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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据学、历史学和文献学
1 考据学
中国古代自宋以来即有学者专门致力于考订古书，至清代考据学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考据学派尊崇汉代学风，提倡汉儒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故称“汉学”。这一学派实实在在地考据典章制度，研究小学训诂，朴实无华，不事虚玄，亦称“朴学”。因其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清代考据学的起源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治学严谨，重证据，“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但却并不泥古、独尊汉学，而是强调通经致用，从古代寻找变革的根据。稍后胡渭、阎若璩远离现实，但敢于怀疑古代经典，长于考证辨伪，做出显著成绩，正式为考据学派奠基。乾嘉时期，清政权更为巩固，知识分子中反清复明情绪已趋淡漠，在文字狱高压之下，一头钻入故纸堆中，热衷于为考据而考据。—些较为正直的知识分子不敢公开反抗，又不愿附和理学浊流，也埋头学术考证，算是一种消极的抗议。清统治者在理学日渐衰微的情况下，乐得更多地提倡考据、整理古籍，以笼络文人，巩固统治，粉饰太平。从学术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积累到一定阶段也需要加以系统的总结清理。考据的对象主要是古代经书，而要解经治史又须借助文字音韵、名物训诂，以至地理金石、天算乐历、校勘辑佚，各种学问都汇集到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考据学因此而大为兴盛。
当时的考据学者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吴派的著名学者尚有惠栋的学生余肖客、江声、钱大昕、王鸣盛等，俱为苏南人，该派特点是尊崇汉儒，“凡古必真，凡汉必好”，“株守汉学而不求是”。皖派与吴派的区别在于“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作为乾嘉学派的主流，皖派的成就更为突出。戴震之后，门生又分为两派。一派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专重音训考据；另一派以汪中、阮元为代表，音训考据与义理之学并重。乾嘉学派在古文字学和古韵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对古籍的整理、考订、校勘、辨伪和辑佚做出很大贡献。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对后来学术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一面。尤其皖派戴震，坚持唯物主义，反理学，企图从经学中寻找出路以求变革，成就更大。乾嘉学派的缺陷也很明显，特别是吴派，脱离实际，厚古薄今，思想闭塞，支离破碎，至嘉庆后逐渐衰落。
2 历史学和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
明清时期的历史学有很大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除朝廷沿例官修《明实录》、《清实录》、《元史》、《明史》、《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及续三通、清三通等之外，私人著史之风颇为盛兴。其中较为突出的，编年体有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有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杂史笔记有王世贞的《笄州山人别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地方志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学术史有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私人撰史之风肇兴于晚明，是社会变动、市民阶层崛起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政局动荡特定时代的产物。“明季野史，不下千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当代历史的研究和撰述，表明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地方志修纂迅速发展及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也是这种“将求其实用”观念的体现。今传方志 8000 余种，绝大部分为清人所修。由于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特别是清朝大大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边疆与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涌现出大批研究边疆史的著述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学研究的又一显著特点。
乾嘉考据学派的努力，则在历代史书的考异、注释、续补和辑佚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明清时期在史学理论方面建树最大的是乾嘉学者章学诚，他不但在校雠学上堪称是前无古人的大师，对方志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而且提出修史要具备“史德”，要有正确的“史意”（即史观），他认为六经皆史，主张修史贵开创而不拘于成法，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被公认是与刘知几《史通》前后辉映的“双璧”，登上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的高峰。
明清鼎盛时期奠立的雄厚经济基础，统治阶级控制思想的政治需要，学术文化长期积累发展后亟需进一步总结整理的要求，以及考据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切使明清时期对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得到空前发展。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命大学士解缙等组织 2000 多儒臣文士编辑《永乐大典》，将“散在诸书，篇帙浩穰”的古今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以便查索利用。该书共 22937 卷，辑入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艺、农艺等图书七八千种，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书成后未曾刊印，抄录正副两部分别收藏。后南京原本毁于火灾，北京所存两部也相继散缺，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抢掠、焚毁殆尽。 1960 年中华书局曾将历年征集到的 730 卷影印出版。清康熙、雍正两朝，命陈梦雷主持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 6 编，每编又分门别类从古今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搜罗宏富，共 1 万卷，是《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乾隆时，清政府又命纪昀、戴震、邵晋涵、王念孙等大批名流学者编纂《四库全书》。