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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
“您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卢卡斯先生。咱们相互用法语交谈,行吗?”
“行。什么时候?”
“您等等……明天十点有人来,我为他画像……”在我讲话时我听到一个轻微的男人声音。这一定是那位新闻播音员,我想。“九点成吗?”
“当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话……”
“噢,我总是早起。那就九点吧。地址是……”
“克洛帕特亚豪华住宅楼。蒙托洛街。A区。四楼,我知道。”
“好。我九点等您。祝您还能有个美丽的夜晚。”
这最后一句话令我诧异,令我感到舒服。
“我祝愿您同样如此,夫人。”我说。
可是她已经挂断了。
我坐在那里,望着我的光脚趾,回忆是谁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祝愿过我有一个美丽的夜晚,但是我想不起来。一定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想起洗澡水来,浴缸已差不多满了。看来我在那里呆坐了相当长时间,却没有意识到。我冷热交换着洗,然后用劲儿擦干身子,打开我的箱子,取出内衣和西服,挂到卧室有推拉门的大壁橱里,门上镶着镜子。电报密码和资料我放在一旁,我得将它们存进酒店的保险箱。
我将我的晚饭订到房间里,因为来参加这场盛宴的人非常多,我宁愿单独一人。我吃得好极了。当侍者推走小车后,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宽大的床上,两臂交叉在头下,想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和他的害怕。他肯定不是个胆小鬼,他似乎只是认识到了他在此要对付的是谁,这吓坏了他。老实说,这也吓坏了我。
床边的电话响起来,客厅里的也在响。我抓起床头柜上的听筒。
“喂?”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个女人声音说。霎时间我以为听到的是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声音。但那是另一个声音。她讲得很轻:“您不认识我,先生。我相信,我有点有趣的事要讲给您听。”
“您是谁?”
“我有东西出售。”
“什么?”
“真相。”
“哪一方面的真相?”
“这您知道,先生。”
“我不清楚。”
“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先生,您在这儿要找的真相,我能卖给您。”
“您在哪儿讲话?”
“您往下看看。从酒店大厅的一个电话间里。您下来吗?”
“行。”我说,“我如何找到您?”
“我坐在酒吧里,在吧台旁。我黑头发,一身黑衣,背后开得很大,我将手拿一朵红玫瑰。”
15
我穿上一身深蓝色的西服、一件白衬衫,系上一条蓝领带,带上全部资料,包括电报密码,坐电梯下到大厅。我走向总台,要一个保险箱。他们带我来到一个大房间,内有许多较小和很大的自锁保险箱。我租了一个小保险箱,把材料存放进去,签字证明收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经过两间大舞厅,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们的司机都聊着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满了。只有一支三人乐队在演奏长盛不衰的老歌。灯光不是很亮。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在吧台旁看见了一个穿黑衣、背后开口很深的穿晚礼服的女子。她把玩着一支红玫瑰,坐在吧台的一头。干我这一行干久了就学会评价人,不管他们如何伪装。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一个高级妓女,肯定是的,一个快活女郎,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妓女。同她交谈的那个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对对之中。我走向那个拿玫瑰的女子。小乐队正在演奏《两人的茶》。
我走近吧台。
“你好。”我说。
“你好。”那个拿玫瑰的女子说。她也许三十岁,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别漂亮。只有当她不笑时,她看上去才十分妩媚。她笑时,看得见她的牙齿很难看。她有一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穴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
我又转向倪科尔。
“您看见了,这里不行。”她说,声音很轻,“您得去我那儿。那里就安静了。”
“什么时候?”
