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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她也知道您喜欢男人。此事她念念不忘。在你们之间，这是战争吗？
扬：随时有战争。有一次，我在吵架中太投入了，出走了一周。回来时，她已写了《大西洋人》。我对她说：“要是我明天死了，你会写一本关于我的小书。”“不，扬（她大笑），是一本大书。”她基本上相信男女之间的区别……
记者：如果您对她漫不经心，她会打死您吗？
扬：哎呀，很可怕。我和她都永远必须是对方最喜欢的人。面对菜单，我不敢吃与她不一样的东西。在十六年中，她从来没问过我喜欢吃什么……
记者：你们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应该都维持不下去了。您没有反抗吗？
扬：有那么回事。有时，我说：“我受够杜拉斯了。”这时，她便看着我，说：“不，扬，永远不会受够杜拉斯的。”（大笑）
记者：您出走后，她曾到旅馆去找您……
扬：是的，她在巴黎找我，我后来才知道。不跟她在一起真难以忍受……
记者：您跟她生活在一起差点自杀？
扬：没错。好多次。她在我身上感觉到了，她不希望我自杀，想要我跟她生活在一起。有一天，她救了我。我知道她不想让我痛苦，所以谁都不恨。我们坚持活着，我们之间有一种平等。生活中也有喜剧，夏天的喜剧。是虚构的伟大爱情。但她做得很好，比任何人都做得好。当我想走时，她对我说：“扬，你跟一个出色的女人生活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巴黎最好的一个区。你还要去哪里？”（笑）事实上，回去三天后，我就又厌烦她了，她生活在欢笑、愤怒和幽默当中。
记者：您是她的第一读者？
访谈录（二）（3）
扬：是的，因为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判断力。她可以什么都写，什么都对我说。她开始考验自己，考验我。在一年半中，她向我口述了她最后的作品《全在这里了》。我从中发现她不仅是一个作家，她的思绪完全乱了，老想着自己要死。但就在这种以为生命走到尽头的表面的混乱中，她一边口述，一边修改。写作止住了混乱。这种情况转瞬即逝，非常迷人。
记者：就在她去世之后，您掉进了您自己所说的那个“洞”中。
扬：她临死时我陷入了一种狂热之中。她去世两周后，是的，我和她一同去了那个洞穴。我觉得自己活着是有罪的。理智上，我知道她会死，但我的肉体不知道。我发现我不但喜欢那个名字，而且那个名字已化为肉身。没有了她，没有她的存在，我突然觉得这种丧失太残酷了。
记者：这种发作就是爱情。
扬：是的。我幻想自己与她融为一体。但当她最后去世时，这种结合，尽管是幻想中的，被破坏了。这是我不能忍受的。（沉默）一天晚上，散步回来时，她说：“世界无望了。你是头号蠢货。——一切都完了。”为了摆脱这种困窘，我想装出内行的样子。我对她说：“尽管如此，爱情还在，我们还在，你和我。”她看着我，说：“你对别人说去吧！”我们开始大笑。
记者：当她明白自己不能再写作时，她便停止了生活？
扬：是这样。她死于3月3日早上，八时左右。在这之前的几天，她对我说：“杜拉斯，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问：“为什么你这样说？”我很蠢，我也这样问。她扫了我一眼，意思是说我撒谎。当她明白自己真的要死的时候，她只考虑这个问题。她不接受这一点，她想活下去。她试图找到解决办法。她没有放弃。
记者：既不放弃您，也不放弃写作。
扬：既不放弃写作，也不放弃我。晚上，她点燃了所有蜡烛，穿过套间，来到我床边坐下：“说一会儿话，没有坏处……”她说了好几个小时，真是不可思议。
记者：她说了些什么？
扬：理智的胡言乱语。说到底，是瞎编的事。仍然是这样。作品。早上，五六点钟左右，我对她说：“我想睡了。”她“砰”的一声关上门，说：“和一个隐居者一起生活，我受够了。该换人了。”（笑）一种巨大的活力，一个疯狂的故事。她让我相信她是永恒的，免得我将来伤心。这真了不起，让人感到宽慰。
记者：后来呢？
扬：2月29日星期四。她两次出现浅昏迷。救护车来了。生命走了。她说：“我看见自己的头在太平间里。我看见自己的身躯解体了。”救护车到达时，她躺在自己床上：“我没有请你们来！”血压不错，她呼吸着，但医生说：“我们无能为力了。”她失去了知觉。心机械地跳着。她最后终于让步了。她抓住我的手和臂，力气大得让人不敢相信，甚至把我都抓疼了。（沉默）请原谅……我想补充一句，说穿了，索莱尔斯和别的人骂杜拉斯，诽谤她，像她所说的那样，这是正常的。她所引起的爱与恨也同样。我只想说，必须读她的作品，继续读。并且要更爱她。要爱她，只需读她的书。我，是的，我曾经是她“永远的、从未有过的”最喜欢的人，但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最让人喜欢的人。2月29日星期四，她同意离开我。她拥抱了我们，我和雅米娜，一位来自阿尔及尔的医生。她对我说：“我爱你。再见了。”
访谈录（三）
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 · 杜拉斯去世了。十六年来，扬 · 安德烈亚一直是她惟一的朋友，她的“助手”，她的司机。他献身于她，由于喜欢她的作品，后来是喜欢这个女人。他和她生活在一起，“什么都不干”。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形单影只了。他办完丧事后，很快就消失了。在这几天复出之前，他出了一本书，献给那个使他孤独的生命变得充实的女人。
