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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司长，随后又任美大司副司长。1981年底，谢启美自美离任，冀朝铸第二次远渡重洋来到华盛顿，出任我驻美使馆的公使衔参赞。3年后，冀朝铸接替酷爱京剧、甚至“下海”的胡定一（北平军凋部中共方面翻译，建国后进入外交界，历任驻印度使馆三秘、驻加纳使馆一秘、驻英使馆政务参赞、驻旧金山总领事等职），出任公使，如同他在两年后又在伦敦接替胡定一那样。只是冀朝铸公使的任期并不长，几个月后，他就匆匆前往南太平洋岛国第一大城市——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美丽都市苏瓦上任去了。
在写冀朝铸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已故国际活动家冀朝鼎，他是给了冀朝铸极大影响的、年长朝铸二十六岁的大哥，素来有“红色中国秘使”之称。冀朝鼎，号筱泉，1916年考进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中共“一大”前后，他接受进步思想，并有幸得到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耳提面命般的教诲。与众不同的组织能力，强烈的正义感，极富感染力的辩才，加上一副优美的嗓音，使冀朝鼎迅速成为清华园公认的学生领袖。这位清华学运的先躯曾因参加震撼中国的“五四”爱国运动而被拘捕3天。在这以前，冀朝鼎与徐永瑛（解放后曾任上海外侨事务处副处长、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梅汝傲（曾任战后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部顾问）等追求真理，组织成立暑假修业团。翌年，该社团改名唯真学会，其核心秘密组织“超桃”除上述翼、徐、梅三人外，还有女师附中的罗静宜（后来的冀夫人，当时名罗素书）。这群激进的青年学生接受了“劳工神圣”的新潮思想，十分关心劳苦大众的疾苦。他们办工厂，从事体力劳动，并且在西园（今清华气象台附近）开荒种菜。
1924年秋，冀朝鼎在清华毕业后赴美，考入芝加哥大学主攻历史。他一边读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并以三分之二的压倒多数被推举为芝加哥留学生会会长。1927年春，冀朝鼎参加布鲁塞尔世界反帝反殖大会，在为血风腥雨所笼罩的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中，经与会中共代表介绍，他毅然加入f中国共产党。冀朝鼎是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自然，也是清华大学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冀入党后便参加美共中国局的领导工作，后来又根据美共领袖福斯特的指示办报。中国日益穷困的严峻现实促使冀朝鼎把兴趣由历史、法律转向经济问题。等到毕业时，他的英文博士论著《中国经济枢纽区域》在英美经济界深孚盛名，被当作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书。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高度评价说：“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1940年初，冀朝鼎回到祖国。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他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内从事秘密工作，历任平准基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要职。富有喜剧性的是，在重庆期间，冀朝鼎长期住在孔祥熙的公馆里。后来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蒋氏“钱囊”终于起疑心了。他夤夜找来冀朝鼎，咄咄逼人地想从冀的嘴里掏出点什么：“朝鼎，你要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冀则以退为攻，含而不露地反击：“我追随你多年，我的一切你都清楚，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面对冀沉着冷静的神态，孔祥熙也被弄糊涂了，沉吟半晌，无言以对。“我看也不像，都是谣言。”孔最后只好尴尬地自嘲。冀朝鼎的睿智和革命坚定性还表现在他与前国民党驻苏大使蒋廷黻的唇枪舌战之中。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中，这位后来被伍修权特派代表大大嘲弄了一通的蒋博士挑衅性地对冀说：“为你的共产主义而干杯！”冀不加思索地举起酒杯，针锋相对地回击：“为你的法西斯主义干杯！”无疑，洁身自爱、立污泥而不染的冀朝鼎能如此大智大勇，他的后面有党。内战爆发时，中共驻沪代表团撤回延安，周恩来通过邓颖超化名写了一封指示信给翼：“吉尼（引案：周恩来）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更多贡献。……吾辈既有志，更宜具远大眼光。”
在长兄革命思想熏陶下，耳濡目染，冀朝铸幼小的心灵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不仅如此，冀朝鼎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锻炼、培养了和各种人物交往、周旋的才能，长期的涉外工作实践又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无疑，这也给了乃弟有益的借鉴。更主要的，冀朝鼎还是一位出色的英文翻译，这一点对冀朝铸来说，在翻译生涯的最初几年里，亦获益匪浅。早在1927年，冀朝鼎就给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当翻译。嗣后，他又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工作，任常驻代表邓中夏的秘书和翻译。建国初期，由于高级翻译人才匮乏，冀朝鼎间或也参加一些重要会谈的口译工作，他的能力和水平皆不同寻常，令人叫绝。某次，周恩来发表大段讲话。冀朝鼎一点没有记录，只是周讲一会儿，他屈起左手一根手指；再讲一会儿，又屈起一根手指。等周恩来讲完，他的左手恰好握成拳头。然后他从容上阵，翻译一段，伸出一根手指，再译出一段，又伸出一根。等整段讲话译完，左手又恢复了原状，真是妙极！在场工作人员事后无不叹为观止：“今天周总理的讲话和冀朝鼎的翻译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有了这样一位名师的“传帮带教”，悉心指点，加上自己的勤奋和天资，冀朝铸登上首席英语翻译这把交椅，也就不奇怪了。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四位中国副秘书长多数留学美国，且多任职于外交部国际司（国际条法司）。四人中有两位是华侨，两位做过驻美国公使。有三位副秘书长的兄或弟亦是外交家（冀朝鼎至少算半个外交家）。就地域而言，副秘书长人选自南而北，先广东，后江苏，再山西。
