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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加斯东·迪尔曼感到遗憾。我对他抱有好感。他的职务看来不轻松。
鲁瑟尔讥讽地说：“一目了然。一切都允许。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只有一点我们不能做。我们不能鲁莽地问这些亿万富翁，他们的亿万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是通过多少不公正和伤害取得的。那样不文雅。”
“您夸张了，鲁瑟尔先生。”迪尔曼说，又摸摸他的头发，“请您指证这些人之一有罪……”他打住了，一脸不高兴。
“好，还有呢？”鲁瑟尔问。
“然后……我们会找到途径，让他承担责任。”迪尔曼说，头往后一甩。
“迪尔曼先生，”克斯勒说，他沉默到现在，此时气势汹汹，惹得众人都看着他，“我们大家都是公共舆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不对了吗？根据法律，每个人都同样享有幸福、安全、正义和信息的权利，这也不对了吗？”
“它们还是对的，克斯勒先生。”迪尔曼说。此人忍耐力无限。也正因为如此，才选派他来完成这一任务。
“护士安娜·加丽娜也有这一权利。”克斯勒说，他的声音现在高昂起来，“海军少尉维阿拉同样享有这一权利。安娜·加丽娜在米兰有家属。维阿拉留下了一位老母亲。即使我们破获了这些罪行，关于他们的最亲爱的人是如何死去的，我们也要向他们过滤、删除并经过审查地公布真情，对吗？”
“我对你们讲过，我们被逼进了一个麻烦、难堪的处境之中，克斯勒先生。”加斯东·迪尔曼说，挪挪他的眼镜，“可干了这些事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笨蛋。可惜——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几个直接的当事人不了解或至少不立即了解真相，总比全世界因为这一真相的公布被吓坏而采取无法控制的行动更好。正如弗里瑟先生向我证实过的，您也应该跟我们持同样的看法，克斯勒先生。”
“我知道，”他愤愤地说，“我跟他通过电话。这真是少有的天大的丑闻，我说。我不会为此原谅我自己。我们，这些成熟的男人们，坐在这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演的什么戏，明白事关什么，为什么要演戏。无辜者或有罪者在此丧生，无所谓，失去生命的是他们，而且还将这么丧生下去。而我们，我们现在得到任务，向您，迪尔曼先生——不是针对您个人，您只是奉命行事——向您报告一切，好让您对我们讲，我们该如何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和不可以做什么。”我还从没见过克斯勒这么激动。他望望我：“您也讲点什么吧，卢卡斯！别光让我讲！”
我说：“我收到了我的公司的电报。我的公司得到了相应的指示，迪尔曼先生。我有义务照您吩咐的去做。”
“可环球保险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啊！”鲁瑟尔叫道，“国家怎么能影响它？它怎么能这么做？”
“它本来不可以，但是现在它显然能够。”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回答，拉克洛斯就说，“您总还可以说，我不参加。您为什么不这么讲？”
“因为我跟迪尔曼先生一样，坚信正义最终会胜利，”我说，“虽然有时候要过很长时间。它最后总是胜利。我不愿意到时候我不能为这胜利作出我的贡献。”这是一个谎言，我想。事实是：如果我拒绝在迪尔曼的指挥下继续工作，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就会把我从戛纳召回，让我去办一桩新的案子。那昂热拉和我怎么办？我处于一种非逻辑的情感状态，认识到只有时间才会找到答案。我只能想到今天。只想昂热拉，只想尽可能地跟她呆在一起。然后……别的我就无法去想了。
警察局长令我意外地说：“我感谢您的这些话，卢卡斯先生。我的先生们，从现在起，我们大家全服从迪尔曼先生的指挥。”
“本人绝不会专横地滥用交给我的权力。”当拉克洛斯从鼻子里鄙夷地发出一声“哼”时，迪尔曼低沉地说。
“你们继续一如既往地调查。”警察局长说，“从现在起，这些调查全由迪尔曼先生协调。”
“那我现在要问迪尔曼先生一个问题。”克斯勒说，“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先生？”迪尔曼问。
“也就是那个我们当中至今没人能澄清的问题，因为这里的一切痕迹都被销毁了。赫尔曼先生，据说他坐船去科西嘉，是去阿亚科跟生意上的朋友碰头。”我看到，迪尔曼的嘴在轻轻地抽搐。“我们当中没有人认识这些生意上的朋友。他们一定是住在私人家里，在赫尔曼来访后立即离开了。这些生意上的朋友是谁，迪尔曼先生？”
“法国的企业家们。”这位外交部来人说。
“什么企业家？他们叫什么？他们此刻人在哪里？”
“这个，”迪尔曼低声说，“我不可以告诉您，克斯勒先生。”
“为什么不能？”鲁瑟尔愕然问。他是那么惊愕，问得十分茫然。
