胡安川，说以后用这些钱买邮票，好给他写信。这十几块钱对胡安川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他从小长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一开始他死活不敢要，他说自己没地方放，要是让母亲发现了，非得打他个半死。钱国庆告诉他，这钱他一定得收下，回到农村老家，日子肯定更苦。“你和你妈妈又不会种地，靠什么养活自己？”这是钱国庆这些天来一直在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胡安川手里攥着这十几块钱，泪流满面地望着钱国庆，他一句话也说不来。钱国庆也哭了，他伤心是因为除了舍不得胡安川以外，还有就是他实在想不通，胡安川和他的妈妈为什么会这么苦？
胡安川和他母亲被遣散的那天，钱国庆远远地站在一座破砖窑上，目送着架着机枪的军用卡车押解着一车车劳改犯缓缓驶出了工厂的大门……很多年以后，每当钱国庆回想起这一幕，心里始终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酸楚和悲凉。
这一年钱国庆进入了初二。班里增加了很多新同学，其中大部分都是工人阶级的后代。从这以后，钱国庆再也没了真正的好朋友。在班里，他是唯一不合群体的“单干户”。不知是从哪天开始，班里盛传出一段关于他的顺口溜：假装高干，喝着稀饭；没爹没娘，球没名堂！每当有人冲他起哄、嘲笑的时候，他心里就想：我日你妈！钱国庆的孤僻使得他比很多同龄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种种怪异、新奇的问题。有时他常常为将来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做自己老婆而发愁，是《少女之心》里面那样的骚女人曼娜？还是像黎老师这样的淑女？或者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的那个王芳？想来想去，他最终也没能拿定主意。因为他发现，虽说她们每个人都有令他痴心、迷恋的不同优点，但也有很多令人失望的缺陷和弱点。对自己的未来，他更是忧心忡忡，没少发愁——当知青、当工人、当干部、当军人，还是当别的什么人，他竟找不到一个能够适合自己，或者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觉得当医生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后来他发现，医生一天到晚尽跟些要死不活的病人打交道，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他也想到过当作家，可想来想去，发现自己的想象力很贫乏，完全不具备编故事的天赋。况且现在那么多的作家不是成了右派，就是反革命，一句话说漏了嘴，一辈子就完蛋了。
这段时间，班里一个叫高红梅的女孩子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高红梅有个哥哥，曾经跟表姐是同班同学，也是支边青年。他发现高红梅经常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每当他和她的目光对视的时候，她脸上就会有一种说不清是害羞还是高兴但却非常可爱的表情。在他的记忆里，从小学到现在，自己几乎没有跟任何一个女同学有过来往，甚至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他很羡慕那些经常跟女同学打打闹闹，却毫无愧色的坏小子们。在他看来，高红梅是个安静的女孩子，平时少言寡语，也从不与人争强好胜，跟自己很有些相似之处。很快，他就对这个女生产生了特殊的好感，以及诸多不切实际的遐想。
开学后不久，学校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参加每年一度的学农劳动，为期一个月。不用坐在教室里，苦苦熬着无聊乏味的四十五分钟，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体验农村贫穷朴实的另类风情，给这些阅历贫乏、眼界狭窄的工厂子弟带了很大的欢乐和刺激。
钱国庆和高红梅的“友情”，也在这段时间有了悄然的进展。在一个阴雨天，钱国庆和班里的其他几个同学，其中也有高红梅被分配参加搬运化肥的劳动。在蜿蜒泥泞的乡村小路上，扛着10公斤一袋的化肥，不时就有人跌倒或掉进路边的水田里。等到了生产队的仓库，一个个都成了泥猴。高红梅和另一个女生更是狼狈不堪，整个儿成了一尊泥塑。钱国庆乐了，少有的开心。高红梅来到他跟前，半真半假的生气问他，有什么好笑的？钱国庆于是不笑了，讪讪地说，“笑笑怎么了？”说完，便转身躲开了。晚饭的时候，高红梅干干净净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并不时向他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从这以后，他和高红梅的目光频频对视，双方的表情和眼神也越发丰富、精彩起来。有一天，趁没人注意的时候，高红梅悄悄地塞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想跟你说件事！
这张纸条给钱国庆带来了心悸、惶恐、好奇等等一系列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他想了一夜，最后决定以同样的方式，将“游戏”进行下去。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偷偷将那张纸条还给了高红梅。纸条的背面写着：什么事？
