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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那么是不是能这样说：小波是一个很感情用事的人？会丧失他的一种客观的评判标准，而别人跟他约了稿，所以他以后就不说人家的坏话了？
L：我想还不是这样，你比如说他虽然觉得王朔这个人很好，但是他对他的小说评价还是该怎么评价怎么评价，是这样的。我就听他说过，他很少说国内的作家，很少看他们的作品，说他们好话，但是他说过王朔对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他说过这个。比如说王朔写过有一个人他近视眼，深度近视，后来他怎么一下从十米跳台上跳下去以后就摔死了，然后他旁边的女朋友的感觉，还有什么。好像是那篇小说王朔对死的感觉有感觉，就是感觉是对的，这是小波的一种评价。
（在他的杂文中，王小波特别提到过“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定义。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内地把那些受过一定教育程度的人都统称为“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甚至那些初中没有毕业的学生也被人称作是“知识青年”。不过在王小波看来，那些从事医生、律师、工程师职业的人，只能是专业技术人员，而知识分子应该是那些以关注社会、评论社会为己任的人。而且在王小波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是创造精神财富，第二是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王小波说在他经历的一些历史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在后一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W（王小波；画外）：我还是相信个人的智慧，这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可能应该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Y：王小波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觉得他这个“自由” 是指什么呢？
L：我想他可能指的还是那种咱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自由知识分子，就是从启蒙运动以来崇尚民主和科学的那种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给他最好的朋友李小洋最后一封，就是他一生发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提到说：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这样是不是太狂了？小洋就给他写：说一点也不狂，刚说到这，回来就再也没有回音了。
Y：有点谭嗣同的气魄。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倔的人，好像不是特别愿意去迎合潮流的人。他这种倔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你觉得他表现在什么方面？
L：他这个人就是有的时候会说出一些话来，让别人一点受不了。举个例子，就是有一次，这是一个朋友给我转述：在一个杂志的会上，这个杂志想请一些人来帮助他们来做。这个领导就很带点陈腐的，带着官腔，问每个人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什么学位，什么专业，什么什么的。后来问到王小波，这是他恐怕已经不太乐意了，因为本来他那时候已经辞了职，是自由撰稿人，根本就不乐意受任何管。然后领导就说你的导师是谁？他说我的导师是一个印第安人，脸上画着油彩。
Y：他肯定是很严肃的板着脸说的这句话。
L：对，我猜也是，大概领导听了会很不高兴。
Y：你觉得为什么王小波会赢得这么多的读者，特别是在他身后？甚至有的人说：如果王小波没有英年早逝的话，他不会象现在这么有名。
L：我一向觉得小波他有两个东西比较突出，一个就是他那种已经形成了的个人的写作风格，我觉得这个并不容易。大家觉得谁写作没有自己风格，其实有好多人就像学生一样，比如说文学系的学生，东西是很不成熟的，而他已经有了一点个人的风格。另外，我觉得他有一种很与众不同的思路，从他的杂文里头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想问题的方式、角度好像老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有时候也挺纳闷的，他这一套从哪来的？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这个人是比较正统的，用咱们的话说，所以老觉得他那儿有一种挺新鲜的思路似的。
Y：是不是也会有时候让人害怕？
L：对，当初我父母大概就因为这个，不太同意我们的婚姻。就是隐隐地觉得，说不上他哪儿不好，但是觉得挺危险的，思想出格吧，就觉得不定将来惹什么事，可能要是57年就被划右派之类的。好多人都说，他写的东西要在57年可能划好几个右派了。
Y：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小说家，虽然他是40岁以后才开始写的，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黄金时代》、《未来世界》都获得了《联合报》的中篇小说奖。但是也有人说觉得他的杂文比小说更好看一点，甚至有的人觉得他的小说因为描写性爱的比较直露一点，所以有时觉得是不是格调不太高，不能够提升人的灵魂？
L：小波当初最早《黄金时代》在国内出了以后，给一位老同志看，他就提出是不是文学还是应该提升人的灵魂？小波始终对这句话有点耿耿于怀，他就是觉得…怎么说…我想他主要的不高兴就是他这种看法，和他心目中的文学离得太远了。他心目中的文学是美，就是美本身，是一种想象力，澎湃的想象力。什么教育，什么这些东西，都不关他的事。他不是想什么当个老师，灵魂工程师去提升别人什么，所以他不是说我…觉得最重要…。
Y：我看他写的《沉默的大多数》，你编的这个集子里有一片文章，我看了也很感动。他就是说整个世界里我最想提升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我觉得他这种反省非常的理性，而且非常难得，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要去教育别人，去用道德的方式评论别人的对错，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自己是不是应该首先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王小波非常有这种自知之明，也是这种自知之明让很多人觉得非常佩服。
