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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理论落后于实践当然是老生常谈，但网络文学实践与评价体系之间的严重不匹配，确实是无法否认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面对那么多异常出色的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传统批评家们不是故作清高袖手旁观，就是闭目塞听装聋作哑。而在文化变迁大时代的吊诡下，在媒体造势的轰炸中，立基于文学史传统的批评体系即便不能说土崩瓦解，也称得上是隔岸观火尸位素餐了。在网络文学当中，那些质地坚硬、触目惊心的生命感受，那些鲜活、敏锐、真实的日常经验，那些决绝的不妥协的反抗意志，那些在包裹在颓唐沉沦外表下炽热的心灵，还有那些异类的、出位的感觉，等等，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最真率的表达描摹之一。然而传统的文学批评及其标准尺度对此却徒呼奈何，无能为力。尽管间或有传统文学批评家客串网络文学批评，通常也都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如上所述，文化变迁带来的价值体系的崩盘是最根本的。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离开它自己的哲学框架，这个框架包括总体世界观和民族的道德情感方式。然而，在文化变迁剧烈的冲击之下，这个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了。传统文学批评体系的原有范畴和价值基础很难对网络文学的经验给予有效的阐释和发扬。
那么有没有在网络文学内部生长出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的可能性？换句话说，网络文学是否可以自外于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而另起炉灶？按照“不要拿文学这顶大帽子压人”的逻辑推断，似乎是可以的。但这只是一个极端先锋且略带游戏性的口号而已，尚不具备建设性的因素。网络文学其实并不能离开过往文学的历史传统和经验，也不存在独立于传统文学之外完全新质的文学样式。在这个大前提下，关于存在一种专属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的说法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事实上，网络文学界中一些具备相当批评眼光的作者基本认可这样一个现状：网络文学不可能回避文学史传统和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而迄今为止，传统文学仍然保持着对网络文学的优势。
对这个现状的认可至少导致了如下两个结果。第一，由于上述优势的存在，以报纸、杂志、出版社为代表的平面媒体始终影响巨大。网络文学作家们平息了当初的亢奋和对传统文学的不屑，开始以能在传统平面纸媒发表作品为成功的标志。虽然自由率性无视规范是网络文学写作最根本的特质，但是其中仍然要考虑到网络文学的策略性问题。众多网络写手们在各种专业、非专业网站的灌水专区以及大大小小的BBS上发帖、跟帖，楼上楼下地闯荡奔波扬名立腕儿，当然也可以获得极大的认同感和满足感，但他们最终无一例外都渴望走出网络占领平面媒体，并且获得主流文坛的承认。因为网络点击率无论怎样飘升终究只是个无利润的流程，即便网站文库青眼有加也大多是画饼充饥，当不得真的。于是乎“才下网坛，又上文坛”就成了网络文学在商业时代的注脚之一。从网易大赛到榕树下大赛，从蔡智恒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到《懈寄生》，从今何在的《悟空传》到明白人的《唐僧传》，以及安妮宝贝的《彼岸花》，直至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等等，都说明了网络文学一直寻求着同平面媒体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妥协、进而争取一个“双赢”局面的机会。占据平面纸媒意味着写作的货币化从空想走向现实（尽管这未必意味着网络文学能够进人到依据文学史尺度形成的评价体系当中），而网上点击率则意味着潜在的客户购买群，其中支配性的因素是永恒的经济利益。“网上出名网下卖，终南捷径痞子蔡”是对这种状况不无刻薄的指认。在这里，文学评价体系通过那只“看不见的手”获得了某种代偿，尽管这是非常单一的代偿。第二，有感于网络文学实践与相关批评体系严重分离的状况，一些具备批评才能的网络文学作家开始尝试着使用传统文学批评的方法清理网络文学的积年陈债。雷立刚是网络文学的后起之秀，2003年，他的一篇针对网络文学的批评长文开始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但是这篇文章却引人注目地使用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题目：《中国文学在网络上的5年行走》。显然这不是一种随意的命名，而是有着雷立刚自己的意图的。可以推测的是，雷立刚不使用“网络文学的5年”的提法，而是坚持说“中国文学在网络”，其立意在于消此前那些极端先锋的网络文学拥护者人为割裂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理论努力。这篇文章纵论自1998年以来的网络文学发展，是我所见到的关于网络文学最有才情和见识的批评文字。虽然不存在一种专属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但是，由富于批评才能的网络文学作家来谈论他们自身参与其中的网络文学事业，这无疑是一种极其健康的有前景的批评途径。
小 结
这篇文章的题旨本来是专论2003年的网络文学，然而一来由于2003年的确乏善可陈，二来，若想说清楚2003年的低迷，也必须从问题的源头说起。这篇文章因此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中国的网络文学走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尽管其间还有各种难以置评的变数，也有着一些无法规约和定义的因素，但是随着网络写作的大背景日臻成熟，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手的参与推进，随着网络文学批评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网络文学的更大成就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八 理论探讨与文化批评
