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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三十六岁，南京人，1989年来美国，西雅图某大学教育学硕士。
她和丈夫的关系是到美国一年后开始变坏的。主要原因，她说，是因为她丈夫和另外一个北京来的女留学生的关系过于亲密了。有一天，她回家听到录音电话上那个女的给丈夫的留话，一上来就是“咱们……”。
她和丈夫都是南京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她在文学系，她丈夫在物理系。她的父亲是她丈夫作研究生时的指导教授。当年，为了把她追到手，他曾用了读研究生的那整整三年的时间。毕业时，他们结了婚，他因此也得以留校，而没有被分配回河南老家。婚后一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1988年，她丈夫以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美国加州一所大学进修。不久，在美国教授的帮助下，转成学生。一年半以后，她带着两岁的孩子来美探亲。一到美国，她就感觉丈夫对她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了。“大概，他以为他现在有资本了。我是靠他出来的，后来能读书，更是靠他。他挣钱，又是博士生，以后不愁找工作，办绿卡。”于是，不久，就出现了那个女的……
她说，她受不了那个气，两人开始不断地闹。一年后，她抱着孩子自己回国了。当时，他们俩并没有正式办离婚手续，但心里都明白，那是早晚的事。
但是，在两人分手半年后，她丈夫突然在美国医院体检时被发现患了淋巴癌，而且已经扩散。他无法在美国治疗，因为付不起那昂贵的医疗费用。他虽然有医疗保险，但那是他作为助研的工作合同的一部分，现在他无法继续工作，因而也就失去医疗保险。
他要求回国。他也不想在美国等死，不想最后死在异国他乡。家人帮助在上海联系了一家医院。他几乎是被抬上飞机的。到上海时，已经奄奄一息了。
她带着孩子从南京到上海和他见了最后一面。“看着他那样子，我已经不再恨他了。他还挺爱孩子，说攒下的钱将来给孩子上学。”她说，“我们谁也没再提起离婚的事儿。”几天之后，他死了。
他三十四岁，来自武汉，1987年到美国，在圣路易斯某大学计算机系读博士。
在他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那天，妻子突然向他提出离婚。她说，她早就想跟他讲了，只是怕影响他的资格考试，所以，一直等到今天。“为什么？”他问。“我爱上了别人。”她回答。
他和她都在大学读博士。到美国那年，他三十岁整。跟他同岁的她最初是以探亲名义出来。但半年后，就转成了学生身份，开始在同一所大学学西方艺术史。
他们的婚姻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因为两家的父母是朋友，他俩从小就认识。尽管后来上了不同的大学，他们还是在双方父母的赞许下，建立起了“恋爱”关系，日后的结婚，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她曾开玩笑地抱怨过，说当年的恋爱太平淡了，几乎没有“热恋”过。
他后来听说，妻子是在中国留学生会举办的舞会上碰到那个人的。那人是一个在校园中国留学生中间相当出名的人物。他80年代初就到了美国。开始在亚利桑那读书，读了两年，不知为了什么退了学。后来到一家中餐馆当值班经理。
妻子告诉女友，那一阵子，她感到特别抑郁，干什么都没劲儿。可是，不知为什么，和那人在一起，就觉得挺振奋。那人说，以后打算做大生意；并说他想做的事儿一定能做成。他后来追起她来，倒真是那股劲，不要命似的。她说，那人让她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作为一个女人而被爱着。
他们离婚成为当地中国留学生中轰动一时的新闻。开始时，他不同意离婚。在一次争吵中，他气得打了她一巴掌。那男的听说后，赶到她家去“保护”她。他打电话叫来警察。当警车“呜、呜”地响着警笛赶到他家时，旁人都以为出了什么人命案了。
最后，他同意离婚了。两年后，他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在旧金山一家电脑公司找到了工作。
她的“热恋”也没能持续多久。她的那位男友尽管雄心勃勃，一心要挣大钱，最后却连那份中餐馆的工作也丢掉了。在日后生活毫无着落的情况下，两人开始不断争吵。后来，她那位男朋友干脆一走了之，声称到纽约做大生意去了，从此便杳无音信。
三年后的一天，他从旧金山打电话给她，说他的父母——也就是她以前的“公婆”——要来美国玩，希望她能来“应付”一下。他俩离婚的事情一直没告诉家里，一来伯父母们为他们担心，二来因两家是世交，他们不想让他们离婚的事儿影响两家关系，她答应了。
到了旧金山，她为“公婆”下厨炒菜、设宴接风，并开着车陪他们游览市容。乐得老头、老太一个劲儿地夸自己的“儿媳妇”贤惠能干。
不久，她真的又成为她“公婆”贤惠能干的儿媳妇了。父母走了以后，他又打电话给她，说，你回来吧。于是，他们两人复了婚——当然，这件事儿也同样用不着告诉国内的父母们了。
异族婚姻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出国留学，很少有人再将中国留学生和外国人婚恋的现象视为一种政治行为，而只是看作一项个人选择。大家对校园里因感情碰撞而产生出“异族婚姻”，已经有些司空见惯了。
与那种基于盲目或算计的闪电式“跨国婚姻”不同，中国留学人员中的“异族婚姻”，一般都建立在较深的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异族婚姻”，并不都是“西方英雄救中国美人”式的，而且，也不一定都像童话那样浪漫，有着美满的“幸福结局”。
