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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名字叫尼科尔·朗斯特劳姆，”戴维说，“她是去年底到波士顿的。”
“我以前没听见你提到过她。”安吉拉说，“你是怎么知道她到波士顿的？”
“我在医院时她打电话告诉我的。”戴维说。看到南瓜里的蜡烛终于立稳了，他表示祝贺地拍了拍尼琪。尼琪赶忙跑去取火柴。他转过身来听安吉拉在讲什么。
“那么她来波士顿以后你见过她没有？”安吉拉问。
“我们只在一起吃过一顿午餐，”戴维说，“就这些。因为她还抱有些不切实际的希望，我告诉她最好以后不要再见面了。我们作为朋友就这样分手了。”
“你讲的是实话？”安吉拉问。
“是实话。”戴维说。
“你认为现在突如其来地给她一个电话她会帮助我们吗？”安吉拉问。
“老实说，我心里也没数。”戴维说，“如果我们想利用她在退伍军人局工作这重关系，我就必须亲自去一趟。因为这涉及到要她违反保密规定的问题，电话上不好谈。再说，我当面给她讲这事的来龙去脉，也清楚些。”
“什么时候动身？”安吉拉问。
“今天，”戴维说，“我先给她去电话，看她是否在，然后再去。我还可以到麻省理工学院取回你跟罗伯特要的材料。你认为如何？”
安吉拉咬紧嘴唇思忖着。她为自己这么吃醋而感到吃惊。现在她知道戴维是怎么想的了。她摇摇头叹了口长气。“给她打电话吧。”
她说。
安吉拉在收拾制作南瓜灯丢掉的瓜瓤和瓜肉，戴维一人去到起居室给尼科尔·朗斯特劳姆打电话。安吉拉虽然并不想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可不由自主地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戴维打电话的语气很高兴，使她感到很不自在。戴维几分钟后回到了厨房。
“一切都已谈妥，”戴维说，“她过两个小时就见我，联系很方便。她在医院，随时都可以找到她。”
“她是金发碧眼吗？”安吉拉问。
“嗯，是的。”戴维说。
“我猜就是。”安吉拉说。
尼琪点燃了南瓜里的蜡烛，戴维将南瓜灯拿到外面的门廊上。他让尼琪自己选择放南瓜地方。
“这盏灯看上去真棒。”尼琪把南瓜灯放好后说。
回到屋里，戴维叫安吉拉打电话告诉罗伯特·斯考利，他过一会要到他那里去。戴维上楼去准备时，安吉拉给罗伯特挂了电话。
“很有意思。”罗伯特听到安吉拉给他解释戴维此行的目的后说。
安吉拉不知该对此如何反应。她只是再次向他表示感谢，便挂上了电话。接着她又给卡尔霍恩打了电话，可他仍不在家。
戴维穿着蓝上衣灰下装走下楼来，显得英俊潇洒。
“你非得如此打扮不可吗？”安吉拉问。
“我这是去退伍军人医院，”戴维说，“总不好穿着牛仔裤和汗衫去。”
“我又给卡尔霍恩去了个电话，”安吉拉说，“可他还是不在家。我想他现在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此案的侦破工作了，所以最近老是早出晚归的。”
“你给他留话了吗？”戴维说。
“没有。”安吉拉说。
“为什么不？”
“我讨厌答录机，”安吉拉说，“再说，他肯定知道我们想了解他的进展情况。”
“我觉得你还是该给他留个话。”戴维说。
“如果今晚还联系不上，那该怎么办呢？”安吉拉问，“去向警察局报告吗？”
“我也不知道，”戴维说，“我可不愿同罗伯逊谈任何问题。”
安吉拉望着戴维开车驶出院子后，就将注意力放在了尼琪身上。
她一心想让女儿度过一个愉快的万圣节。
被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戴维首先去见了罗伯特·斯考利。戴维本来还自鸣得意地希望看到对方是一位其貌不扬的书呆子，不料见面后却自叹弗如。原来对方是一个面色红润，有着一副运动员体格的健美男子。更令戴维妒嫉的是，他似乎是一个真正讨人喜欢的人。
两人握了握手。戴维看得出罗伯特也在打量自己。
“我要感谢你的帮助。”戴维说。
“这是朋友应该做的。”罗伯特说。他交给戴维又一箱子资料。
“我应该说明的是，这里有一些经济方面的新资料。”罗伯特说，“我发现沃纳·范·斯莱克去年一年开了数个银行账户。他显然是到阿尔伯尼和波士顿这两地办的存款手续。我昨天没注意到这一材料，因为当时主要关心的是信用卡和债务方面的问题。”
“奇怪！”戴维说，“数额大吗？”
“每个账户都不到一万美元，很可能为了逃避银行对于一万美元以上款项必须报告的这一制度。”
“对于一名社区医院维修部门的负责人员来说，这仍是笔不小的款子。”戴维说。
“在这年头，这可能意味着在经营一个小规模的吸毒圈子，”罗伯特说，“如果真是如此，他的钱不该存入银行，而应秘密地藏起来。这样才符合情理。”
“我从几个十几岁的病人那里听到，很容易在当地中学里弄到大麻。”戴维说。
“是这样，”罗伯特说，“因此你和安吉拉所做的这一切，最终将为美国成为无吸毒现象的国家作出贡献。”
戴维笑了，再次感谢罗伯特对他们的鼎力相助。
“下次你们俩来波士顿，提前给我打个招呼。”罗伯特说，“在剑桥有一家名叫安纳哥·毕斯特罗的大饭店。我在那儿招待你们。”
“好的！”戴维边说边挥手向罗伯特告别。戴维在去取车的路上，心里直嘀咕：他们三人如果在一起，他一定会觉得不痛快。
将一箱资料放进车子的货箱之后，戴维驱车驶过了查尔斯河，沿着芬威大街开去。他到退伍军人医院只用了20分钟时问。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左右，路上没有多少车辆。
