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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招商集团
·“巧克力大厦”的脉搏
·命运备忘录
·联合国的四位中国副秘书长
·侨商 港商 台商：跨海踏浪故土情
·世界大串连
·大洋的此岸和彼岸
·留学美国
·尊严
·展画伦敦断想
·在旧金山排戏
前言
作者：桂国强 主编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后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皇皇巨著。
但是，古典纪实文学中的一种主要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
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传记文学的复苏，报告文学的新生，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第一次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人与后继者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又将临近时，人们已经开始了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们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样的尝试富有某种挑战性。
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为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我们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这会成为我们作世纪回眸的一种方式。
自从历史的概念被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之后，人们意识到很大部分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因此，不是官方教科书，而是由亲历者根据个人经验撰写的“历史”就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之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选编的纪实文学范围除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两大类之外，还有纪实性散文和文学性特写。
招商集团
作者：李士非
袁庚“私访”
1978年秋天，交通部长叶飞派袁庚到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问题。他面对正在起飞的香港经济，看着那一片繁荣景象，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感。再看看我们的招商局，缩在一座13层楼里，眼瞧着周围的楼群拔地而起，自己却无所作为，不禁感慨万干。1950年起义时，我们有十几条船，包玉刚只有两条船，曾几何时，他成了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他的多达2000万吨的船队雄视海洋，我们却望尘莫及了。我们是天生要落后的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船王？不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怎样向后人交待！
袁庚研究过晚清洋务运动，了解招商局的历史。不错，李鸿章是个封建官僚，镇压过农民起义，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而且，据说严复从英国学成归来去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抽鸦片，第一句话就是指着手中的烟枪问：“这玩艺，英文叫什么？”也许并无其事，只是人民对他的挖苦。这说明人民恨他。但是，在人民起义被镇压下去，资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强，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洋务运动由制内为主转变为以御外为主，李鸿章创办招商局与洋人争利，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开了绿灯，不能不说是做了一件好事。几千年来，中国有轻商的传统，“士农工商”，商在最底层，而当国家危难之际，国库空虚之时，李鸿章打出“招商”的旗号，招商股以建轮船公司，这也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日本尚自有轮船六七十只，我独无之，成何局面！”这是李鸿章的声音。于是，同治11年12月16日，即公元1873年1月14日，轮船招商局诞生了。在外国航运势力垄断了中国江海航权的背景下，招商局的开创和发展，对于打破外国垄断，开创中国航运业的基础，推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及加强海上防务，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引起袁庚注意的是，招商局早期的三位主要领导人——唐廷枢、徐润、郑观应，都是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又都是从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他们都顺应了时代潮流，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是郑观应，他怀着炽烈的爱国热忱，毅然辞去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经理之职，放弃了可观的高薪，就任招商局会办，给招商局带来了新的活力。他不但是实业家，而且是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但影响到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而且据《西行漫记》所载，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谈话中，也曾说“非常喜欢”郑观应的代表作《盛世危言》。招商局后来落到盛宣怀手里，每况愈下，到国民党时期更成为四大家族的财产。起义之后，本当大有作为，却又过了许多年的蹉跎岁月。这个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如果不能在我们手里焕发青春，奋然起飞，我们又怎么对得起艰难创业的前人！
