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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情，只有您自己在问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您会发生什么事。您试图弄懂，试图发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您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没有信息。没有智慧。我们面对着虚无。死亡并不存在。
“您相信死亡吗？您是不是在开玩笑？”
不，我这样对您说，因为我在这里，今天，1999年春的今天，我在巴黎；因为我在给您写信，因为您曾对我说过：“别这么做，扬，试一试。要朴实，别卖弄，别写些虚假的东西。不，要真实，保持本色，就像我在《大西洋人》中拍摄您一样；照我在黑岩公寓大厅里教您的那样走路。写吧！因为您这辈子不能什么事都不干。说真话，一切都将水到渠成。别那么害羞，别那么敏感，那会妨碍您做任何事情。
“写吧，为了纪念我。
“不，不是为了纪念。还没到那一步，我什么都不需要。写吧，不为任何东西。就这样。为了在您想接近我的时候忘记我，因为您在模仿我可能写过的东西，借助您而写的东西，不仅仅是借助您而写的东西。相信我吧，人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书。是书，永远是第一本书。已经写了或没写的书，必须不断地读了又读的书。对每个人都同样的文字，每个人都受宠爱，大家都读同一本书，全世界到处都在重复同样的句子。”
同样的祈求。祈求读书。
祈求沉默。
祈求活着而不求明白。试图创造爱情。为了您，为了我不认识的人。也为了巴尔塔扎尔。
如果我写作，我就为所有的人而写。
为读得懂它的人而写。也为您而写。
“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
“爱得还要更深。”
您想起了这个句子。我永远喜欢这个句子。我不断地重复这个句子，直到什么话都不想再说，直到只有这些话在耳边回响。
是的，那是《印度之歌》中的声音。厚重的声音。还有不会结束的舞会。
是的。不会结束。我们在那儿。我们准备跳舞。那是1994年12月31日。我们在朋友家里。那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平安夜了。我们一起跳舞。
“我一直喜欢跳舞。现在还这样。甚至现在我还跳舞，您看！”
您跳起舞来，我紧紧地抓着您，我不想让您摔倒，您也紧紧地抓着我，好像没事一般，好像是第一次跳舞，好像我们将相遇，将第一次说话，第一次交换眼色。具有决定性的眼色。
我在这儿。我活着（4）
我们一直跳到深夜。好像我们随时都会离别。好像要离别一样。好像从第一天起，从在特鲁维尔大西洋边的那个夏日起，我们就在说再见。在歌声中说再见。卡拉在为我们唱“卡斯塔 · 迪瓦”。歌声在黑岩公寓空旷的大厅里回响，她唱着。独自唱着。她说：“谁在唱？这是我的声音吗？”她唱了起来。随着歌声响起，她死了。在歌声中再见，每一拍都在说再见。这个故事，所有那些故事，您，我，有什么重要的？为什么要写那些书、那些文字、那些老掉牙的爱情？啊，是的，为什么花这力气？告诉我。”
这没必要，然而做了。写书没必要，但我毕生都在写书，只写书。于是，于是一无所获。就像这样。而那个人呢，那个神圣的，已经死了的，她在唱。为什么？难道她知道？
是，就像这样。就这样，这样挺好，我在这里，在巴黎，多菲内街，我在给您写信。我很高兴给您写信，我不知道吉祥的词是否就是善良的词。不管怎么说，我做了。我在给您写信，我看着您，我继续给您写信，写些字，就像1980年夏天之前那样。信寄出了，却不可能有回复。决没有人会回信。写了几百封信，却还不认识您，甚至没见过您的面，只知道作者的名字，读过她的书。不认识您，您不存在，没有身体，没有微笑，没有愤怒，没有深夜在车中开的玩笑，没有床上的爱情，这些全部没有，只读杜拉斯这个人写的书。
只收到您的一个字：来。于是我来到了特鲁维尔，并且留了下来。我没有走，您也没有走。我们呆在那儿。不即不离。两个可怜的人。我们一无所有。那些钱一点没用。毫无用处。那些钱使您很高兴。这怎么可能呢？赚这么多钱，难以置信。您真是了不起。
您说：“我要给您买两件上衣，去圣叙尔皮斯广场的圣洛朗时装店。流浪者当腻了。幸亏，我手指上还戴着钻石，人们马上能看出我不是乞丐。而您呢，您那副怪样。不，我想看见您穿得体体面面的。”
我们来到时装店，您对店员们说：“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想买两件衫衣，他穿的。我先告诉你们，我要你们给我打七折。我来之前给你们老板打过电话。我自己嘛，我不要上衣，什么都不要。我马上就要死了，不知葬身何方。”店员们说：“没错，我们知道您要来。夫人，请坐。”
您坐了下来，看我试衣。“不，不要那件，您看得很清楚，那根本不适合您穿。转过来一点，走几步，让我看看是不是合您的身。”我照您说的做了，走了几步。店员们忍着不敢笑，我却想哭，想把它们全都扔掉。
“你们知道，这很适合他，看！啊，是的，扬，您得买这件海蓝色的运动上装。大家都说好。您得买这件。非常适合您，什么都不用改。我跟你们说，他身材一流，模特儿的身材。好，再来另外一件，要花哨一点的。因为我们经常去特鲁维尔，我在黑岩公寓有个套间。拿一件浅色方格细呢的上衣给我看看。很好。就要这件。扬，拿着。我把它送给您了。”我说好。您开始付款，并说：“千万别忘了给我打七折。”
我们走出商店。我穿着那件海蓝色的运动上衣。您说：“您在我前面走。”我照办了。我往前走着。您说：“圣洛朗，多了不起！”
