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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吧。”古斯塔夫说。我们再喝。我感觉到微辣。这确实是最便宜的香槟。我的节俭的古斯塔夫。“你应该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俩都可以信任我。为了你和她，我愿意赴汤蹈火。我根本不认识她。可如果你爱她，那么我也会为她做一切。”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是一句我还会再次想起的话。
35
这天早晨，他穿的是一件有蓝色条纹的橘黄色衬衫，打着一根绿领带。他的房间里暖乎乎的，空气稀薄恶浊。古斯塔夫的衬衫的腋窝底下露出大块深色的斑。我尽量不望过去，但我因此反而更经常看。
“戛纳发生的一切，我全知道。”古斯塔夫说，“那位克斯勒昨天还跟波恩他的上司、跟弗里瑟通过电话。说是打了一个小时。他的电话机上有个反窃听装置，克斯勒和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畅谈。十年来我一直申请给我的机子装上这么一个东西。”他气乎乎地说，“我得到了吗？我得到的是狗屎。我们得用这破烂的密码电报工作。或者我得让我的人来回飞。好了，这一下他们将基尔伍德那个醉鬼干掉了。据说那样子相当恶心，是吗？”
“噢，是的，”我说，“相当恶心。”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其他人样子恶心，可真是少见。
“谁干的？”
“不清楚。他们这期间没有进展吗？”
“没有一点线索。律师、警官以及谁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记者云集戛纳，但警察屁也不懂。被喊去的法国和美国的代表在尽量压下这件事。”
“是的，这我听说了。”我说。
“从谁那儿——算了算了。是啊，就是这么回事。成大事了。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他们一心一意，尽力掩饰。他们当然进行调查——附带地进行。我不想做这位拉克洛斯或鲁瑟尔。可怜的狗。如果人家允许他们查，不管他们查出什么来——那也只是喂猫的。法国和德国的几家报纸今天早上报道了对一位美国富翁的神秘犯罪，把整件事说成了普通的刑事案。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你以为，是谁害死了基尔伍德呢？”
“某个害怕基尔伍德对赫尔曼的死讲得太多的人。基尔伍德懂很多。”
“跟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古斯塔夫说。他一讲话，爆玉米花就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可凶手如何接近得了基尔伍德呢？克斯勒说，房子是受到监视的。”
“他们认为，有可能是谁一直躲在房子里，谋杀被发现后趁乱逃走了。”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此话怎讲？”
“不是有一大批警察在监视那房子吗？不时有一个人进去看看。有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这是发疯了！”
“一点也不。”
“不，”我清醒地说，“你说得对。一点不疯，如果出的钱足够多的话。他们有的是钱。”
“正是。这个人也害死了维阿拉。还有另外十二个人，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
“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环球保险公司得支付一千五百万。”我说，“你派我去，可是要我一定想办法证明那是自杀。”
古斯塔夫嚼着他的哈瓦纳雪茄，期待地望着我。
“出什么事了？你不是为此派我去的吗？”我问。“当然是，”勃兰登伯格说，“但我总可以好好想想吧？在这件臭事上什么都有可能。包括不止一个凶手，而是多个凶手，但也可能赫尔曼还是自杀的。”
“这么说你还相信？”
“我想相信。我必须相信它。我可以相信它。”古斯塔夫说，“因此，我把你招了回来。咱们还算走运，能证明是自杀。你得坐下一班飞机飞往法兰克福。”
“那儿出什么事了？”
“在弗里瑟打电话告诉我有关基尔伍德的一切之前，我还收到了一个电话。是法兰克福的一个人打来的，一定要跟我讲话——他说是找你的上司。然后他告诉我，他有事必须讲给你听。亲自。紧急。在法兰克福。他无法离开。还必须在晚上六点之前。”
“为什么？”
“因为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时间了。然后他就要开始工作。那家伙名叫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
“我不认识。他为什么偏偏要跟我谈？”
“因为他认识你。确切地说，是认识你的名字。了解你的一切情况。”古斯塔夫说，“他只跟你谈，不跟其他任何人谈。也不跟警方谈。根本不会跟警方谈。当然要钱。给他好了。你多带点。看他讲的值多少。”
“等等，”我说，“我完全糊涂了。这位……”
“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这张纸条上写有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亚历山大街。在西边，在洛歇街附近。”
“这位莫利托尔怎么会认识我？”
“通过泽贝格。”古斯塔夫说。
“这更加不可思议了。”
“非常简单。莫利托尔在电话上对我讲，在戛纳出事的消息登出来后，他就给戛纳的泽贝格打了电话，问他应该怎么做。”
“什么该怎么做？”
“拿他可以出卖的东西怎么办，具体我也不清楚。泽贝格知道，他在电话里说的。泽贝格要他讲给你听，你是合适的人，因为你负责此案。”
“可你对这件事答应什么了？这一切听上去都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没什么太不可思议的，”勃兰登伯格说，“如果事关大笔钱的话。那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事常常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你认为，莫利托尔现在会向我们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
