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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提到的第四条原则是：要认识到，别人考虑你的时间总比你自己花的时间要少一些。神经错乱的虐待狂总是想像出，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夜以继日地企图去捉弄那些神经病人，但事实上，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和爱好。同样地，神经较为健全的虐待狂则认为一切行动都与自己有关，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当然，这种想法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伟人，这或许是真的。英国政府曾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其行动主要是为了遏制拿破仑。但是一个小人物以为人们一直在关注着他，那他就显得有点精神不正常了。例如，你在一次宴会上作了一场演说，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其他几位演说者的照片，可是上面没有你的照片，这该怎么解释？很明显，并不是其他演说者比你显赫重要，肯定是报纸的编辑得到了命令，有意把你略去。他们怎么会竟然发出这种命令？显然是因为他们怕你，因为你的地位更显赫。如此这般一想，你的照片漏登这件事不仅不是一种轻侮怠慢，反而是一种变相恭维。但是这种自我欺骗是不可能导致真正的幸福的。在你心底里，你很清楚事实与此正相反对。为了尽量掩饰这一切，你还会作出越来越多的离奇假设来，到后来，强迫自己相信这一切的紧张心情变得极其强烈。而且，由于这些假话里包含了认为自己成了普遍敌视的对象的信念，它们便只能起到一种保护自尊感的作用，因为它们使你产生极端痛苦的情感，使你感到与这世界格格不入。以自我欺骗为基础的满足是不牢固’的，不管事实令人多么难受，最好还是坚决地勇敢地面对它，逐渐适应它，在此基础上，再重新构筑自己的生活。
第九章 舆论恐惧症
除非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在总体上被与他们有社会关系的人，尤其是那些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所接受，否则就很少有人会生活得幸福。这是现代社会的特色之一。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被分成各种等级，这些等级在道德观上以及信仰上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别。这种状况开始于宗教改革运动，或许有人会说，始于更早一些的文艺复兴运动；自此以后，分化更为显著。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不仅在神学上，而且在许多更加具体的事情上都有着分歧。贵族所允许从事的各种活动，资产阶级却是不能容忍的，还有那些自由主义都和自由思想家，他们是不承认宗教仪式的礼拜的。今天，在整个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之间，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几乎在所有日常生活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别。在英语国家，分歧也是多种多样。在一些阶层，艺术是一种享受；而在另一些阶层，艺术却是一种邪恶，只要这些艺术是现代的。在一些阶层，对帝国的忠诚是最高的道德；在另一些阶层，它被看作一种恶行；而在第三阶层，它甚至是一种愚昧。保守者认为通奸是极其邪恶的罪行，但是现在却有许多人认为这即使不值得赞扬，也是可以原谅的。在天主教里，离婚是绝对禁止的；但是许多非天主教徒则把离婚当作一种必要的对婚姻生活的缓解手段。
由于上述这一切观念上的分歧，一个具有一定兴趣和信念的人，当他生活于某一社群中时，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成了一个被拒绝的人；而在另一社群中，则又作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而被认同。许许多多的不幸，特别是那些青年人的不幸，就是由此产生的。一个青年男子或青年女子接受了一些流行的观念，却发现在自己生活环境中，这些观念是被诅咒的东西。于是这个青年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即把自己熟悉的唯一环境当作整个世界的全部。他们很难相信，在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个社群中，自己因为害怕被人认作大逆不道而不敢表露出来的观点会被当成普通常识而接受。由于对世界的无知，人们经历了太多不必要的痛苦，有时只在青年时期，而不少人整个人生都是如此，这种孤立无援不仅是痛苦的源泉，而且也使人在面对敌对环境时，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性，消耗浪费了大量的能量。这种孤立无援十有八九会产生使人不敢深入探究这种新思想并进而追溯它的逻辑结论的胆怯心理。一个人不应该长期处于这样的处境中，因为不管是疲劳、还是对于新思想的探求的胆怯，都是对于幸福的极大妨碍。勃朗特①姐妹在她们的书出版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与她们意气相投的人。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到艾米莉，她勇敢而气质高贵；但却影响到了夏洛特，尽管她才华横溢，但她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家庭教师的水平。布莱克像艾米莉·勃朗特一样，生活在一个心灵极为孤独的环境中，也正象她一样，他的坚强足以抵挡环境的消极影响，因为他从不怀疑自己是对的，对手是错的。他对于公众舆论的态度从下面几行诗中可以看出来：
我曾经知道的唯一的人
他差点没使我呕吐恶心
是富斯利：身兼土耳其人与犹太人的双重身份。
因此，亲爱的基督朋友，你将如何面对他们？