自胡安川走了以后，钱国庆的心情第一次变得舒畅、活跃了。高红梅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将一本名曰《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外国翻译小说交给了他。她羞涩地问他，你看过这本书吗？他摇头，说：没有，但听别人说过。其实他从来没听说过这本书。他看过的那些所谓的小说，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没有一本是正经玩意儿。当他的目光掠过她那微微突起的胸前时，他的脸顿时发烧变红了。他不敢抬头再看她，只是盯着自己的脚尖，心里盘算着该跟她说些什么。“我先走了。”高红梅说完，转身走开了。良久，钱国庆才打开那本书，可惜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脑子里充满了刚才那对突起的小丘。
第一章阿根儿 （1）
三
生产队有个地主的后代，名叫“阿根儿”。阿根儿30来岁，未婚，一个沉默寡言且没有表情的男人。阿根儿身体很强壮，身高约1。80米，是农村少见的英武男人。多年来，阿根儿一直负责守护生产队的鱼塘。鱼塘的岸边有一个用稻草和篱笆搭盖的茅草屋，供阿根儿躲避风雨和夜晚睡眠之用。钱国庆对这个老实巴交的“五类分子”渐渐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他总觉得阿根儿身上有胡安川的影子。据做饭的大婶说，阿根儿很小就成了孤儿，他父母是解放前夕失踪的。解放以后，政府根据留在他名下的田地，将其定成了地主成分。阿根儿的父母究竟是死是活，没有肯定的说法，有说跑到台湾去了，也有说是被人民政府镇压了。这天晚饭后，钱国庆来到阿根儿的茅草屋，见阿根儿正捧着一只硕大的土碗蹲在地上，“呼呼”地喝着碗里不知是什么做的稀糊糊。见有学生进来，阿根儿停了下来，用一种诧异的目光注视着他。钱国庆大咧咧地径直走到一个木墩跟前坐了下来，抬头看着他，说：“吃你的，我没事儿。”阿根儿于是继续埋头小心地喝着稀糊糊。“阿根儿，你姓什么？”钱国庆笑着问。阿根儿没有回答，只是稍稍停了一下，就又接着喝开了。“问你呢！”钱国庆抬高了嗓门儿。阿根儿缓缓地站了起来，用手掌抹去残留在嘴角上的稀糊糊，木呐地回答说：“我没姓！”钱国庆奇怪地看着他，在确定阿根儿没有跟他瞎说以后，才又接着问：“那为什么？怎么会没姓呢？”阿根儿没再搭理他，弯腰拿起那个大碗，走出了茅草屋。自讨没趣的钱国庆跟着阿根儿走了出来。
阿根儿走到鱼塘边，将大碗摁进鱼塘。水面上顿时出现了一层金黄色的漂浮物，四面游来的鱼儿搅起粼粼的浪花，阿根儿的脸上顿时映现出跳耀的光团……
这天夜里，一场突降的暴雨，冲垮了鱼塘的围堤，无数的鱼儿死的死，逃的逃，生产队的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生产队随即召开了批斗大会。阿根儿被五花大绑押进了会场……“打倒地主后代田戴根……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串串愤怒雄壮的口号此起彼伏。参加批斗大会的贫下中农和学农的学生们群情激昂，争先恐后地揭发批判阿根儿。钱国庆这才知道阿根儿其是有名且有姓的。类似的批斗大会，钱国庆从小见的多了，但农村的批斗大会，他还是第一次目睹。按照事先的安排，学生和贫下中农的诸多代表交替轮流上台发言。忆苦的忆苦、思甜的思甜、揭发的揭发、批判的批判，凡上台发言的代表，无一例外义愤填膺，对地主狗崽子田戴根要么拳打要么脚踢，最不济的也要冲上去将阿根儿本来就低得不能再低的头狠狠向下摁，表示自己对反动地主的满腔仇恨和坚定的革命立场。阿根儿伤痕累累的大脸在汗珠、血污和泪水的浸泡中透着令人惨不忍睹的哀凉和悲怆。鱼塘明明是暴雨冲垮的，跟阿根儿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时下有一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题材的样板戏——《龙江颂》，里面就有个反动地主分子趁着暴雨涨洪，扒开江堤，企图制造洪涝灾祸，阴谋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妄想把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推向水深火热的旧社会——其用心何其毒也！阿根儿于是成了活生生的典型，其险恶用心和罪恶目的与戏里的反动地主竟是不谋而合。对样板戏里的那个反动地主，钱国庆立场绝对鲜明，恨得咬牙切齿，可对台上的阿根儿却给予着很深的同情，他压根儿就不相信阿根儿会有那么大的狗胆——敢故意破坏革命生产。在他眼里，阿根儿跟胡安川的父亲——胡雪秋那种死到临头还唱《国际歌》的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分子完全不是一码事。他借着上厕所的工夫，偷偷观察了一下整个会场，他发现班里也有一些同学或多或少都表现出对这种场面的恐惧和厌倦。当他的目光流向高红梅的时候，他看见她那小巧玲珑的鼻尖上渗出的汗珠在阳光下泛着点点银光。她也看了看他，但随即就把目光转向了台上的阿根儿，完全没有以往的情形。也许她认为这种场合不适合跟他进行那种交流。
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在泥泞的鱼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