“我现在离开。您再呆一小时,然后叫辆出租车。我把我的名片放在我的手下。请您把您的手放在上面,然后我抽开我的手。”
俄顷,我的手里就有了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倪科尔”。我弯身。她走向门口。那个瘦子目送她。我坐下来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同时看看我的表。现在是十一点差一刻。我没考虑就又点燃了一支烟,倚回去,观看那些跳舞者。其中有许多人显得像是非常恩爱的夫妻,紧搂在一起和着老曲子跳。大约一刻钟后,太阳穴上有疤的瘦子走了。
这儿的男人也差不多全都穿着燕尾服,只有少数穿深色西服,像我。卡琳没有给我把我的燕尾服收拾进箱子。我静静地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感觉很舒服。在酒吧里我总是马上就感觉很舒服,像在家里一样。在全世界,大多数调酒师都很和善,大多数酒吧的气氛也很可爱。这里的调酒师特别和善,当然也有不好的酒吧和不好的调酒师,但确实很少。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心想,也许我还是想再年轻和健康一回。但我两者都不是,也并不令我心痛。乐队演奏着电影《野餐》里的《月光曲》。我想起赫尔曼的游艇,它就叫做“月华”,被炸毁了。我想,对于那些死去的人,这歌曲现在就像是一首哀乐,没人知道他们是凶手还是规矩人。不,那七个船员可以相当肯定地视为正经人。七比五,如果赫尔曼和他的客人们都是凶手的话,但是这完全没有依据。假使这是有依据的,这比例真不赖。多么无聊,我想,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只还想着威士忌。它是一种多么让人愉快的饮料啊,是一种多么让人神清气爽的饮料啊。
16
“贝尔纳德街,”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巴黎宫。C区。”
“没问题,先生。”他说着就开动了。他驾驶的是一辆特大型雪铁龙车。现在是夜里十二点过一刻。这地址我是从倪科尔的名片上得来的,上面除了她的名字和准确的地址外还有区名:佩帝特区。
我们沿十字架路开了一小段,来到塞贝路。在这里,司机陡然拐进去。我望向窗外,试图辨认出街道牌,因为我想尽快多熟悉这个城市。我们横穿过商店林立的安提伯斯路,经过戛纳那座讨厌的小火车站,来到了宽敞的卡尔诺特林阴大道。司机沿着它向北开去。宽显示盘上有一只闪烁的罗盘,小巧玲珑,这样我就可以辨清方向。我们来到一个广场上,总消防队的大楼就在它旁边,左拐进圣简街,然后拐进贝尔纳德街。
我们来到的是一个豪华地区。这个“巴黎宫”是许多住宅区之一,净是高楼大厦,部分建筑风格出色,飞檐翘壁,宛如城堡。它们耸立于内城上方的山坡上,代表了戛纳的形象。这些城堡里肯定住着数百人——非常舒适。豪华的住宅区总是地处绿化地带,有些在大公园里。“巴黎宫”也这样。司机让我在C区前下车。在这儿他可以在一座停车场上调头开回去。这幢建筑相当高大。公园里长有棕榈树、杉树和松树。月华如水,我眺望灯火通明的城市,眺望大海、港口和那里的无数灯光。现在空气清新些了。我深呼吸。我从一座游泳池尾端走向C区亮堂堂的大门。当我看到那两个家伙时,我都快到大门口了。他们原先站在两棵棕榈树后面,此刻向我扑过来。一个人把我的胳臂拧到背后,紧抓住我不放。另一个人捂住我的鼻子,使我不得不张开嘴巴,于是他塞进一块湿布。我又认出了这家伙。他就是晚上在十字架路上找我借火的那一位,太和气太英俊的那个人。他仍然显得太英俊了。我嘴里塞着布团,发不出声,他开始猛击我的胃、腹部以及它下面的部分。他使劲地揍,动作幅度很大。此时此刻这上面不见人影。两个家伙急急忙忙。那位太英俊的出汗了。我也是。我感觉我的身体在爆裂,内脏涌出来了。整个过程持续了不足三分钟,然后他们揍够了。我失去了知觉。
17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仰躺在草里。随着第一口呼吸,我感觉到胃在翻涌。我从嘴里取出布团,猛烈地呕吐。然后我试着想站起来,但是我的膝盖承受不了我。我四肢着地,爬向那座大型游泳池和一只水流不息的水龙头。我冲洗我的嘴,把头伸到水下,直到它冰凉。同时我小口呼吸,担心又会失去知觉。我全身痛得要命。我坐起来。我所有的口袋都空了,有些袋子的衬里吊在外面。我的西服里除了一块手帕和四张十法郎的票子,再没别的了。我擦干脸,站起来,旋即又倒了下去。我再一次尝试,第三次时我摇摇晃晃地站住了。我像个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双手摁着腹部,走向C区的大门。我仍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跌倒的感觉。我扶着白色的墙,慢慢地往前挪。大门口的玻璃门敞开着。这里灯光明亮。我坐电梯到七楼。我回想起来,在倪科尔的名片上提到过七楼。电梯停下了。我几乎是跌出去而不是走出去。一条过道……三扇门。名片上写的是612号房。这就是了。门上没有姓名牌。我按门铃,没反应。我再摁,没反应。我按住电铃,让手指摁在按钮上不放。大约两分钟后,门后传来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声音变大,门被拉开了。由于我是一只手扶着门,门一打开,我就跌了进去,直接跌进一个瘦高个男人的怀里。这人大约四十岁,看上去很普通,头发稀疏,穿着一件蓝红条纹的睡衣,右手举着一支手枪。手枪的枪口直接顶着我的腹部。
“混蛋。”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