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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巧合，好像她对自己写出来的这些文字理解得更深了。重新创造文字，是的，好像简单的词意味深长，掘之不尽，好像可以说了再说，直至意义消失，只剩下声响。
“谁写的？这是谁写的？”她问。她高兴地发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
我和这个女人走进了这个故事。这个写作的女人，难以想象的女人，因自身而激动，因全世界而激动，因为不公正，因为美，因为痛苦，因为爱，因为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她和我，因为那个发生在她与我之间又不仅仅发生在她与我之间的故事而激动。不，并不仅仅发生在她与我之间。她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然而，不应该知道得太清楚。像大家一样，吵架、辱骂、干坏事、做饭，也做爱。世界上乱七八糟的事什么都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中的成员，因为我们无法与人类分开，因为她写作，也是为了全世界，正如为了我一样。因为我也在这个世界上。
她说：“扬，不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是个英雄。不要太自信。仅此而已。我不知道您是谁，我们都不知道。”
我一天天被扯进这个故事，好像这故事一天天开始，好像被我中途遇上了。她让我进入了她的故事，她的那些故事。什么故事？不知道。我一无所知。我试图弄懂这个故事，但我对发生的事不怎么明白。我只知道我在那儿，和她在一起，一直在那儿，并将一直呆下去。我在那里无能为力。她在那里也无能为力，她和我对什么都不负责，就像两个被扔在世界上的孩子。吃饭。写作。我在那儿，在床上，在厨房里，在汽车中，在欢笑中，在辱骂里，在文章中，在她口述她创造出来的文字中。我被迫呆在那里，无法逃脱。她看守着我，看守着一切。我除了呆在那儿，别无选择。我呆在那儿仅仅是为了她，完全为了她，直至再也呆不下去，直至想离开一切，直至想自杀，直至再也不见她，直至感到恶心。她站得挺挺的。我不该看别人，永远只能看她，看呆在那里的她，看在那里写作的她。她不停地看我，一直看着我，不放开我。这真无法活下去。难以忍受。我是她最喜欢的人，她是我最喜欢的人。
怎么办？怎么坚持？怎样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让时间流逝？怎样安排这些时间？这些日日夜夜，我们对它无可奈何。我想走。她说：“别走了，因为您还会回来的。您不可能不回来。没别的办法。”
确实，我总是回来，我一直在那里跟您呆在一起，呆在您身边，与您保持那种难以忍受而又必需的亲近，保持随时建立而又破坏的联系。那种联系，每一天、每一夜都被创造出来。她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那种联系，她被迷住了，但同时又想摧毁它。好像爱情就像一个点，永远达不到，却又存在；已经存在，一个精确的点：明亮而又说不清楚。她说：“别想弄明白，您弄不明白的，世界上谁也弄不明白。没有任何东西要弄明白。我自己也不明白。”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4）
她又补充说：“如果您不乐意，您可以走。您在这里一无所有。只有两个包。好，关门走吧！我摆脱您了。终于摆脱了！”
3
我在那里必不可少，又毫无用处。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但我不能走。我们相爱，我们不再相爱。这又重新开始了。什么重新开始了？写书。我们又开始写书。不可避免。有一天，我说：“如果我明天死了，如果我明天自杀，您会在两个星期内写一本小书。我敢肯定您会写的。”她说：“扬，求求您了，别说这话。别说了。不是一本小书，而是一本书。”
我们都沉默了。
我们去里斯本，参加杜拉斯的电影展览。这是我第一次和她正式出门，我不知道站在哪里好。她没有把我介绍给任何人，什么都没有说，把我扔在一边不管。在法国大使馆的会客室里，她把《80年夏》送给大使，并说：“您看见了，扬 · 安德烈亚就是他。这本书就是题献给他的。”大使跟我打了招呼。我想离开众人，想走，不呆在那儿。
在晚宴上，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便说：“什么都不干。”她坐在大使身旁，在桌子的另一边，听见我的话后，便很大声地说：“您刚才说得太好了。应该坚持下去。”我不知道看谁好，不知道怎么吃。她继续和大使说话，然后又对我说（声音一直很大，全桌人都听见）：“好极了，应该有勇气说这些事。您无所事事，这千真万确。”
大家都沉默了，接着又开始交谈起来。我最后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好像她并不在场一样。我忘了她。
我常常听到《广岛之恋》中的那句名言：“你爱我，多么美妙啊！”这句话我直到现在才真正明白。爱，就要彻底地爱，包括身体。肉体也要相爱，是的，是这样。还要做爱呢！也需要身体，皮肤。她说：“瞧，扬，我的皮肤很嫩，那是因为季风雨。您知道。是的，皮肤保护得很好，只有脸受摧残了，其他部位并没有受到影响。大腿，您看我的大腿，它们又长又结实，活像小伙子的大腿。大腿没有变。我运气不错。”
这是真的。我们真的是同龄，我们相爱，不断重复、永不枯竭的总是这种爱。一种真正的美使它得以更新，并用文字表达出来。用某种文字。她说：“如果一个人聪明，他在什么事情上都聪明。写书、园艺、爱情……一切。要么是十分聪明，要么是一点不聪明。”