记者：杜拉斯去世后，您怎么样了？
扬：我垮了。她星期天去世以后，我得忙葬礼、墓穴这些东西。我见了很多人，身不由己。我已经想到她马上就要死，但当这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时，我还是感到突然：某人有形的躯体消失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感到害怕，我感到耻辱：这场爱情结束了，而我还活着。
记者：您做了些什么？
扬：我穿过了马路。我住在她家里。我提着我的两个手提箱，来到马路对面她留给我的单间公寓。在两年当中，我没有出过门，我企图自杀，但没有行动，这是因为我并不想自杀。我最终明白了，那是开玩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8年7月30日。那天，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她把我带回了家。
记者：杜拉斯的书您有没有不喜欢的？
扬：她的书我全喜欢，越来越喜欢。我全都重读了一遍。她说得对，她没有说空话，就是说没有玩虚的：她写的都是事实。
记者：十六年中，您没有读过别人的任何作品。现在呢？
扬：离开蜗居之后，我首先读了于连 · 格林的《青春岁月》。那本书棒极了。我本来可以给他写信的！可他当时正奄奄一息……现在，我读圣奥古斯丁和皮埃尔…让 · 茹夫的作品。也读《圣诗》。
记者：您最后还是回到巴黎来了？
扬：是的，1998年11月16日，我回到了巴黎。我母亲告诉我，11月16日是圣玛格丽特日1。
记者：人们经常在花神酒吧看见您。
扬：这家酒吧离我的住处最近。可以在那里看书看报吃喝，不吃可以说话，不说话可以做您喜欢做的事。那里既不大，又不小，有镜子和白色的长凳。乡下的酒吧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记者：但您以前和杜拉斯去过那里。大家都认识您吗？
扬：别人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们。
记者：您还喝苦康巴利吗？
扬：不喝了。或者说，只有在夏天才喝。现在我喝潘氏香槟，加一片黄瓜皮。
记者：杜拉斯死后，您系着一条瓢虫图案的领带。您不是不喜欢彩色领带的吗？是不是变了？
扬：没变。我仍然不系彩色领带。那条瓢虫领带，我非常喜欢，可后来坐出租车时丢了。
记者：杜拉斯的那些戒指去哪里了？
扬：她临死之前，手指细了，我把戒指摘了下来，应该在她儿子那里。她曾对我说要送我一只，但没有送。这没关系：我受不了戒指，它使我有压迫感。我买了戒指，又把它们送人了。她还有一个小小的银手镯，但那东西，我坚持让她带走了。您知道，我几乎没有她的任何东西，甚至连我写给她的信也没拿回来。
记者：您是文学遗产继承者。您将成为百万富翁。
扬：根本不是那回事，遗产继承刚刚办妥。有许多版税要付，我只得百分之十。
记者：您曾经给杜拉斯开车。您现在还开吗？
扬：我又开车了，开我母亲的车。至于行走嘛，我也在重学。当我出了我关了两年的蜗居，我都忘了走路了。况且，跟杜拉斯在一起，我已失去了走路的习惯：我们去哪儿都开车。
记者：杜拉斯曾说，您真的什么都不干。除了这本书，您还是什么都不干吗？
扬：啊，是的。我没干什么大事。我写信。我给人写信，随便给人写信，但决不给作家写信。杜拉斯她不停地写，但我没有这种需要。我看着大海。我走路。我不会对自己说：“天哪！我得写作了！”
记者：您怕永远成为杜拉斯的鳏夫吗？
扬：不，我不是鳏夫。倒是她是我的寡妇。
记者：这话是什么意思？
扬：也许是她更需要我，而不是我更需要她。她的聪明之处是让我以为恰恰相反。否则，事情不会这样的。我不仅仅是侍者。或者应该说，她需要我这样的侍者。
（文中记者为菲利普 · 朗松）
译自1999年9月2日法国《解放报》
译后记
杜拉斯以小说《情人》闻名于世，但她生活中的情人与她演绎的爱情故事比她的小说更传奇、更有戏剧性。在她众多的情人当中，扬 · 安德烈亚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因为他和杜拉斯的爱情是一种“不可能的爱情”。如果说中国情人是杜拉斯年轻时爱情的化身，而且很可能是一个虚幻的春梦，扬则是她实实在在的“爱人”。因为，除了爱，无以解释他的忠诚和无私。
扬不是作家，好像也不想当作家，虽然他曾写过一本书《玛 · 杜》，但那完全是在杜拉斯的影响下写成的，用的是杜拉斯的文体，杜拉斯的语言，写的也是杜拉斯本人。他当时很放不开，因为杜拉斯尚在，就在身边，监视着他，也许那种目光是温柔的，充满爱怜，但很自私。这是杜拉斯的天性。
杜拉斯去世后，扬是否感到了解脱，我不知道。但从这本书上来看，他好像自由了，虽然文字还摆脱不了昔日的痕迹。他无意暴露杜拉斯的隐私，但他笔下的世界在我们看来仍那么神奇，杜拉斯在作品中和生活中留下了无数个谜，扬也许是一把解密的钥匙，尽管不是万能钥匙。扬在书中告诉我们，《情人》并不是杜拉斯写出来的，而是扬一个字一个字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当然有杜拉斯在旁边口述）；那个“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和那个“灰眼睛的小男孩”原来就是扬；电影《大西洋人》中那个看不清脸的侧影、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原来也是他的杰作。杜拉斯后期的创作和这个“什么事都不干”的年轻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