“异族婚姻，有时是很寂寞的。”一位美国教授的三十八岁的中国妻子说。她至今仍不喜欢参加她丈夫同事家里举行的各种聚会。那些美国人热火朝天谈论的事情很少能真正引起她的兴趣。但她也很难常请自己的中国朋友来家里玩，她丈夫不懂中文，而且，对于中国，除了长城和熊猫外，可以说一无所知了。她和自己的中国朋友一起聊天时，她丈夫只能一个人坐在那里看报纸。
她来自上海，曾是大学里的高材生，1984年到美国，在新英格兰的一所大学读人类学。两年后，她与学校化学系的一位比她大20岁的、离过婚的美国教授结了婚。这场婚姻使她立即成为两个孩子——她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孩子——的母亲，因此不得不提前从学校退出，最终没有能读完博士学位。不过，令她感到安慰的是，她不再需要像其他中国学生那样天天到中餐馆去打工，或常常为下一个学期的学费没有着落而犯愁。作为大学教授，她丈夫的工资虽然并不高得惊人，但也相当优厚。她自己又在城里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专门卖各种中国工艺品。他们有一幢四间卧室的大房子，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后花园。她每天除了接送两个孩子去幼儿学校和照看自己的小杂货店外，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后花园。在那里，她没种花，而是种了许多蔬菜。她说，“只要我忙，我就高兴。”
“是我提出离婚的。”一个刚和美国丈夫离了婚的三十九岁的女博士生说，“他根本靠不住。”她1984年来美国，一直在弗吉尼亚州一所大学读比较文学。她和她后来的丈夫——一个美籍爱尔兰人——是在校园里认识的。当时，他们在一个英美诗歌班上，一起研究叶芝、艾略特、庞德。他热情幽默，富有想像力，除了文学，还喜欢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非洲的食人鱼，西部电影的招贴画。有一天，他跟她说他想学中文了，问她愿不愿教他。于是，他们开始约会，后来搬到一起住，不久，在教堂结了婚。他们的婚姻危机是从她丈夫毕业开始的。因为学的是文学专业，她丈夫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两人的生活主要靠她在学校作助教挣的钱，有时穷得连房租都快要付不出来了。可是，她丈夫仍是无牵无挂，在咖啡馆一泡就是一天。“他连一点养家糊口的责任心都没有，”她抱怨说，“我只能离开他了。”
在婚姻观念的冲突中，感受到挫折和幻灭的不仅仅是中国女性，许多中国男人也在一场场失败的“异族婚姻”中备尝辛酸。
他很早就预感他的美国妻子最终会离他而去。这种预感是他一到美国就有了，只是，他没想到，最后事情会弄得那么难堪……
他们当年的婚恋是颇为浪漫的。两人是在去四川九寨沟的路上相遇的。那时，他是国内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摄影作品刚获得全国性大奖。她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中文。从成都到九寨沟，汽车在公路上要开两天半，而他们俩正好坐在一排座位上。半年之后，他们结了婚。后来一起到了美国。
回到美国后，她进了波士顿的一所大学开始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只好先进附近的一家语言学校学英语。但是，对他来说，中国政治显然要比英语更重要，或者说，更有意思。来美后的第一年里，他完全沉浸在激情中，整天和几个中国来的留学生一起，慷慨激昂地讨论中国的前途……
她劝他少去参加那些活动，有时间，多读读英语，要不打打工也行。但他不想如此平庸。他说，他要写一本有关中国前途的书，将来出版后，一定会轰动。可是，即使在她帮助下，他也没找到一个对此有兴趣的出版商。后来，他又说，他要重操旧业了，到报纸或杂志去搞摄影。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或杂志认真考虑过他的申请。
他承认那是他最为艰难的时候。他希望妻子能够理解他，支持他。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这时，他的美国太太向他提出了离婚，并请他立即从家中搬出去。在震惊之余，他最初拒绝从家里搬出去。他妻子冷静地告诉他，公寓是她以她的名义从学校租来的。如果他不走的话，她只好叫警察了。他无奈，只好搬了出去。
在分居的日子里，他一直希望妻子能回心转意。他不断给她打电话，她不接。他干脆夜里就坐在她单元的门口，等她从图书馆回来。几天后，警察敲了他住地的门，客气地警告他，以后不得再去骚扰已经和他分居的妻子。他又气又急，跑到妻子学校去找她的指导教授，希望指导教授能帮着劝劝她。不过，他的这种中国式的做法使他的美国妻子更加愤怒。她给他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冲他喊叫：“我为你感到丢人！”
三个月后，他接到了法院寄来的离婚文件。他们没有孩子，没有财产，所以手续很简单，只要他签一个字就行了。如果他不同意离婚，六十天内，他可以到法院去申诉。他没有去法院，而是签了字。
“我为他感到难过。但这种婚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的美国妻子事后说，“他不懂这个，总以为我另有什么人了。”她说，她毕业以后，准备再去读法学院。那样的话，她根本受不了这样的婚姻拖累。“我不想说我们结婚结错了，那时我真是爱他。我希望他今后能找到一个更适合他的中国姑娘。”
第七章 中国情结
总是一片牵动思绪的土地
在海外长期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可能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