我这样说：“聪明是没有止境的。聪明就是创造，就是奇思，就是欢笑，大笑，什么都是。从窗口扔出手提箱、打架、辱骂也是。我们要的就是智慧。因为在生活中，在生活中的这些事件里，首先有您和我的智慧。我们不能抛弃它。共同生活的痛苦。那不是痛苦，但说到底还是痛苦。爱情故事，那不是痛苦，然而也是痛苦，厌恶一切，厌恶生命，厌恶您，厌恶我，然而又不是，因为我们相爱，因为我们让此事变得很了不起。相爱，共同生活，您把它说了出来，写了出来。在床上，在书中都如此，我丝毫不怀疑。‘像铁一样硬’，正如您说的那样。我不怎么明白，但这是您对我口述的，这些谎言，这整个故事都是我用打字机打下来的。但请告诉我，这是什么故事？‘站着睡觉’，正如您说的那样。这一切，全部，生活中和书中有关您我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全都是事实，都是真的。我们都相信，我们都说，我们都做。一切，爱情和书，剩下的一切。直到尽头，直至现在。今天它还在继续，因为我正在写您，我在写。是的，在写。”您说：“扬，您只有一件事可做：写。”我做了。我写了。
我可以这样说：她创造，并且相信自己创造的东西。她创造了我，给了我一个名字，给了我一个形象，叫唤我，从来没有人像她那样叫过我。她日夜给我词汇，一些词汇，她的词汇。她什么都给，而我呆在那里，我就是为了那些词汇呆在那里的。我不提问题，什么都不问。在那些年当中，她好像一次也没问过我喜欢什么，从来没有让我点过菜，每次开车兜风都是由她决定去哪里，她从来没有想到要问问我想去哪里。从来没有，她没问过我想吃什么。没有，从来没有。根本没有。她说：“扬，这些酸醋韭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于是，我做了十天酸醋韭葱，每次她都很高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所有不喜欢韭葱的人甚至都不配活在世上。那些人不存在，我们不想认识他们，决不。那些不喜欢韭葱的人多么可怕啊！后来，不吃韭葱了。接下去两个星期吃的据说是越（南）式色拉。只吃这东西。
她也说：“告诉我，您能去哪里？您跟一个著名的、十分聪明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您什么都不用干，吃住免费。全世界的人都想取代您呢！”
说实话，这倒是真的。然而，我有时也不想吃韭葱、喝中国汤、吃都柏林土豆，不想在凌晨三点钟去奥利机场，不希望她老是在那儿。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呆着，不想成为她最喜欢的人，不想再爱。
她说：“这不可能。”
我很少说话，但我还是有说话的时候：“杜拉斯我受够了！杜拉斯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杜拉斯结束了！”
她让我发火，让我骂，然后走到我身边，抓住我的手：“不，别这样说。这不是真的，您跟杜拉斯决不会完。您知道这一点。”
我们没完。没有停止，不可能停止。一切都重新开始。从来没个够，还不够，要爱得更热烈。是的，是这样。故事，永远没个完。陈词滥调，类似“卡布里，完了”那样的东西，要多少有多少。疯狂大笑，架吵了又吵。
“扬，干吧！您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决不是。爱我吧！您只能这样做。我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我照办了，服从了。最神奇、最出奇、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竟然能行。书写了，剧本和电影一切顺利，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她说：“杜拉斯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她没有笑。她回到了十五岁，已经在从事文学创作了。她在文学当中，她毕生都在创作，不惜一切代价。别的任何东西都不重要，我也不重要，我在那个故事中一钱不值，因为是她创造了一切，从头到尾，一切。她说：“您知道，我什么都不编造，您知道我从不撒谎，从来不曾撒过一次谎。我不是在搞文学创作。我是在写书。您到底明不明白？”
我假装明白。我做爱，我在她的口述下做饭、写书、开车。我在那儿，我完全属于您。您呢？有时，我们跳舞，您很喜欢跳舞。您说：“我舞姿完美。没办法，就这么回事。不会跳舞的人，不动的人，总是让人担心。”
“写作，就是寻找适当的运动和速度。您相信吗，那也是一种跳舞方式？”
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不这样说话。
她珍惜生命，好像每时每刻都是捡来的一样。非常紧迫。似乎明天将不存在，似乎已没有未来，好像必须永远生活在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这种现在虽然短暂，但它战胜了一切，充满了一切，充满了空间和时间，充满了我和她以及全世界。这种现在就像永恒一样，每时每刻都可以产生。
您就是这样：没有计划，不知道干什么，处于一种野蛮的、原始的状态之中，和匪窟中的土匪差不多，接近否定之手，像那些甚至不知道上帝的名字却两手空空仰天祈祷的古人，像所有那些人。您独自跟他们在一起。而我也在那儿，跟他们跟您在一起。
我们在那儿，那些书在那儿。可以读读书，只需翻开书，只需读书，真正地读每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您和您的读者在一起，和读这些文字的我在一起。但您又是谁？现在轮到我这样问了。
《情人》（1）
4
她经常不想再写，经常想离开一切，离开文字和生命。然而，事实上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活着，在写作，在爱。爱一切，爱全世界，爱牡蛎。爱疯了。爱深夜沿着塞纳河散步，一直走到讷伊桥，然后回到圣母院。
“您看那堆石头，那壮丽的灰色，那条河，塞纳河，多美的名字。您再看呀！”
在一家小酒吧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