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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空前巩固和发展，是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特别是清前期在抵御沙俄和西方殖民者入侵的背景下奠立了今天疆域的基础，更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清前期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边远地区设置行政和军事机构实施有效管辖，以及边疆和内地经济愈益联为一体，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这一切都表明明清前期的大一统，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以往历史的所未曾达到的。清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后盾，有其历史依据，反过来又保证和推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提高。
明清时期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极度膨胀，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专制集权体制在维护国家统一、恢复发展封建经济方面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在镇压人民、钳制思想、影响科学技术发展、遏制资本主义萌芽成长、阻碍社会变革以及闭关锁国等方面带来严重恶果。
基本史料
明清时期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十分丰富。考察这段历史依据的文献资料，除官修正史、方志外，还包括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碑刻资料以及野史笔记、私人著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明史》、《明通鉴》、《国榷》、《明实录》、《明史记事本末》、《清史稿》、《东华录》、《清实录》，侧重典章制度方面的有《续文献通考》、《续通志》、《续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 900 多万件官方原始的历史文件，经整理公布的有《明清史料》、《史料丛刊初编》和不定期刊行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此外还有《清代文字狱档》、《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等专题档案资料集。碑刻遗存经汇集整理出版的则有《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选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等多种碑刻资料集。《全国地方志综合目录》所录 8000 多种地方志，绝大多数为清代所修，对地域性考察具有特殊价值。明清时期私人著史蔚成风气，明人沈节甫辑《纪录汇编》搜集了明初至嘉靖年间的私人历史著述，《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清代笔记丛刊》汇集此类资料较为完备。明清时期大量诗文著述文集也包含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弥足珍贵。
第二节 明朝前期的政治和经济
一、明初的开国制度
1 、政权机构的改革
①废中书省、丞相制和设立内阁 ②改行中书省为三司鼎立 ③健全司法监察机构 ④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 ⑤分割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
2、创立卫所加强军事统治
3 、编定《大明律》
4 、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5 、加强对民间基层的控制管理
6 、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重重肃吏治）
7、镇压反对势力树立皇帝权威（屠杀功臣）
①胡蓝之狱 ②限制和打击豪强大族 ③特务政治与文化专制
二、从“靖难之役”到仁宣之治：
1、靖难之役 2、永乐政局 3、仁宣之治
三、明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
1、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明初的经济十分凋敝，犹以中原为最。山东、河南竟“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发展生产，明初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①继续改善劳动者的地位。 ② 鼓励垦荒屯田的土地政策。 ③明太祖还以强制命令督促农民进行经济作物种植。 ④大力兴修水利。
⑤明初重视地方仓储建设，规定地方州、县各置东西南北四所“预备仓”， ⑥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2 赋役制度
3 社会生产力即（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朝前期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就。
①史称：“洪（武）、永乐、熙、宣德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元明这际战乱造成的户口减少等问题逐步解决：首先户口由洪武十四年的 1千余户增至26年的1600万余户；口由洪武14年的5980余万增至洪武26年的6千余万。永乐元年（1403），口数更达6660万。
其次，垦田数字增长更为显著。洪武时大力推行垦荒政策，全国垦田数逐年上升。（见教材）洪武七年（ 1374年）92万余顷；十二年增加27万余顷。（洪武元年到13年，新增180万余顷。）二十四年时，全国官民田数为387。4万余顷，其中一大半是明朝建立以来新开辟的耕地。
其三，由于粮食总产量的提高，明廷税粮收入也在逐步上升。洪武 14年，全国征粮2610余万石；26时增至3279万石。12年间增加600多万石。屯田收入由洪武后期的500万石到永乐时已达2345万石。一时“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在朝廷提倡督促下，经济价物的种植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推广棉花种植的成就最为突出。布帛、丝绢、棉花绒等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所收折色钱也由洪武时的400余万锭增至永乐后期的1500万锭。
②手工业也大为发展。官营手工业主要有矿冶、造船、制瓷、织染、军器、制盐等行业，生产规模大、分工细，人身依附关系比元朝缓和，南京城北龙江船厂和太仓刘家港是当时的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的船多半是龙江制造的。此外，潮州、广州、漳州、泉州、福州、明州、山东临清、登州、河北直沽、辽宁金州、海州等地，造船业都很发达。北京的宝源局（铸钱）、军器局、铸钟厂、苏州的织染局、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见书 P252…253）的御制瓷厂等都用大批工匠。私人手工业方面主要有矿冶、制瓷、织染等。突出的是棉纺织业。初由官办设13处铁冶所。洪武28年，改为民营税1/15。官矿衰、民旷兴。产量在以永乐到宣德升7倍。
③商业发展城市经济繁荣。明初整顿驿站，设立递运所、急递铺等官方交通设施，永乐时疏通运河，均为商业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除南、北两京处，江南的苏州、杭州，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等地，都成为比较著名的城市。宣德时，全国 33个城市增收商税，府、州县皆有税课司、局，反映出商业逐渐繁荣的情况。
四 明朝前期流民现象的普遍化和流民暴动。
1 土地兼并、赋役不均。 2 流民普遍化（英宗正危机，流民已遍布全国，多达数百万成为一个困扰政府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3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第三节 明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一 明中期社会矛盾和社会改革
1 宦官专权： 2 首辅专权与内阁纷争 3 边防残破 4 土地兼并与流民失业 5 农民起义
二、张居正改革
明中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嘉靖中期以后政府财政长年亏空，变本加厉催征搜刮的结果，非但不能改变“匮乏之极”困境，反而愈发激化阶级矛盾，陷入“神运鬼输，亦难为谋”，濒于崩溃的深刻危机之中。倘不采取有效措施补救，“元末之事可为殷鉴”，除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张居正改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力图缓和矛盾变法自救的产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县人，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进士，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条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穆宗病故，继位的神宗仅只10岁，内廷由慈圣皇太后主政，外廷由高拱为首辅。不久张居正结纳宦官冯保，排斥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遂以首辅的身份“任法独断，操持一切”，毅然在全国范围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使明王朝的统治一度出现中兴的景象。
1、整顿吏治 整顿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关系到整个变法革新能否启动并取得成功的前提。张居正认为“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确把“核吏治”当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开始就围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等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整顿，以刷新振举“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的颓风。惟有加强集权，重诏令，振纪纲，方能“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革新法令才能畅行无阻。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悬法于众”，以法理政，坚持“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厉行整顿“严其约束”的结果，使得“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设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误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实处。明初定制，六部和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张居正行考成法加强了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变法的中枢。从内阁——六科——六部——察地方藩、臬等司及私按两官；再以两司察州、县官。层层督察，从而形成一个从内阁到地方官逐级督察的严密的考核考绩制度。为排除宦官干政，他还专门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从组织机构上保证新法畅通。这种由三个机构互相监督定期审核各级官僚政绩施行赏罚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办事功效。张居正整顿吏治，务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所有官员，百事惟谨，使政风大变，由于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税，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张居正称：“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2、（边防新政）整饬边疆 “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是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的指导方针。“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为此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并在积极操练兵马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明长城不但在重点设防地段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十分坚固；而且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戚继光于蓟镇边垣创建1300余座空心敌台，“下发火炮，外击敌贼，贼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为提高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又于战略要地加修双城乃至多道城墙，增修辽东边墙，加强对侧翼、纵深和外围间隙地带的防御。隆庆年间，张居正虽然不是首辅，但他实际上主持了北方边务。除了奏请任命有功之臣担任北边守将之外，针对明朝自永乐以后，军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