侨商 港商 台商：跨海踏浪故土情
作者：王永志
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夫妇在其近著《90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中大胆预言：拥有伟大的文化遗产和商业遗产的中国，在21世纪必定腾飞，因为它将会受到两支火箭的助推——香港和台湾。
答案是现成的。它得益于中国70年代掀起的对外开放浪潮，得益于中央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施政方略。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这潮涌浪翻之中，一大批港澳台胞和华侨、华人充当了勇敢的弄潮儿。他们跨海踏浪而来，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门敞开涌现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龙之传人
中国14年来一波接一波的对外开放浪潮，同决策者着眼于发挥海外侨胞、港澳台胞的优势是分不开的。当中国扬起对外开放的大旗，向全世界敞开了国门，排挞而来的首先是黑头发、黄皮肤的龙之传人，是滚滚而来的侨资、港台资金……
1977年9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指出：林彪、“四人帮”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可信任，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他还明确表示：“海外关系是一种好东西。”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紧随其后，我国第一、第二侨乡广东、福建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决定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我国对外开放直接进入了运作阶段。
这是向全世界宣告国门敞开的坚定信心。
面对这声深情而响亮的呼唤，生活在另外一种社会制度的几千万龙的传人，当即作出善意而积极的回应。
遥远的东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勤劳勇敢的炎黄子孙，在“老外”看来，也是一个难解之谜。这些自称龙的传人的人们，为了谋求生计，沿着黄河、长江艰难地跨越国门，漂洋过海。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开始时是真正的穷光蛋，除了祖先留下的“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刀）功夫外，可以说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然而，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当人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再把视线投向他们时，他们已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有的甚至驰名世界，有的甚至已经执一方、一国经济之牛耳了。
更令世人难以理喻的是，这些自称龙的传人的炎黄子孙对东方古国的情感。曾几何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房屋在极左路线的淫威下被占用、被没收，他们本人也曾被视为“麻疯病人”而被拒之门外，让人不敢接触，他们的亲属也因“海外关系”被另眼看待、打入另册……但是，当对外开放的第一缕春风拂向寰宇大地，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要保护和发扬侨胞爱国爱乡的热情，挫伤和压制这种热情，就是违背党的政策”的谈话广为传播时，他们心头的创伤迅速地愈合，他们的胸膛重新燃起热爱桑梓的火焰。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充当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好汉，开始在这块他们的祖先曾经生养休息过的土地上耕耘，经商办厂，投资兴业，拉响海外侨胞、港澳台胞投资大陆的第一声汽笛。
1980年4月2日，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正式召开全体会议，审议北京航空食品、建国饭店和长城饭店等三家合资企业。这也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合资企业，在建国饭店的注册商标批号上醒目地写着“002号”。
同中方合作的是拥有美国帕罗沃特、拉古娜等家假日饭店的美籍华人陈宣远先生。因为这是头一批“涉外婚姻”，中方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副局长庄炎林，而在合资报告上做批示或划圈的有国务院总理和15位副总理以及1位副委员长，可谓好事多磨。
从1980年签约到1982年4月28日建国饭店正式开业两年间，陈宣远飞来中国大陆22次。这22次的长途跋涉，是对他的意志和韧性的最好的注解，反映了他为发展中华民族旅游业的一片痴情。现在，建国饭店已脐身干中国饭店家族的骄子行列。
1988年3月，未届花甲之年的陈宣远先生在美国寓所溘然病逝。知父莫如子，陈宣远的公子陈跃方这样评价他的父亲：“当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搞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许多外国人不摸底，怕失败，不敢投资。但父亲不怕承担风险，乐于承担风险，这样他在中国取得了成功。”取得了成功的陈宣远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为敢于“吃螃蟹”的炎黄子孙。
香港大亨霍英东是个白手起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素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美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一个星期，霍英东就回大陆考察探路。他认为，中国要真正成功地引进外资，当务之急就是要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解决宾馆不足、水准太低的问题。于是，1980年12月，他率先在广东中山建成中山温泉宾馆，成为港澳实业家同中方合资兴建的第一家宾馆。1983年，霍英东和彭国珍等人投资2亿元兴建的34层的白天鹅宾馆，巍然耸立在羊城大地。
继白天鹅宾馆之后，霍英东又在首都同中方合资兴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