“因为我的部里禁止我这么做，”迪尔曼说，“至少暂时如此。我只能向你们保证，这些企业家跟这一系列谋杀或其它什么不法行为无关。”
“这么说要保护他们了。”拉克洛斯说。
“对，先生。”迪尔曼说。
“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
“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迪尔曼说，扫视了一圈，“对不起，咱们的工作竟会这样开场。但是我无法改变。还有人有问题吗？”
没人有问题。谈话结束了。众人离开大房间。我突然发现我站在迪尔曼身旁。他低声对我讲：“谢谢您，先生。尤其是谢谢您用您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支持了我。”
我们正沿着一条长长的过道往前走。
“什么话？”我问。
“关于正义的话，说它最后总是胜利。您真相信吗？”
“不，”我说，“您呢，先生？”
“我也不信。”加斯东·迪尔曼说，他的无比善良的脸一下子显得非常失落。
2
当我来到昂热拉家时，一个小姑娘身穿红衣服坐在她的画室里的一张小椅子上。她吻我。昂热拉穿着白罩衫和拖鞋，白罩衫上沾了许多颜料。她在红头发上扎了一根宽丝带，眼镜用一根小链子挂在胸前。
“你看，”还在前厅里昂热拉就说，让我看左手和钻石戒指，“我拥有过的最珍贵的戒指，我此生有过的最珍贵的戒指。”她让我看右手，“你看这儿。”她说。手背被太阳晒成金灰色，那白色的色素斑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这奇迹，”昂热拉说，“是你创造的。你是我生活中最伟大的奇迹。”
我们走进画室，小姑娘站起身，行了一个屈膝礼，伸给我手，说了声：“您好”。
“这是格奥吉娅。”昂热拉用英语讲，“格奥吉娅的父亲在好莱坞拍巨片。他是个著名的制片人。现在，他跟格奥吉娅在此度假。”
“只有爸爸和我，”格奥吉娅说，又坐下去，“因为我们离婚了，你知道吗？”她把小胳膊交叉放在大腿间，严肃地望着我。
“这真叫我难过。”我说。
“我也是，”格奥吉娅说，“但也很激动人心。我半年呆在爸爸身边，半年呆在妈咪身边。这可是很叫人激动的！”
“非常令人激动。”我说，走到昂热拉身旁，她已经又站在了画架旁。这幅画很宽。在孩子的头后面，昂热拉画了一匹玩具马灰灰的轮廓。我忍不住想起那只西西里亚小马，那只有丝线和许多闪光的金属小片的彩马。它放在杜塞尔多夫“洲际酒店”我的套房里，在一只橱上，放在两只象之间。
“心灵的残酷，”格奥吉娅严肃地说，“爸爸对妈咪心灵上非常残酷。她说的。在法庭上。登在报上。我已经能读了。心灵的残酷，这是非常严重的东西吗？”
“有可能。”我说。
“这是离婚的理由。”格奥吉娅说，“但我不相信爸爸对妈咪心灵残酷。爸爸可爱慈祥。妈咪为什么立即搬去跟叔叔弗雷德同住？”
“格奥吉娅，”昂热拉说，“在我工作时你不可以讲话，这你是知道的，对吗？”
“对，当然，”小姑娘说，“我也已经够安静了。我只是问自己，如果我长大了，怎么半年跟爸爸半年跟妈妈过法。”格奥吉娅的脸一下子愁云密布。
“你坐吧。”昂热拉对我说。
我坐到一张凳子上，点燃一支香烟，看昂热拉作画。这时，那股甜蜜的、无法描绘的疼痛又一次流过我的全身。
“今天下午我开车去胡安派恩斯。”昂热拉说，“我买了几件衣服，它们改动过，我还得再试一下。你有事吗？”
“没有，我有时间。”
我们现在讲起了德语。
“那你也一起去吗？”
“当然。”我说。
她转向画，又画起来。我注视着她。
昨天很晚和今天相当早，到了好几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两封是关于全权总代表泽贝格的。他果然在法兰克福。他订了明天飞到尼斯的飞机。古斯塔夫告诉了航空公司和准备到达的时间。古斯塔夫在他的头一封密码电报里就预告了加斯东·迪尔曼会来，说到护士安娜·加丽娜的被杀。他写道，他受他的董事会指示，而董事会又听从上头的指示，最终指示我，我的一切行动从现在起要不断地向这位加斯东·迪尔曼汇报。我当然不要因此而感到受了牵制，但是在作出任何重要决定之前，都不仅要请示古斯塔夫，而且也要请示迪尔曼。好在上午的会议上我也表现得很顺从。该死的亿万富翁……
大约两小时之后门铃响了。一位身着制服的司机出现了，来接小格奥吉娅。
“明天十一点再来。”昂热拉对司机说。
“是，夫人。”
格奥吉娅以一个屈膝礼向我告别，又在脸上吻了一下告别昂热拉。她在往外走时半是自言自语地沉思着说：“爸爸仍然很爱妈咪。妈咪跟弗雷德叔叔一起生活。到底是谁心灵残酷呢？”然后门在她和司机身后锁上了。
昂热拉就站在我面前。
我从涂满颜料的工作服上方触碰她的左乳。
她解开我的衬衫。我解开她的工作服。她在那下面只穿着一条短裤。工作服落到地上。我们没有再进卧室。直到很久之后，当我蹲在躺着的昂热拉身旁时，我才慢慢地理解了她说的话。
“……怎么了，亲爱的？我说过，像跟你这么神奇，还从来没有过，跟哪个男人都没有过。”
“跟哪个女人都从来没有过。”我说。
“你怎么了？疼痛？”
“一点也不。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没有听到我讲什么。”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忍不住盯着你的嘴看。”我说，“因此，我无法听到你讲什么。”
3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