但是很少有人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中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同情的环境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富有同情心的。这种环境把流行的偏见灌注到青年人的头脑中，使他们本能地同到处都能接触到的信仰、习惯相适应。但是对于少数人，其中几乎包括了全部具有聪明才智、艺术才华的人来说，这种默认态度是难以认同的。例如，一个人生长于某一乡村小镇，在年纪很轻时就发现自已被一种敌对态度所笼罩，这种态度对一切有益身心发展的东西都加以敌视。如果他想读一些严肃正经的书，其他的孩子会瞧不起他，而老师则告诉他这些书籍是乱人心神的。如果他对艺术感兴趣，他的同伴们会认为他没有男人气概，而长辈们则认为他品行不佳。不管他向往的职业如何受人尊敬，只要在他生活的圈子里是很少见的，别人就会说他想出人头地，甚至会说，他父亲的老行当才真正适合他。要是他稍微流露出一点苗头，企图批评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政治倾向，他很可能会遇L大麻烦。由于这种种原因，青春期，对于那些具有独特才华的大多数青年男女来说，都是一个不幸的时期。对那些显得更为普通的伙伴来说，这一时期却是一个高兴快乐的时期，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则希望学到一些正经严肃的东西，然而，在他们偶然地出生的特定社会阶层中，不管在长辈那儿，还是在同辈人那儿，这种东西都是遍寻不着的。
当这些年轻人上了大学，他们可能会找到志趣相投者，并一起度过几年幸福时光。大学毕业后，如果他们非常幸运，就可能会找到一份在其中能寻到志趣相投的朋友、伴侣的工作。一个有才华的人，在伦敦、纽约一类的大城市中，一般都能找到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那里他不必故作虚伪约束自己。不过如果他的工诈迫使他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尤其是这种工作要求他对普通的人表示出尊敬恭顺，比方说，一位医生或律师，他或许就会发现自己整整一生，都不得不在自己天天见面的人跟前隐瞒自己的真正兴趣和信念。在美国，由于土地辽阔，这种情况尤为普遍。在那些极为偏僻的地方，不管东南西北，都有那么一些孤独的人，他们从书本上得知，在别的地方他们不再会感到孤寂，可是他们没有机会去那儿生活，结果只是希望能有机会同人作一次志趣相投的交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比布莱克和艾米莉·勃朗特的气质稍显脆弱的人来说，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使幸福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舆论的独断专横得以减轻，或得以消除，只有这样，那些有才华的少数人才能相互了解，并从各自的社会交往活动中找到乐趣。
在很多情况下，不必要的怯弱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有的人对舆论不置一顾；有的人则对之恐惧万分，因为对他们来说，舆论总是一种独断专横的东西。狗在人害怕时而不是对它表示蔑视时，叫得更凶，也更会咬人，人类社会也同样有这种特点。要是你害怕这个社会，你等于给了别人捕获你的机会，而要是你对它不屑一顾，它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力量，因而倾向于对你放之任之。当然，我并无意提倡极端的蔑视挑衅的态度。如果你在肯辛顿①持有在俄罗斯很流行的观点，或是相反，你就必须为这一后果负责。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极端的形式，而是那些相对温和的有饽于传统习俗的过失行为，如穿着不合潮流，不加入某一教派组织，不读某些智慧之书等。这类过失，如果不是意带挑衅，而是轻松随便、漫不经心地自发做出的行为结果，即使在最为保守的社会中也是会得到容忍的。这些行为也许会变成与精神狂乱症类似的行为，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不可原谅的行为，对他来说就是可接受的。这主要是一种善意与友好态度的问题。保守着对人们与传统决裂感到愤怒，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决裂是对他们自己的批评。如果一个不保守传统的人能够以友好的态度向他们，甚至向最愚蠢的人说清楚，他并不打算去批评他们，那么他们是会宽恕他的。
但是，对于那些兴趣观点完全不可能得到大众同情的人来说，这种躲避非难指责的办法是毫无用处的。这种缺乏同情的状况使得他们内心不快，并采取一种挑衅的态度，即使表面上他们恭顺服从或尽力避免任何尖锐的冲突。因此，那些和自己的阶层群体的传统习惯不谐调不一致的人，往往显得很刺人，不安宁，缺乏广泛的幽默感。同样这些人，如果让他们处于另一个别人不因其观点不同而责怪他们的群体中，他们就会彻底改变个性特征；使他们从原来的严肃、怯弱和谦恭转变为愉快、轻松、自信；从顽固不化、刚愎自用转变为平易近人；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为善于社交、性格外向。
因此，只要有可能，那些发现自己与周围环境不相适应的年轻人，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应该努力选择一种能给他们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提供机会的工作，哪怕这种选择会给自己的收入带来很大的损失。他们常常很少知道这样做是可行的，因为他们对世界的了解非常偏狭，并且极易想像，他们在这里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偏见，全世界到处都有。在这方面，老一辈的人可以给年轻人很多指导，因为这需要相当多的社会阅历。
在如今的心理分析时代，人们很习惯于假定，任何一个年轻人，他之所以与他的周边环境不相谐调，是因为某种程度的心理紊乱。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举例来说，有个年轻人，他的父母认为进化论是邪恶的，在这种情况下，使他失去父母的同情的唯一原因只是知识问题。不错，一个人与周边环境不相和谐一致是不幸的，但是这种不幸并不一定总是值得花一切代价去加以避免。当这一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