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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在独当一面……
“巧克力大厦”，这个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获得成功的缩影，这块改革、搞活的试验田，其所产生的辐射作用，远远超过它已经办起的180多个中外合资、中中合资和独资企业。由问号（？）到惊叹号（！），当然现在也还有问号，人们对它的认识正合乎逻辑地发展着。8年的创业是艰辛的，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路，毕竟走出来了，而且前面的路还更宽广呢。
命运备忘录
作者：张建伟 蒋峰 陆小娅 郭蓝燕 高峻 宁光强
——38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剖析
1984年4月，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高级工商管理硕士（MBA）。7月，招生在全国铺开。9月，440名精通外语、有三年实践经验的青年人才被选拔出来，获准应试。10月，440人再次被严格的考试筛选，仅留下40人步入MBA学业的起跑线上。两年后，1986年9月，39人完成学业，赴美实习，被誉为“中国经济管理黄埔一期”学员。同年12月，荣膺MBA学位的38人归国，投入中国的改革大潮……
然而，1987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接收到MBA的呼救信号。
呼救者声声叹息：
——我们，38名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虽年纪轻轻，却无用武之地。报国无门，苦恼不堪。
——为培养我们，国家耗资百万，我们历尽艰辛。然而，培养与使用完全脱节。
——我们怀疑，国家耗费巨资办这种“国家级人才培训项目”是为了什么？
——我们不明白，我们干嘛要进行这种劳而无功的努力？
痛苦的呼救震撼了报社，六名记者紧急出动，行程十几省，奔波万里路，朝一个个呼救点追踪而去……
MBA：中国的呼唤
1984年4月27日，美国总统里根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
“我很高兴地宣布，两国已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的特别训练班，毕业生将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一学位将由纽约州立大学授予。”
早些时候，邓小平同志访美期间，也曾表示，希望美国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
在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关注下，这个“特别训练班”——中美合作培养MBA计划终于付诸实施。
MBA——工商管理硕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是现代西方经济的宠儿。
MBA学位教育，是西方近百年管理经验的结晶。在美国，每5个硕士生中就有一个攻读MBA。哈佛大学的MBA，被称为比“博士还值得骄傲的学位”。拿到这个学位，立即会被大公司聘为经理人员，年薪高达6万美元，决无失业的危险。今天，正是三十岁左右、具有MBA学位的人掌管了半个美国经济，为西方世界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也需要MBA。
据1982年调查：我国县团级以上企业领导中，懂得管理的不到1／3，而具有科学管理知识的人员只占15。2％。
据一次简单的考试摸底测定：我国工商贸等7个行业的520名厂长、经理，企业管理知识平均及格率只有60％，即使有大学学历的企业领导，也有20％不及格。许多人对“网络技术”、“价值工程’等现代化管理观念闻所未闻。
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改革征途上，我国政府远见卓识，把中国的青年英才推上世界经济舞台，去获取西方最先进的管理经验，实是中华民族刻不容缓的事情。
MBA因此被列为国家级人才培训项目。
为了MBA，国家经委每年拿出全国人才培训费用的一半投入学员受业的大连培训中心。
为了MBA，学员所在单位将为各自的学员提供二万元左右的学杂费。
中国需要MBA，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为了MBA，中国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为了中国，MBA理应产出三倍的效应！
MBA：命运之剑
当我们6名记者分头与38名MBA毕业生会面时，他们已毕业10个月。
10个月中，他们大多数人一事无成。
对MBA来说，10个月是什么概念？
我们听到了现代世界发出的警告：
面对变动不定的现代世界，经过工商管理硕士训练的现代管理人才，他们的知识只在17个月内完全有效。17个月后，他们必须补充新的知识，学习并掌握新的外事经济案例，才能重新适应残酷竞争的世界经济。
10个月已经过去，浪费已成现实。
然而，这还不是我们最为沉痛的感觉。
在与38名MBA毕业生会面的前后，我们还分头访问了他们的单位领导。
没有一位领导认为他们不重视这批人才，相反，他们提出了一套一套的重视人才理论。
一边是重视，一边是浪费。
我们对MBA命运的反思就从这里开始。
命运之一：难以摆脱的怪圈
一切信息都表明，MBA毕业生回国后将被委以重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样评论：“他们将置身于中国现代化的先锋行列。他们承担了将西方经济学及管理学理论溶于中国改革的使命……他们经过两年的学习而得到MBA学位，他们将处于引导中国工业及政府部门前进的路上。”