戴维走进了医院，心想事隔多年，生活向他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同尼科尔·朗斯特劳姆从高二下学期起便经常约会，这种关系大约保持了有一年之久。但是她毕业后便去西海岸读大学了，然后进医科大学，做住院实习医生。他一度听朋友们说她已结婚了。可在去年她打来电话之时，才得知她又离婚了。
戴维让人去叫尼科尔，他在门厅里等她。一会儿，她走了出来，两人互相问候，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戴维很快就知道她的生活里又有了另外一个男子。戴维为她感到高兴，他的态度也开始变得随便了一些。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尼科尔带戴维走进医生休息室。两人坐定之后，戴维便告诉了尼科尔他同安吉拉在巴特莱特所经历的这场灾难。
他接着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你觉得怎样？”戴维问，“你介不介意帮助查一下你们的资料？”
“此事只有你我知道？”尼科尔问。
“以我的名誉和人格作保证，”戴维说，“当然安吉拉是唯一的例外。”
“我也是这么想。”尼科尔说。她考虑权衡了几分钟后，便点头答应了下来。“好的，”她说，“如果有人在谋害病人，那么我认为我们的做法就是正当的，至少这次是对的。”
戴维将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名单交给了尼科尔：迪文什尔，范·斯莱克，福布斯，沃尔奥夫和莫里斯。
“我还以为你只对两个人感兴趣。”尼科尔说。
“我们知道这五个人都在军队里服过役，”戴维说，“而且这五个人都有纹身。我们最好查得详细些。”
尼科尔利用社会保险编号和出生日期查出了每个人在军队的身份编号，然后调出他们的档案。立刻便出现了令人吃惊的材料：福布斯和沃尔奥夫两人也是因健康原因退役的。只有莫里斯一人属于正常退役。
福布斯和沃尔奥夫的退役诊断书都写得非常简单，福布斯是因为长期背部疾病，沃尔奥夫则是由于患有慢性前列腺炎。
范·斯莱克和迪文什尔的诊断则不那么空泛。范·斯莱克的最为复杂。尼科尔必须在荧光屏上一页一页地仔细阅读。范·斯莱克退役是因为诊断患有精神病，“遇到思想压力便会产生癫狂和强烈的幻想等心理障碍”。
“仁慈的上帝，”戴维说，“我不敢说我读得懂这些材料。你懂吗？”
“我是搞眼科的，”尼科尔说，“可我认为该诊断的意思是说这家伙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伴有多种疯狂症。”
戴维看了看尼科尔，惊奇地扬起了眉毛。“你在这方面好像比我知道得还多，”他说，“佩服！”
“我一度对精神病这一科感兴趣。”尼科尔说，“看起来我得远远地离开范·斯莱克这个家伙。瞧这里，尽管他有这些精神方面的疾病，他却受了这么多年的学校教育，竟然还进过核动力学校。听说那所学校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
尼科尔继续看着荧光屏上的材料。
“等一等。”戴维靠在尼科尔的肩上说。他指着一段叙述范·斯莱克在潜水艇上值班时因精神病突然发作而肇事的文字记录。当时，他已担任轮机部核动力机械师助手的工作。
戴维大声读道：“在潜艇上值班的前半段时间，病人的癫狂症已显现出来，且有增无减。他的表现是心情亢奋，由此而导致判断错误，敌视他人，好与人斗，最后产生一系列的幻觉，认为自己受到全艇人员的讥笑，身体也受到计算机和核辐射的严重影响。其幻想狂最终达到殴打艇长的极点。病人最后不得不被禁闭。”
“哎呀！”尼科尔惊叫道，“我希望不要在门诊见到他！”
“他平时并不像档案上所说的那样严重，”戴维说，“我还跟他谈过几次话呢。他虽然不善于交际，待人也不友好，但他还是在工作。”
“我说他是颗定时炸弹！”尼科尔说。
“在核潜艇上服役，猜疑遭到核辐射算不上过于癫狂。”戴维说，“假若我在核潜艇上工作，知道离核反应堆如此之近，我也会发疯的。”
“这里还有记载。”尼科尔说。她大声读道：“范·斯莱克的孤僻性格由来已久。其父生性好斗，嗜酒成癖；其母胆小怕事，随和温顺，娘家姓特雷纳。”
“我对他这方面的情况有所风闻，”戴维说，“这家伙的舅舅哈罗德·特雷纳是巴特莱特医院托管委员会主席。”
“此处另有一段有趣的材料。”尼科尔说。她又开始大声读了起来：“该名病人对于一些有权势的人物表现出明显的崇拜倾向，但也会因日常发生的或有时纯属他主观臆造的琐事而反目成仇。他的这种行为模式在应征前和在海军服役期间均有所表现。”尼科尔抬头看了看戴维。“我可绝对不做他的上司。”
他们又往下查看迪文什尔的材料。迪文什尔的材料较为少些，可是在戴维看来，也同样有意思，而且显得更为重要。克莱德·迪文什尔在圣地亚哥曾数次因染上性病而接受治疗。他还患过B型肝炎。最后他被查出染有艾滋病病毒。
“这一材料或许十分重要，”戴维说着，轻轻拍着计算机的屏幕，指着艾滋病毒一处说，“克莱德·迪文什尔本人患有不治之症这一点可能是查清此案的关键所在。”
“但愿我对你们能有所帮助。”尼科尔说。
“我可以得到这些记录的复印件吗？”戴维说。
“那可得花些时间，”尼科尔说，“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