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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什么？”
我沉默。
“要查出这个来，不会很难。”
“是的，不会很难。”我说。
“我会查出来。”我妻子卡琳说，“到时候我会对付那个妓女的，这我可以告诉你。我要搞得她不得不离开戛纳。”
“你想怎么做？”
“这不用你操心！破坏一场婚姻！为了一个妓女！这个天杀的……”
“我对你讲了，她不知道我结了婚。我没有同她睡过觉。”
“我也要搞垮你！去古斯塔夫那儿！去公司里！我要把你的事讲给他们听！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继续保留你的这份美差，这份嫖妓流浪的美差。”
“你不可能搞垮我而不搞垮你自己。”我说，“你要生活，对不对？咱们需要钱，不管结没结婚。你不想饿死，不是吗？”
“你这卑鄙的禽兽，”她说，“我蔑视你。我打心眼里蔑视你，蔑视到死。”
“放我走吧，卡琳。求你了，”我说，“我请求你。咱们过的已不再是婚姻生活了。咱们俩还能怎么样？我答应你，永远照顾你，我将……”
“哎呀，瞧瞧他！你可真是高尚啊。活见鬼！摘帽致敬！一位绅士！这么说你要继续照顾我，你这头猪？你不想抛弃我不顾，逃走。你不想说，你找个活干干吧，你年轻、健康，还能工作。”
“你也能。”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她问，“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是你想走，不是我。有法律。”
“这我知道。”
“谢天谢地，还有保护妇女的法律。”
我从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车回了戛纳。我在“庄严”酒店发现了一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要我速回杜塞尔多夫。我洗澡剃须，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软包，穿了一身休闲西服，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第二套。下一架经由巴黎飞往杜塞尔多夫的飞机三个半小时后才起飞，于是我坐到了空无一人的平台上。由于太阳炽热，那上面撑着许多伞。在“我们的”角落里，那个昂热拉和我坐过的角落里，我喝着一瓶香槟。但我心情越来越难受，在这个角落里我已无法忍受了。我走进大厅，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后来还是没打。我在厅里坐了两个小时，老想打电话，但终于没打。我没有勇气打。我的上衣袋里放着那两只钻石耳环。我玩着它们，然后我想将它们扔掉。这时我发觉，我都快神经失常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尼斯，去机场。我在那里继续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
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我上汽车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发觉我喝醉了。后来，在飞机上，他们也看着我，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们还老是看着我，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
后来，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来我告诉她，我爱另一个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开着窗户。
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眼泪，摸鼻涕，十分冷静地问：“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瞧，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开始了这席谈话。我知道，我是一头猪，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我对自己说，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别无选择。我太爱昂热拉了，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尽管如此，我害怕这席谈话，害怕歇斯底里大发作和爱情的呓语。请求、哀求、誓言。看来男人们对跟他们结成不幸婚姻的女人们完全想象错了。他们以为，这些女人，当她们因为另一个女人被抛弃时，她们会自杀、崩溃、自暴自弃。因为尽管这一切，她们仍然爱着她们的丈夫。但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我妻子卡琳实实在在、冷冷淡淡地问。
这一下我的负罪感骤然消失了。
“我当然把房子留给你。”我说，“我搬出去。随便去哪儿，去一家酒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现在我不直说。“我身边有三千马克，可以马上给你两千八。我付房租、保险等等，你得到足够的钱，足以生活，直到我们拿到官方的判决。”
“什么叫官方的判决？”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谁讲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你很想这样，但是我不答应。一句不讲。我现在得跟我的律师谈。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讲。那么你给我多少？”
我报出一个对于我的状况相当高的数字。
“这太少！这样我无法维持生活。这倒很适合你。我得点零钱挨饿，你给我一个月的钱只够你跟你的戛纳妓女两天之内就奢侈地花光。”
“我也只有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财产。”
“你有一个银行户头。”
“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
“户头上是你的名字。我只有签字权。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你怎么办？”