L：对，而且由于他老是取这么一个低姿态，所以好多人会觉得他的东西看了很亲切。比如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小猪》。
（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一只特立独行的小猪》，讲的是在他插队的时候，曾经当过猪倌。要知道农场里的猪，它们的生活是被完全安排好的，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交配，什么时候进屠宰场，那些猪在猪圈里除了睡就是吃，除了吃就是睡。但是只有一只猪非常的特别，它行动敏捷，可以跳上房顶，又不满足于在猪圈这个小范围里生活，喜欢到周围的村庄里去游游逛逛。有一次人们要杀它，它又非常聪明的，从重重包围的枪口下逃脱，成了一只野猪，居然还长出了一副獠牙。在王小波看来，在社会当中很多人想去安排别人的生活，也有很多人对于被安排好的生活习以为常，所以他一直非常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Y：人与人活着必须要有尊严，没有个人的尊严只有整体，这种生活不合理。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给每个人以选择的自由，这也很自然的谈到就是人的一种尊严。但是在《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里，我还是忍不住要提杂文，因为我也是好像更喜欢王小波的杂文。那么他还提到这社会上有很多弱视群体，他们或者没有机会说话，或者不想说话，或者人家不让他们说话，或者他们说了话别人不听，那么也就很自然引起你们两个人一起做的一个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他们的世界是大陆第一个对于同性恋社会，或是同性恋文化的一个很严肃的社会调查。你们俩一个写小说，一个做社会学的研究，这件事为什么会两个人一起来完成呢？
L：我想这里面也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一些男同性恋愿意跟女的谈，但是有一些岁数比较小的，他就比较怯场，就不愿意跟女的谈，这时候小波就得上了，他主要是当侦察员。可以说掩护的这种角色。另外比如说到现场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就比较困难了。
Y：还有一种传说，说你那时候是不是女扮男装到公共的洗手间去观察，有没有这样的事？
L：这事我听了以后特别惊讶，这事纯粹是瞎编。小波到公共厕所看倒是有，实有其事。有一次他回来给我讲，他说当时有一个同性恋带着他去拍照，他们同性恋也有厕所文化，比如墙上写着怎么约。有些打油诗，有些画，有一些就是约…怎么样。然后他说他一进去，每一个隔间都探出个头来，然后都缩回去了，他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出来就问人家这事怎么回事？人家说没看上，后来他回来跟我说真失落。
Y：那么没有魅力。
L：对，魅力不够。
Y：做一份这样的调查也要付出很多的心血，当这本书出来之后，你们两个都觉得很满意吗？
L：我觉得不能说很满意，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探索性的，特别初步的东西。但是它的价值就好像是因为它是第一个，第一个好像浅点就浅点，我觉得理论上比浅薄还是…。
Y：的确正像你所说的那样，性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很讳色的，很模糊，大家都避而不谈的一个话题。但是会不会有人说，你选择这样的话题是有点哗众取宠？或者是故意选一个大家不谈的一种敏感的话题来作文章。
L：我觉得怎么说，这个对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性是很必要来作这个研究的。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存在着一种性无知，你比如说有很多同性恋的妻子，她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丈夫老不理自己，就是以为…因为中国妇女好多就是终身都不会跟别人离婚，或者是跟别人结婚。从一而终的。
Y：对，他就以为大概男人都这样。
L：另外，你比如说我调查里头碰到这样的例子，就是有的人以为，盖了男人该过的被子就会怀孕的。就会无知到这种程度，所以别人比如家里来了男性的客人，她就会把被子晾好几天，然后才敢盖什么的。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特别无知的话，在某一方面特别无知的话，这是很危险的。
Y：那么这种对性的无知除了会给个人造成很多的悲剧，或者说笑话，那么对于整个的社会，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L：我觉得它对于社会的宽松的气氛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我原来有一个研究，研究村落文化，在村落里头人们都互相盯着看，就是因为他生活的圈子很小，每一个人都互相盯着另外一个人。那么他选择的余地就特别小，这种禁欲的气氛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宽松的气氛。所以我想在性的问题上，如果大家比较能够表达出自己的这种愿望，对于整个社会的宽松气氛都会有好处。
Y：文化是既简单又粗俗又天真，但是它解决了问题这件事情，可能中国人也气不忿。你和王小波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你在那儿呆了六年，他在那儿呆了四年，后来你们俩又一起到欧洲去游历，最后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俩回来的？有一笔很高的什么…，有人出很高的工资邀请你们，然后你们决定爱国就回来了？
L：都不是，因为我们根本也没去申请，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我觉得挺好笑的，每个人回来都是高薪聘请什么的。我们当时也是反反覆覆讨论了好长时间，到底回不回来。最主要的考虑还是说，我是搞社会学的，他是写小说，写小说的就好像离开了母语的环境就很糟。然后我搞社会学也是，你对人家那个社会根本没感情，你要做这个社会你首先要特别关心它，好像它跟你也特别相关，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回来的Z主要原因。其实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