白烨执笔 中国作家网2004年8月12日
2003年的文学理论批评，虽然同往常一样，看来异常丰繁，乃至纷乱，但在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几个大的领域，都有一些惹人眼目的“点”凸现出来，这些“点”不仅饶有新意，而且切合着当下的社会的和文学的现状，很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理论批评的总体情形来看，在文艺学的“现代性转型”、“生态文艺学”、“文学叙事的变异”以及小说现状、诗歌现状、网络文学的本质与特点等方面，都有相对集中的研讨和比较深入的思考。但相比较之下，理论领域中有关“想像”问题的研思，文学文化批评中有关“大众文化”现象的论争和有关“文化批评的得失”，的探讨，可能更属于该年度颇见新意的理论批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切中着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际。
“转向”与“想像”问题
在文学理论领域里，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显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似乎总是跟在西方文论家的脚步后头亦步亦趋，或者诊释、阐发西方文论的潮流与观点，或者套用西方文论的概念、术语表述自己的理论随想。文学理论探讨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理论界之外的人们有看法，理论界之内的人士也有感觉。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2003年中有一些走出这种理论定势的努力与倾向，就特别地令人欣喜。比如，在对文学理论本身的反思之中出现的有关“文化转向”的思考，就因密切联系中国现实的角度，表现出务实求新的趋向。在这一方面，金元浦的《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6期）一文颇值得关注。这篇文章从文艺学要关注问题的问题人手，从论说世纪之交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转移到“文化”的转向，使“单纯专注于文学内部的语言、语义、言语、符号、形式、结构、韵律、节奏，专注于文学文本的审美性、自律性，已无法容纳、涵盖当代文学文化急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文学本身及其背后的社会转型， “要求文学必须改变旧有的视野，关注和研究新的论题、概念和范畴。”他并且认为，“文学将在变革、拓展和深人研究中，逐步重建本身新的学科界域，学科特性或特殊性。毋庸置疑，新世纪的学术转型是在社会转型、范式转换与学科重组中重新确定边界的过程，是文学研究发掘的各种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如果说金元浦的文章还侧重在理论务虚的话，那么，陶东风等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 兼论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文艺争鸣》
2003年6期），则把这种文艺学转向的问题更多地落到了实处。陶东风等人虽然在讨论问题的开始依然以费瑟斯通、沃尔夫冈·韦尔施等西方文论家的理论观点为依据，但所关注的现实却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他们认为， 日常生活已经呈现出其审美表现，这表现为“审美启蒙的淡出”，“日常审美的打造”，“审美消费的形成”以及“媒介与审美的联结”，等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这应该被视作是对文艺学、美学的挑战，同时也是为文艺学、美学的超越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样面对现状的理论思考，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它切中文艺理论长期以来因疏离现实而不断滞后的症结所在，表现出面对新的文学文化现实进行突围和创新的理论的自省与自觉。
文学理论领域里另外一个饶有新意的话题，是有关“文学想像”问题的探讨。“想像”本属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学本身即是想像的产物。但毋庸讳言，在文学创作的当下现实，“想像”的因素正在弱化和淡化，“纪实”的成分正在强化和泛化，而且似乎从小说到影视，从创作到阅读，都形成了某种整体性的时尚化的“纪实”潮流。而在这背后，则是社会生活的注重实利的趋向，已不断地向文学、文化领域渗透，使得相当多的文学从业者（包括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在内），不再认真关注文学想像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有关“想像”问题的理论思考，密切联系了当下的创作实际，是一个极具现实针对性的理论话题。在这个话题方面，周冰心的一篇《当下文学的虚构危机》（《文艺报》2003年８月19日），对于中国文学“想像的缺失”的种种描述，基本上指出了主要问题之所在。他认为，“一方面文学被一种或多种诱惑缠绕着，引向世俗化，沦于庸俗的境地，同时电子技术、信几息技术、媒体扩张、视觉文化等电脑时代的实用质地也将文学引人一个‘消费乐’的包围圈。另一方面，文学走向物质消费并积极参与消费，在仿照物质消费模式建立叙事结构途中倡导的‘非虚构叙事’恰恰又丧失了文学中最后一切令人留恋的‘不可然世界’（想像力世界）。”虽然此文在列举“社会订货性”写作与“虚构象征之碑”写作的代表性作品时，都因以偏概全存有诸多的不准确之处，但文中所指出的许多作品浸染在“功利、趋利，复制、仿制的经世实用的‘消费性’写作旋涡”里，却是一个大致不差的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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