“也许不是一切问题的。”勃兰登伯格说。
“那是什么的答案？”
“证明赫尔曼曾经是一头非常大的猪，他就是自杀了，因为他陷进了走投无路的处境。”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36
“喂？”
“昂热拉，我是罗伯特。”
“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不是真的！”
“什么？”
“我在电话前坐了一个小时，盯着它，想恳求它。我再三地说，让罗伯特打电话来吧，让他打电话，现在，请，请，我想听他的声音。我必须听他的声音。我不能等到晚上。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罗伯特？”
我是从杜塞尔多夫机场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打的电话。我告诉昂热拉，我必须飞往法兰克福，晚上将跟我的律师碰头。
“那以后你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吗？”
“那当然。”
“你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
“噢，上帝。”
“也许我晚上就会知道。”
“如果不知道呢？如果拖的时间长呢？”
“那我就得留下来。这是我的工作，昂热拉。”
“我明白。我明白，罗伯特。只是，你看……”线路里出现沙沙声，越来越大。
“你讲什么？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喊道。
“等等，等它结束，这噪音。”
喇叭里的一个声音传进我的电话间。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它飞往法兰克福的645次航班的通知。请旅客们经14号出口上汽车。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通知……”
沙沙声消失了。
“现在我又能听清了。”
“罗伯特，你做到了。”昂热拉的声音听起来语无伦次，低声细语，“你做到了。我……我也爱你。我的天，我想，我没有你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我知道！我知道！你离得这么遥远。”
“咱们彼此拥有。”
“对，罗伯特，对。”
“我没有你也……”沙沙声又响起来了。我等。喇叭声在重复呼叫前往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旅客。过了一会儿那噪音又消失了，但这一会儿让我觉得好像过了好久。“我没有你也没法活下去。”
“昨天夜里我一分钟也没睡。咱们的所作所为真是疯了。”
“甜蜜的疯狂。”
“邪恶的疯狂，罗伯特。我不相信咱们能幸免。咱们的所作所为是被禁止的。”
“谁禁止它？”
“咱们在伤害另一个人，因此它是被禁止的。上帝禁止它。而且……”
“我不在乎，不管上帝……”
“你让我讲完！我要讲的话实在太可怕。”
“你要讲什么？”
“我也无所谓！完全无所谓！你知道吗，我多么爱你，尽管咱们做得不对？尽管有这一切？我多么爱你，可是还没有真正认识你？”
“我……”
“你见过律师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等。哪怕是清晨五点钟，你打，好吗？”
“好。”我说。
沙沙声又响起来。我听不懂昂热拉的话了。喇叭里的声音第三次呼唤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沙沙声不断。没有意义。我将话筒放回叉簧，走到我所在邮局的柜台付费。然后我急忙——是的，我急忙，我紧赶慢赶，我一下子又能跑了——跑向一家花店。在那里我把昂热拉的详细地址给了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
“买两百马克的‘宋娅’。”我说，“请您打电话到戛纳。请通知加姆贝塔广场上的‘花月’花店，您能在您的全欧送花服务簿里找到。”
“当然，先生。要写点什么吗？”
两百马克……
要不要呢？
“当然要写点什么。我写下来。”我写好，付完钱。两百德国马克，外加电话费和全欧送花服务费。
然后，我背着旅行包穿过飞机场简直是没有尽头的过道。我的脚疼起来。我继续跑啊跑。一位机上服务员在14号登机口等我。
“去法兰克福吗？”
“对。”
“汽车开走了。那辆大众车送您去飞机。”
“谢谢。”汉莎航空公司的一辆蓝黄两色的大众车停在外面，发动机响着。司机几乎没等我在他身旁坐下就开动了。车门飞速关上。
“大人物总是慢吞吞的。”司机怒冲冲地说。他很年轻，脸板着，长满粉刺。我想，他这么怒气冲冲，肯定是因为粉刺。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的心跳得那么急，我感觉到它冲到了喉咙里。
昂热拉爱我。她爱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吞下两粒药，心里想。当我在法兰克福约会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时，昂热拉已经收到玫瑰了。
“那辆大众车绕了个大弯驶近那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位不耐烦的空中小姐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跳下去，一瘸一拐地沿着舷梯上去。”
我在纸条上写给昂热拉并且将跟“宋娅”一起送到的话是：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对不起，”我对那位美丽的、气呼呼的空中小姐说，“我真的很抱歉，请您原谅。”
空中小姐不答理我。她把我推进飞机，关上门，闩好。我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上坐下来。我的脚仍在疼。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37
古斯塔夫说，在洛歇街附近。我坐一辆出租车驶出机场，经过高速和快速公路，从现代化的、刚刚冒出来的高大住宅楼和绿化带旁驶过。后来，景色突然大变。我们陷进了小胡同的迷宫。两边的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