“你不会这么做的，”我说，“免得理亏。”我说，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这个户头。
“瑞士的股票，其中也有一半属于我。”卡琳说，“我可以飞往苏黎世，卖掉那一半。”
“你可以这么做。”我说。奇怪的是我对瑞士的股票无所谓。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师。他二十年来就是我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我得跟他商量。
“我现在什么都不讲了，”卡琳说，“你别诱我钻陷阱。我得跟我的律师谈。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想我今天就说同意，让你跟你的戛纳妓女结婚？让你随便娶哪个妓女？你从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我现在得为我想想。我需要安全——如果我别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话。我们拥有的钱，是我们的钱，不是你的。”
“这是对的，”我说，“我们有共同的财产。不过，你存的钱也不是你的。它也是我们的。”
现在，当我们只谈到钱时，我们谈得非常平静冷淡，声音轻细，互相不看对方。
“好吧，你这头猪，”卡琳说，“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搬出去，现在立即搬。”
“可笑。你的东西呢？”
“我带上，只带最必须的。”
“怎么拿？”
“放在我的车子里。”
“那是我们的车！”卡琳喊道。
我站起来。
“你想去哪里？”
“收拾东西。”我说，“天晚了。”
这一下她又哭起来了。她从我身旁跑进她的房间，摔上门，我听到她在哽咽。接下来我听到她抽泣了整整一小时。
31
我脱去上装，解开领带，走进更衣室，先是从壁橱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在飞机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必须带上的所有东西。这张纸条是这样的：
象 玳瑁纽扣 鞋
西西里亚的小马 电话地址本 保险单
打字机 支票簿 旅行闹钟
西服 汽车证件 小收音机
换洗衣服 资料 米诺克斯相机
领带 法郎 雨衣
这单子很可笑，不过我还是照着它收拾。我先是收拾了整整一箱子衬衫、内衣、袜子、鞋和领带。有一大堆东西。每当我停下来歇一会儿时，我就听到卡琳在抽泣。她的抽泣声更大了。
我走进杂物间，找到一只内有木棉的大箱子，拎进卧室，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再拿报纸包起，一个一个地包。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马。然后是那只半导体小收音机，它放在我的床头，虽然我们有一台高档音响，我还是很喜欢它。最后是米诺克斯相机。我把我放在写字台里的个人资料、我的私人电话本、汽车证件、玳瑁纽扣、领带别针和三块手表收进一只旅行包里。我带上了我的全部手表，这尤其可笑。那些手表，包括我戴在手上的，全是卡琳送给我的。
收拾完，我就把箱子和纸箱搬下去。我的车停在楼前。我使用电梯，把箱子放进车尾的行李箱。好在它很大，但还是不够大。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装象的纸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不得不几次上楼。第二趟时，对面的门开了，我们的邻居哈特维希夫人站在那里。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
“晚上好。”我说，想往前走，可是她跟着我。
“您在干什么？您搬出去？”
“暂时搬出去，是的，哈特维希夫人。”从室内能听到卡琳的抽泣。
“您可怜的妻子……”
“是的，”我说，“请您原谅，哈特维希夫人。”
“您这么做不公平，卢卡斯先生。您有这么个好妻子……”
“哈特维希夫人……”
“什么事，卢卡斯先生？”
“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她说声“不要脸”就走了，摔上了她的门。当我开始将我的西服连同衣架运下去时，我感到，她正在透过门上的猫眼观察我。它们很沉。我在潮湿的闷热中淌汗。我的腿和脚疼起来。我吞服药片，没效果。这活儿真累人，我真想休息，但是没办法。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街上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出来透透气。我大声地诅咒。衬衫、裤子，全粘着，汗从头发上流经额头淌到脸上。我终于全弄完了。车子超载，陷了下去。我再一次乘电梯上去，打开卧室门。我把两千八百马克的百元钞票扔在一个橱柜上。卡琳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
“这是第一批钱。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会通知你。”我说。
她默不作声。
“好好过，卡琳。”我说，“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原谅我。”
“要我原谅你？绝不会。绝不！上帝会惩罚你！你这恶棍！”
这样做没有意义。现在我得赶紧走。我走向门口，突然听到卡琳从床上跳起，跟在我身后跑过来。我来到门口。当我走进过道时，卡琳追上了我。她抱住我，嘶声喊：“留下来！留下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要走，原谅我。”我说，挣开她。对面的门拉开了，哈特维希夫人又站在那里。一见到她，卡琳就喊道：“哈特维希夫人，我丈夫离开我了！”说完，她扑进哈特维希夫人的怀里，痉挛地大哭，听起来很吓人。
“这看得出来，”当我走进电梯时哈特维希夫人说，“但您不是孤独的。您还有朋友们。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可怜的、亲爱的卢卡斯夫人。您丈夫会明白的。您丈夫，他会大吃一惊！”
我摁下行的按钮，电梯滑下去。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声嘶喊：“罪犯！猪！可怜的狗！你会受到我的惩罚！我要让你一贫如洗！”
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我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