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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不愉快的沉默开始,我抓住了忽必烈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就要起碇了,我该上岸了,但是,总不能就在这样不愉快的情绪中分别吧。在那不到两分钟的一段台词里,一忽儿安慰她,似乎是向她让了步,甚至替她作解释;一忽儿又有些懊恼,担心自己的允诺会给她带来不幸和痛苦;一忽儿又想还不如把她留下,恨不得把马可波罗一刀杀掉。此时,他像一只在狂暴海浪中大上大下地颠簸着的小船,听任自己情感的驱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我自己的奴隶!”他不再是一个沉思的哲人,他是一个任性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无法使用自己权威的被情感所支配的软弱老者。最后,他不能不向库卡钦告别了:“活着,这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能做出的唯一劝告!……如果你得到幸福,不要忘记我!”
由于要掩饰内心的惶惶不安,止住自己的哽咽,在说“不要忘记我”时,我忽然用了极其严厉的,像发怒的君王吩咐侍从、长者威吓没有出息的女儿时的那种生硬、粗鲁的声音。
“好,好,我喜欢你用这样的方式来传达此时此刻的感情。”乔伊的声音此时很甜美。
“我不知道……”我耸耸肩:“你觉得怎样,弗莱达?(沈馥的西洋名字)”
“很合乎忽必烈的粗犷的性格。”沈馥沉思地点点头。
我摊开双手,无助地说:“唉,我这个演员本来是李斯廉郝华型的,真弄不懂,怎么被你们变成华莱士比雷了!”
排练场上的人都开怀大笑。
其实,我是在暗自得意的。李斯廉郝华是个优雅的知识分子型的电影演员,在三四十年代,他演的罗蜜欧,《卖花女》中的黑堇思教授,《飘》里面的阿希莱,都呈现出一派沉静、睿智的风格。而同时期的华莱士比雷则是以演粗野的莽汉闻名于世的。我在自己准备台词时,时常担心把这个满口哲理语言的忽必烈演得像个沉思的学者。现在看来,我已经逐渐抓住这个人物粗犷豪放的特点了;对于我自己,是个可喜的突破。
排练的日程是紧张的。然而乔伊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她常常像是不大明白似地,提出那样这样的问题,和演员一起摸索人物的形象。在第一幕第八场中,马可波罗从扬州回朝述职,忽必烈对他在扬州的作为很为不满,但在对话时,却有时说出一些过分赞誉的话。难道这是出于真情吗?忽必烈对于马可波罗是既不满又赞赏他搜刮民脂的才智吗?对于这个问题,乔伊不置可否,但却一味要求饰演马可波罗的丹·瑞卡特目中无人似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洋洋洒洒地讲述他的一套积聚财富的诀窍。随着排练的进展,我越来越觉得眼前这个马可波罗压根儿没理会忽必烈对他的指责,他极端自信,自鸣得意,以至于对自己弄钱的本领非常自我陶醉!这时,我才感觉到,忽必烈对他的那些赞誉原是一些反话,是一种不耐烦的挪揄和讽刺。妙就妙在马可波罗对此毫无党察,自我感觉仍然良好,这不但给忽必烈添上了一层诡谲的色彩,而且使两人性格对比更加鲜明了。
美国同行们很喜欢思考和讨论。演马可波罗的丹·瑞卡特、演元朝老臣朱荫的兰道尔金以及演公主的沈馥,他们的戏都很吃重,往往不期而然地聚集在我的化妆间里,谈论对角色的认识,对戏的处理。说着说着,就拿出感情对起台词,动作起来。琢磨得有所收获,就满意地叹息说:“有味儿,有味儿!”丹·瑞卡特并不满足于把马可波罗演成一个简单的拜金狂,我认为奥尼尔笔下的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一样,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性的人物。一心追逐财富的结果,放掉了纯真的爱情,最后自己也感到无限空虚、迷惘。(的确,许多美国朋友对我说:美国人整天忙些什么?弄钱,弄钱!然而,生活是多么空洞乏味啊!)全剧的最后一场,库卡钦公主由于得不到她所追求的爱情,在波斯抑郁以终。面对她的灵柩,忽必烈无限伤怀。而与此同时,马可波罗却在他的老家威尼斯,滔滔不绝地发表关于发展丝织工业的演说。在他讲到丝织工业需要孵养几百万条蚕虫时,人们只听到“百万,百万”这样的字眼。戏到此时结束,丹·瑞卡特(马可波罗)开始还声嘶力竭地喊着:“百万,百万”,逐渐,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显得空洞了。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剧场楼厅的黑暗空间,那里传来微弱无力的回声:“百万……百万……”
和同行们一起讨论这出戏的悲剧性,对我是极好的启示。固然,忽必烈汗追求精神完美而不得,却遭受着沉沦的物质世界带给他的幻灭和痛苦,这是一种悲剧;而马可波罗,被物质欲望驱策着,无法停步,贪得无厌地积聚财富,最后不能不感到精神上的羸弱和空虚,这也是一种悲剧。也许,这是奥尼尔企图在这部作品中表现的人的劫难吧?!在进行排练的日子里,我访问了坐落在丹维尔的奥尼尔故居“大道别墅”。望着他那阴暗的书房,窗外萧索的丘陵地,再听解说员讲述着奥尼尔晚年的孤寂状态,这个想法就更为鲜明了。《马可·百万》并不是一出历史剧,而是作者借题发挥之作,在剧中的马可波罗这个人物身上,凝结着奥尼尔对拜金社会的诅咒,一种带有无限痛楚之情的诅咒。而他笔下的忽必烈汗,则笼罩着他自己的影子,涂抹着他的孤独和失落感。但,却又不失他对生活的深沉的爱恋和希望。
因此,《马可·百万》并不像某些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出浮泛的抨击拜金主义的讽刺剧,它还渗透着奥尼尔所痛切感到的人世的悲哀。
这样的认识,使我在表演最后一场——忽必烈哭库卡钦公主时,更容易引发出一种深沉的悲剧感,一种带有哲理性的痛苦……
一个月的排练是短暂的,然而它给我的回味是无穷尽的。饶有兴味地共同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探索作品的奥秘,也探索人生。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引起共同的惊奇和快意,这大概是艺术创造的最大享受,也是美国同行们和我都最为留恋的事吧。
首场演出的帷幕就要拉开了。我进入化妆间,惊奇地发现许多合作者给我写来的祝愿信。导演乔伊卡琳写道:“你的来临使演出丰富了百万倍。和‘李斯廉郝华’和‘华莱士比雷’合作、特别是和孙道临本人合作,对我是个彻底的享受……”丹·瑞卡特则写道:“你是真正的灵感。……王尔德说:‘生活在真理中,啊,那是最伟大的生活——生活在真理中!’”演元朝老臣的兰道尔金写道:“能有机会认识这样有意义的剧本并和你一起演出,我的感谢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能看你的表演,和你一起谈话,听你谈你的计划,你的梦想……这一切,都太奇妙了!”沈馥写道:“和你一起工作,认识你,真是奇妙的经验。让我们再次合作吧。生活,纵然它也有不少恐怖和艰辛,但你使它成为一个充满勇气、爱和巨大幽默的历程!”
这些信里所用的惊人的大字眼真正使我感到惶恐和愧作。然而,美国同行们这样率真的热情又不能不使我激动。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善于节制自己的感情。但,也就是因为这样率真的热情,才使我强烈感到:真正的对艺术的美的追求是可以超越国界的。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在美国演戏和在自己国土上演戏,并没有多大的相异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