在准备返回的几天内，美国一些工商界的首脑人物闻讯赶来，在百忙中分头设便宴款待他们，以期同他们拉上关系。
一个形象的比喻诞生了：中国的首届MBA毕业生不仅要成为祖国改革事业的先锋，还应成为管理革命中的“母鸡”，孵化出中国90年代管理革命的春潮。
然而，一接触现实，他们便立刻明白：这一切不过是虚化的幻念。
在国家经委袁宝华副主任接见他们的第二天，MBA学员王川山就乘上北去的列车。这时，是12月28日。30日，他兴致勃勃地回到原单位——辽宁省机械研究院。敲敲院长办公室的门，没人。
他每天来研究院。直到二月份，院长才找他谈话：“院里的意见，你先回室里工作，以后院里有什么用得上的，我们再安排。”
他彻底地凉了。攻读MBA学位前，他是搞设计的。攻读MBA之后，他又转回了设计室。他感到了一种命运的嘲弄。
同王川山一样，盛维民回单位后，也转回了他的原岗位，搞课题研究。面对来采访的记者，他长叹一声：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所里倒是为我安排了新岗位：搞规划和专业人员的职称评定。可我学的是MBA呀！我想，一个人有效的职业生涯不过二三十年，我再这样晃下去，连过去的专业都丢了，还不如先回去搞技术。管理，以后有机会再说。人还是该现实点，不能好高骛远。”于是，他痛下决心，回到三年前他离开的那个研究室，拣起已经荒疏了的科研课题。
几乎所有的MBA毕业生都经历了这种命运的落差。没有人打击他们，也没有人迫害他们，只是没有人理睬他们的MBA——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巨大的财力及人才投入才获得的高级工商管理经验和科学理论。
改革进行了九年，许多单位对知识及人才浪费的现状仍如此麻木。他们对记者说，他们没有浪费人才。但对什么叫浪费人才，他们并不知道。
人才浪费的质量指标有三个：（一）被无效率地使用；（二）与人才所掌握的知识相比较，正从事不太有价值的活动；（三）闲置。
38名MBA毕业生在回国后的10个月中，多数处于前两种状态，少数被闲置。
人才浪费的数量指标只有一个：经过特殊培训的人才倘有20％的知识领域与所从事的职业不搭界，即属于浪费。
据38名硕士对自己知识应用比率的乐观估算，他们在10个月中勉强应用上的知识大约有30％，处于浪费状态中的占大头。
我们同他们的领导进行过上百次的对话，他们告诉我们一大堆重视人才的理论，但没有一位领导从这个角度向我们解释人才浪费的根源。
我们有一大堆重视人才的理论，唯独缺乏人才使用效率！
命运之二：“欲穷千里目”——只争朝夕
刘中天，MBA学员曾给这位老大哥起了个外号叫“老枪”。可这把“老枪”遇上了他的厂长，就彻底哑了火：想调走？那不行。你就安心在这里干吧。我既然能供得起你上学，就能养得起你。不信？看我养你20年！
20年？！刘中天今年已四十有二……
正是为了把尚有热乎气的现代化管理知识及时应用到国家经济建设上，他根据原单位几乎没有涉外经营的实际情况，自己联系单位准备调动。他必须只争朝夕。
“谁说用不上？上回毛里塔尼亚外宾来，我看那个翻译就不行。下回再来外宾，你上！”
厂长有厂长的道理。
记者来到刘中天所在的工厂，几番求见厂长，得到的却是专人陪同游览厂区附近风景的礼遇。直到记者通过中间人再三申明：此行绝非问罪，而厂里惜才、爱才的苦心记者也完全明了，才终于得见厂长，并当场得到了一番教益：“刘中天学的东西现在是有点用不上，但我们不能放他，我们厂将来也是要发展的。人家美国都知道重视这种人才，咱就不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吗？”
“只争朝夕”的MBA，撞上了“欲穷千里目”的厂长，即使你有一万种“危机感”，又能感动谁？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MBA的这种危机感感动了美国人。
8月底，布法罗管理学院院长阿罗托博士来到北京。听中国弟子们谈完回国几个月后的情况，阿罗托说：“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非常感动。我发现，你们并不是想找一个薪水高、待遇优厚的工作，而是想找到一个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找到为你们的国家作贡献的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却很难找到，我感到十分难以理解。”
一些急性子的美国人甚至行动起来，千方百计地找我们的领导人，为MBA毕业生摆脱困境而四处奔走。
然而，我们的人却并不着急。38名MBA毕业生中，有一半人都给有关部门写过信，希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希望中国（中国这么大）的某个地方能用上他们千辛万苦学来的知识。
所有的“呼救信”都如石沉大海。其中一位毕业生急中生智，写了一份广告，想通过报纸把自己卖给“识货”人。终于没有发出。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把那广告拿出来，苦笑着说，他没有发出，是怕外国人看了笑话。
中国，你已经拥有一大批只争朝夕的人才，然而，你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只争朝夕的体制。
这是中国人才悲剧的根源。
命运之三：燕窝鱼翅金饭碗
天津新港船厂的厂长非常诚恳地对记者说：“谁家有个金饭碗不会用？我不会总拿金饭碗盛白开水。有了燕窝鱼翅，我也拿它装。”
王海涛怀揣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的文凭，回到了对金饭碗、白开水以及燕窝鱼翅之关系颇有研究、曾以改革而名噪一时的新港船厂。
他被“对口”到经营科，给常驻外国专家当生活翻译，兼管杂务。厂长这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