我在这里，在多菲内街。我又开始给您写信，就像以前一样，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好像那个3月3日并不存在，好像您包裹在绿色大衣中的躯体并没有腐烂，没有完全消失。是的，有几天，有几个夜晚，我无视您已经不存在了这残酷的事实，尽管再也见不到您的微笑，再也听不到您说话，听不到您的声音，什么都没有了，我仍然给您写信，就像1980年夏天之前一样，就像1996年3月3日之前一样。我什么都不管，继续给您写信。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会改变？什么东西会毁灭、会解体、会分离？什么东西？您告诉我。我没有说您没有死，没有，我没有说过这话，我没有疯。但我说，一切都不会由此而改变。我们并没有分离，因为我在石板上看到了您的名字，在蒙帕纳斯的那个花园里看见了杜拉斯这个名字。只有这个名字，它在别的名字当中。谁都可以写下自己的名字，这是民主。谁都有权写下自己的名字，谁都有一个名字，大家都可以念这个名字。我也可以写下您的名字，重复它，用各种调子唱它，在我觉得合适的时候为它祈祷，读您所有的书，读了又读，作为第一个读者。
是的，我相信，每当您的名字被提到，被读到，您就存在了。来世并不存在，生命的持续就在此时此地。永恒的东西随时随地都在产生，存在于那时的东西也存在于现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也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
这话，曾跟您说过很难说出来，写出来更罕见。
您说，您在一本书的最后（我忘了是哪本书了）写道：上帝，这玩意儿。
“是的，我写过。我现在还认为没法不这样说。不可能不这样说。要是老在周围打转就永远到不了目的地。”
住口。
我们都住口吧。最好还是这样。
我住口了。我也跟您一样，认为不该在上帝四周冒险，不该谈论他，要让他安安静静的，他没问我们要任何东西。管管我们自己吧，管管我们自己的事。我们的事就是：爱得更深。当我给您写信的时候，当我想念您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做的。这不是为了摆脱您，离开您，不，恰恰相反，这是为了更好地看见我，看见您，看见您我虽然分开了，却仍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继续给您写信。您说什么，您？
什么都没说。我对此不作任何回答。我从来不向自己提这种问题。我写作，却不知道为什么写。不应该知道，否则什么事都干不成。我们总是处在不写的边缘，但我们还是在写。为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抛弃过分的聪明，应该笼统地看东西，不要看得太多，看得太全。应该进入一个特殊的故事，爱情故事当中去。为什么不呢？深入到这个故事当中，一下子进去，忘记一切。忘记您，忘记我，忘记上帝，机械地写作，写些简单的文字，普通的文字，日常的文字。这样可能会很了不起，也很可能会毫无意义。人无法对此负责。它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就像真理一样。
是的，是这样。这正是我对您说的，这正是我给您写的。从第一天开始，一直这样写。事实上，这也许并没有必要，根本没必要给您写，确切地写您知道得还不全面的东西，因为故事已完全写完了，您已经把它全部写完了。它是在最真实、最准确、最美丽、最残忍的事实中创造出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您和我根本就认不出来了。只有那些文字值得人们一读再读。只有那些书。所以说，没错。完了，您说得对，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这又没完，没有全完，我还在，我负责写您，让人们听到这个名字，了解那场不属于您而属于大家，属于所有读者的爱，说出来，喊出来，继续写它，重复您写过的东西。一字不差、一字一句地抄写，不因此感到羞耻，完完整整地抄写。这样将更为明智，这样，您和我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可以继续相爱。
我再也听不到任何东西，我什么都不懂了。只写作。
“走，我们到外面去，在房间里闷死了。我需要空气，去我想去的地方，去桑利斯，我很久没有去那里了。快，把车开出来。我最喜欢和您一起开车出去，看看道路，一直往前冲，唱歌。是的，我总喜欢这样。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其他我都讨厌，您也很讨厌，去停车场把那辆车开出来吧，这房间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得到外面去。”
我们往东而行。从此，换了一个新的方向。
文字的真实（1）
“我喜欢向东而行，这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莫城、桑利斯，多么漂亮啊。这辆新车棒极了，一辆老式小汽车，非常平稳，没有一点声音，一切都很好，没有更好的了。我一直喜欢‘标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您同意吗？我18岁时买了第一辆汽车，二手货。您呢？”
汽车在行驶，您我呆在车中，车窗开着，我们随便乱说，我听不清您在讲什么，我唱着歌，您说着话，您唱歌老是走调，这没关系，我唱着歌，开着车。我们从来不下车，我们一直不停地开了几十公里。有时，我们在路边休息站买冰激凌吃，您要巧克力的，我要香草型的，或买些紫香雪糕。您说：“真好吃，尤其是‘热尔韦’牌的，跟别的牌子的完全不一样。您尝尝巧克力的，这是最好的。”
我们开着车，您想去哪我们就去哪。“左转，继续走，减速。您是不是想谋杀我？这是您的小伎俩。杀死杜拉斯，这是您想干的。我早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