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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情感至多不过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结晶。我不谎称最高形式的爱情是普遍的，但我可以肯定，最高形式的爱所揭示的价值一定还未为人知晓，怀疑论也并未触及这一价值，虽然那些怀疑论者无此能力，但他们却错误地把自己的无能归之于怀疑主义。
喜爱是永恒的火焰，
在心灵里永远燃烧；
从不倦意，从不熄灭，从不冷却，
从不对自己厌恶烦恼。
下面我来谈谈克鲁奇先生对于悲剧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阵尔王》要逊色得多，对此我完全同意。“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天赋，也不能将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用以创作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类尊严观念，他对人类情感重要性的意识，他对人类生活的广阔性的洞察——这一切没有也不会存在于易卜生那儿，因为它们即使在地的同时代人那儿没有也不可能存在。随着世纪的交替，神低、人类和自然都令人莫名其妙地缩小了。这不是因为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信念促使我们寻找平庸的人们，而是因为人类的平庸通过某一过程加到了我们头上，正是这同一过程，导致了我们的想像力据以证明自身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毫无疑问，旧式的专以描写五公贵族及其悲哀的悲剧不再适合于我们的时代了。当我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无名之辈的悲哀时，效果当然就不一样了。然而，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的倒退落后，正相反，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再把某些个人看作伟人，似乎只有他们才拥有悲剧激情，其他所有的人则只勤劳苦作，以便产生出少数人的伟大崇高来。莎士比亚说过：
乞丐死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
君王之死，苍天也为之感念。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这种观点即使不完全被人信崇，至少表白了一种实际上很普遍的、为莎士比亚本人从心底里认
同的看法。因此诗人辛纳之死的喜剧性的，而凯撒、布鲁国和卡修斯的死则是悲剧性的。对我们来说，个体之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种不仅体现于外部形式中，而且深入了我们的信念之中的观念。因此，今日的大悲剧不是与个人、而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以恩斯特·托勒的剧本《大众与人》为例，我并不认为它比得上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但是我确信它是经得起比较的；它是崇高的、深造的、实际的，它关注英雄行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用怜悯和恐怖净化读者的心灵”。由于旧的技巧、旧的传统必须被人抛弃；但又不能代之以平庸之物，因而像《大众与人》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是很少见的。要写悲剧，作者必须有悲剧的情怀。要有悲剧的情怀，他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仅用自己的心灵，还得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去体验。克鲁奇先生在他的书中不断地谈到绝望，人们不禁为他对悲惨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动；但是他的悲惨世界乃是基于这一事实，即面对新的刺激，他和大多数文人还没有学会如何去感知旧的情感。刺激当然存在，但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小圈子与社会生活之间没有重要的接触，而人的情感要想有一种严肃的深度，要使悲剧情感和真正的幸福感得以产生的话，这种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对那些才华横溢但又迷们困惑、无所适从的年轻人，我的告诫是：“放弃创作的企图，相反地，尽量一字不写。走进大千世界；去做一个海盗、一个
波罗之王、一个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工吧；去寻找这样一种生活，去找到这样一种存在方式，让基本的体力需要的满足占据你的全副精力吧。”我并非向一切人，而只是向那些患有克鲁奇先生所诊断出的疾病的人，推荐这一实践课程。我相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这位以前的知识分子就会发现，不管他如何努力遏制自己，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写作了。这时，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了。
第三章 竞争