抚今追昔，袁庚不胜感慨，觉得肩上压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袁庚私访来了！”招商局传开了这个消息。
袁庚找的第一个人，是梁鸿坤。这梁鸿坤原是铁路系统的于部，文革前当过广州铁路局团委书记，著名的先进集体“广深二组”就是他抓的，文革初期“广深二组”受冲击，组长刘秋容被剪了头发，他也挨了批斗。1968年被贬到曲江梅村干校劳动，风里雨里干了四年，后来说要建“海上铁路”，派人出去买船，1973年3月把他派到了香港招商局。这是个不安分的人物，当个办公室主任，感到无所作为，终日手脚发痒，牢骚满腹。
“鸿坤同志，来香港五年了吧？”
“快五年半了。”
“有何感受？”
“别提了！人都快闷死了。”
“门从何来？”
“我们是来干工作的，却被捆住手脚，能不问吗！老气横秋，四平八稳，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增加固定资产也不准，总之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到底是为什么？就说这座楼吧，原是三层木楼，前任总经理把它改建成现在这个样子，他却因此在交通部挨了批斗，造反派质问他‘为什么把国家的钱扔在香港’。再说我们要买房给过往的船员住，请示报告，来往扯皮，等批下来房价也涨了，只能买几个单元。要说那是‘四人帮’时期，现在‘四人帮’垮台了，为什么还不给我们松绑？香港这地方，50年代恢复，60年代发展，70年代起飞，我们眼看着一个个财团发迹，一个个船王崛起，周围的大楼像树林一样长起来，自己却动弹不得，心里急得冒火呀！说什么不准把钱扔在香港，不准搞固定资产，请问香港是不是中国领土？将来要不要收回主权？到底谁爱国谁不爱国？！”
真是知音！袁庚深深地感动了。这样的干部在香港不是个别的，放手让他们干，能干出多大的事业呵！
“你看，招商局能不能搞成跨国公司，像日本的大商社那样？”
“完全可以。只要中央授权，在香港大有作为！”
开发蛇口
袁庚调查的结果，产生了交通部党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请示于1978年10月9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10月12日得到批准。紧接着，袁庚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带着新的方针飞到香港。这就是朱士秀所说的第二个转折点。
新方针主要有三个内容：
第一，定下了今后经营的“24字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提出要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凡是投资少，收效快，盈利多，适应性强的企业就争取多办。
第二，招商局的利润从1979年起5年不上交，用以扩大业务。
第三，批准招商局有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批准从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人员，不必再报经内地审批。
这就活了。招商局真如久旱逢甘雨，人心大振。
袁庚调兵遣将，一切围绕着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来考虑。梁鸿坤被任命为发展部经理。
光搞航运，跨国公司组织不起来。必须有工业，首先是与航运有关的工业。油漆、钢丝绳、货厢、氧气、拆船、炼钢，都是当务之急。
搞工业要有地皮。在香港找地皮，已经错过了时机。如今中区地价之贵仅次于东京银座，且平方英尺要15000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也要500元以上。去澳门吗？何贤先生很热情，但那里港口水浅，投资太大，电力也不足。
还是要在内地想办法。袁庚找到广东省长刘田夫。广东也要开放，正在议论呢，一拍即合。“好嘛，在宝安找地方嘛。”
袁庚、梁鸿坤等人，驱车宝安边境，由东而西，踏遍山山水水。
先到大鹏湾。袁庚的故乡，久违了。水够深，浪很大，但公路不行，电更远。
直看到西部南头一带。蛇口！袁庚怦然心动了。1949年他率领两广纵队炮兵团长驱直进，解放了这片土地，戎马倥偬，未及细看，便奉调北上，脑海里只留下“荒凉”二字。不料30年后重返旧地，他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依然荒凉的蛇口镇，青壮年大都偷渡到对面去了，只留下老弱妇孺；看到了海滩上横陈着浪潮送回来的偷渡者的尸体；注目远望，也看到了不过几千米的海那边，60年代发展起来的元朗的高楼大厦。他感到揪心的内疚，暗暗在心里喊道：“惭愧呵！我们30年来干了些什么！”
幸而蛇口是设厂的理想之地。这里有蛇口镇，渔码头可以靠船；港湾好，可以扩建码头，特别是赤湾，可建万吨码头；有西沥水库，用水不成问题；路虽不好，可通车，也不难改修；电也可通。有了这些条件，加上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任何香港财团不能和我们竞争的。
政治的、经济的、感情的因素，在袁庚心里汇成一个强大的声音：开发蛇口！他想的已经不仅是办几间工厂的问题了。
叶飞访欧归来，路过香港，听了袁庚关于在蛇口建工业区的汇报，很兴奋。“你们写成文件，经省报中央。”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上《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