该书将当时所存重要典籍甄选之后完整抄录，编为经、史、子、集四部，凡 44 类，共收书 3457 种， 79070 卷，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参加编辑的学者还对全部入选书籍及未抄录而仅存其目的另外 6760 种书籍的内容、学术源流、版本异同详加考证，并对其优劣得失做出评论，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目录学著作。明清时期大规模整理编纂书籍的工作，对于保存文化遗产和进一步发展文化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也曾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寓禁于征”，对全图书籍进行全面检查，大规模查禁、销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悖逆”和“违碍”书籍。乾隆时抽毁书籍 402 种，全毁书籍 2453 种，累计“将近三干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而且在统治阶级“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的威慑恫吓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即使收入四库的书籍也有不少字句内容遭到删改。这不啻是文化典籍史上的又一场臣大浩劫。这种互相矛盾的情况，鲜明反映了清朝文化政策中保存发展文化与控制禁锢思想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三 文学艺术
明清时期，诗、词、散文等传统文学体裁渐趋衰落，而随着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兴起，通俗文学勃兴，小说、戏曲等大众化形式成为文学艺术的主流，取得巨大成就。
四 科学技术
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在宋元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航海、纺织、制瓷、印刷、造纸、造船、冶铸、建筑、水利等生产技术普遍发展和提高，晚明还一度出现飞跃，诞生了一批科学巨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又总体上逐渐从先进转为落后，而且差距不断拉大。明前期以航海、造船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仍居于领先地位。郑和远航最远抵达红海口的亚丁和非洲东岸的摩加迪沙，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将近 90 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 93 年。而且哥伦布远航仅 3 艘船，载 90 人，最大的旗舰长 24 ， 5 米、宽 6 米，达·伽马船队也只有 160 人；而郑和一次出海就多达 2 ． 7 万多人，大船 62 艘，船长 151。8 米、宽 61 ． 6 米，规模、水平要高出许多。但因其封建贡赐贸易的性质，对国计民生并未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加重剥削动摇经济基础，最终被视为弊端而遭废止，成为绝响。相比之下，哥伦布、达·伽马远航却因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而推动航海事业突飞猛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明清时期总体上没有超出封建经济范围，是导致科学技术相对停滞、很少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囡。基于同样的原因，明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局部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引发了扩大再生产和改革工艺的社会需要加上先进知识分子讲求实学思潮的兴起和西方科技传入的刺激，也曾推进晚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次短暂的黄金时期。
对晚明科技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主要有李时珍、朱载靖、徐光启、徐宏祖、宋应星等人。万历年间出版的《本草纲目》，是李时珍积 30 年努力穷搜博采、考察辨正编成的医药学巨著。全书收药物 1892 种，药方 11097 则，附图 1100 多幅。《本革纲目》在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医药学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对药物加以分类，详尽记载了备自的产地、形状、气味、制作、配方、效用、忌讳等情况，其中还涉及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结晶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科学领域。李时珍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医药科技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曾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学广泛流行。朱载靖是明仨宗朱高炽六世孙、郑恭王朱厚烷世子，他辞王让爵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在万历年间发表大量著作，涉及数学、天文学、音律学、计量学、物理学以及音乐舞蹈、乐器制造等广博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创建十二平均律及其计算原理——“新法密律”，以精密的计算为基础构筑起一套科学的音律体系，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困惑人们两干多年的实现旋宫转调的理论难题，对欧洲近代音乐产生了有力影响。此外他还精确地测定了水银密度、计算出回归年长度值、测量了北京的地理纬度和地磁偏角。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中期举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崇祯五年（ 1632 年）入阁参与机务。他学识渊博，重视科学实验，并曾“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 历算、火器，尽通其术，遂遍习兵机、电田、盐笑、水利诸书”，所著《农政全书》初稿完成于天启七年（ 1627 年），后经陈子龙整理出版。全书共 60 卷，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 12 目，系统总结历代农业、手工业积累的经验，并参照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与自己科学实验的结果相印证，从而在博采古今农学大成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达到传统农业科学的顶峰。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是明末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从万历中期 22 岁时开始直至崇祯十四年（ 1641 年），用了 30 多年的时间，行程数万里，徒步考察了当时的 14 个省区。所著《徐霞客游记》不但生动地描绘了备地的经济、行政、风土民情，而且还准确地记录下他对山川源流、地形地貌以及动植物生态等方面的详细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