如果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或是一个英国商人，在他的生活中，什么是对快乐的最大的妨碍？他会说：“生存竞争。”他这话是肺腑之言，他相信确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这话是对的；但从另一层意义、而且是更重要的意义上来看，事情未必这样。当然，生存竞争是确实存在的。如果我们是不幸的，我们就得去为生存而斗争。例如，康拉德小说中的主人公福尔克就得如此。在一艘被遗弃的船上，他是仅存的两个拥有武器的人之一；除了对方，已经别无泄物聊以弃饥了。当这两人吃完了原先一起分享的最后一点食物后，一场真正的生存斗争开始了。福尔克赢了，但是从此以后，他却成了一位素食主义者。这并不是商人们所声称的“生存竞争”。这一词语对于商人来说，只不过是他们用以赋予实质上琐碎的事以重要性，随手拈来的不精确的表述c试问一下，他们这一生活阶层的人中，有几个是死于饥饿的？再试问一下，在他的朋友破产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明白，一个破产商人，在物质享受方面，比起一个从来还设富裕到有可能破产的人来，条件要好得多。所以，人们平常说的生存竞争，实际上是追求成功的竞争。他们在竞争中感到可怕的，不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能否吃到早饭，而是他们将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令人奇怪的是，人们似乎很少认识到，他们并没有处于一架无法摆脱的机器的支配下，而是处于一架踏车上；他们没有注意到是踏车未能把他们送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去，所以依然处于原来的位置。当然，我这里所指的实际是那些获得成功的大商人，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只要他们愿意，就能依赖这些收入生活下去。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不光彩的，就像面对敌人临阵退却。如果你；司起他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何种公益事业时，他们在对紧张生活中那些广告的陈词滥调寻思苦索一番之后，依然哑口无言。
试想一下这种人的生活吧。我们假定，他有一套华丽的住宅。一位美丽的妻子以及可爱的孩子们。清晨，当所有的家人尚在梦中，他一觉醒来，急急忙忙地赶往办公室。那儿他的职责就是展示自己作为一个大经理的风度才干；他下颚紧绷，说话明快果断，旨在给除公务员以外的每个人留下一幅精明强干。谨慎持重的印象。他口授信函，和许多要人通话联系，研究市场行情，然后与某位正在或试图与他办交易的人共进午餐。下午，一样的事情继续进行。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又赶着换好衣装去赴晚宴。餐桌上，他和另一些同样疲劳的男士还得在女宾面前装作快活高兴的样子，而这些女宾还丝毫没有倦意。谁也说不准还要过几个小时，这个可怜的忙人才能摆脱这种场面。直到最后，他才得以入睡，让绷紧的神经得以松弛几个小时。
这些人的工作日就像是一场百米赛跑，但是这场赛跑的唯一目标却是坟墓。那种适合于百米赛跑的全神贯注，在这儿最终达到了极点。他对自己的儿女有什么了解？平时地呆在办公室里，星期天则在高尔夫球场度过。他对妻子了解多少？当他清晨离开她时，她仍在睡梦中，整个晚上，他和妻子出席社交活动，这种场合里是不可能进行亲密交谈的。他在男人中也许没有一个真实可信的朋友，尽管他可能会有许多故作亲密的朋友。春华秋实，他只有在它们对市场带来影响时才有所感觉。他或许足迹遍布许多国家，但眼神中却流露出倦怠之情。对他来说，书籍毫无用处，音乐是故弄玄虚。时光花等，他变得越来越孤独；他的全副心思专注到生意事业上，业余生活变得枯燥无味。在欧洲，我见过一个这种类型的中年美国佬，他正和妻子女儿一起旅行。显然是妻儿们劝这个可怜虫该度个假期了，该让女儿们有个机会来看看欧洲。母亲和女儿们兴奋地围着他，向他指点每一处令人惊奇有趣的景象。这位一家之长呢，则显得疲惫不堪、心绪烦乱。此时此刻还在担心办公室里业务进展如何，棒球场上比赛情况怎样。最后他的一家子女人们全对他失去了希望，认为男人们全是跳力斯人。她们从未想过，他正是她们的贪欲的牺牲品；确切地说，在一个欧洲旁观者眼里，他实在同殉夫自焚的寡妇不相上下。或许十有八九，这个寡妇为了贞法、名誉和教规律令，是自愿自焚献身的。商人的天命和荣誉感促使他去挣更多的钱；因此，像印度寡妇一样，他是非常惬意去接受痛苦折磨的。如果这个美国商人要想使自己幸福，首先他得改变自己的信念。只要他在追求成功的同时，还完全相信男人的职责就是追求成功，否则就是一个可怜虫；只要他的生活依然如此紧张、如此令人焦躁不安，他就不可能得到幸福。以投资为例。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选择利润率百分之八的风险投资，而不要百分之四的安全投资。结果是，金钱不断地丧失，人则为之担忧烦恼不已。就我来说，我希望从金钱中得到安逸快活的闲暇时光。但是典型的现代人，他们希望得到的则是再多的用以炫耀自己的金钱，以便胜过同自己地位一般的人们。美国的社会等级是不确定的，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所有的势利意识，较之那些社会等级固定的地方，更显得波动不已。而且尽管金钱本身很难使人声名显赫，但要达到声名显赫，没有金钱也不行。再者，一个人挣钱多少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商水平的尺度。大款一定是个聪明人，反之，穷光蛋就肯定不怎么聪明，没有人愿意被人看成傻瓜，于是，当市场处于不景气局面时，一个人便会像年轻人在考场上一样惶惶不安。
我认为应该承认，破产所带来的真正的，虽则是非理性的恐惧感常常会进入商人的焦虑意识里。阿诺德·贝奈特笔下的克莱汉格，无论他变得多么富有，却总在担心自己会死在工场里。我毫不怀疑地相信，那些在童年时饱受贫穷折磨的人，常常为一种担心自己的孩子遭受同样的命运的恐惧所困扰；他们还常常产生这种想法，即很难积聚百万钱财来抵挡这一灾难。在创业者一代中，这种恐惧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从来不知一贫如洗为何物的人来说，则很可能没有什么影响。不管怎样，他们只是问题中一个较小的例外而已。
问题的根子在于，人们过分地强调竞争的成功，以至于把它变成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不否认，成功意识更容易使人热爱生活。比方说，一个在整个青年时期一直默默无闻的画家，一旦他的才华得到公认，他多半会变得快乐幸福起来。我也不否认，在一定的意义上，金钱能大大地助于增进幸福；而一旦超出这种意义，事情就不一样了。总之，我坚信，成功只能是幸福的构成因素之一，如果不惜以牺牲所有其他一切因素以得到它，那么这个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
问题的根源在于流行于商界的那种生活哲学。客观地讲，在欧洲，仍然存在着一些享有崇高声誉的职业。在有些国家，贵族阶层依然存在。在欧洲，除了少数几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