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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其政治思想、价值观、习俗和礼仪等，对维护大一统一封建王朝统治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自东汉以来，来自印度的佛教逐步在中国传播开来，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人民的心灵无所寄托，便纷纷从宗教中寻找安尉，于是佛教大盛。我国北方三大石窘皆开凿于这一时期。佛教是当时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共同的信仰，利用好这一信仰，对促进统一政权的巩固大为有利。因此佛教盛行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之间产生了矛盾。
事实证明，隋文帝父子二人较成功地运用了佛教在巩固统一中的作用，在重视利用佛教的同时，他们又开始重振儒学及推崇道教。
二）改革的主要措施
1。 政治方面：
①改革官制 隋朝的官制改革，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官制方面，皆对唐及以后有重大影响。
在中央官制改革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教材第 506至507页有概要介绍 ）。杨坚即位当天，就宣布废除了北周模仿《周礼》所置的六官，恢复汉魏旧制，设置三师、*******、五省等中央机构。三师*******用以待勋闲，五省中秘书省位高职闲，内侍省是管理宫廷内部事务的宦官机构。因此，真正担负国家政务的是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三省长官分别称尚书令与仆射，内史监与内史令，门下纳言。三省职能同秦汉的丞相，历史上称为三省制度，其职能互相牵制。其中处理日常政务的执行机关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度支（民）、都官（刑）、工部六部。三省六部制度从汉以来逐步沿革而形成，到隋始定型，这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革，后虽几度改变，但其影响一直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千余年间存在。
此外，还设有监察官、十一寺、国子监等，以及掌管禁卫兵的左右卫十二府。及勋爵、散官等制。
地方官制方面，为了改除隋初机构重叠、官吏冗滥，“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混乱局面， 583年，隋文帝下诏废除“郡”级建制，改行州、县二级制，同时大力合并州、县数额。省并以后，全国设190州，1255个县，每郡约辖六七县。这有助于节约开支，提高行政效率。炀帝时又改州称郡。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隋朝废除了汉魏时地方长官自行任免属官的制度，在北齐北周的基础上，规定全国范围内“大小之官，悉由吏部”，史称：“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通典》）。而且推行乡贯回避制，县佐（即县丞）以上地方官员须“尽用他郡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副县级以上官员回避在本地做官的法令。同时还规定：州县的主要属官实行定期轮任制，一般三年或四年一替，目的是防止地方官员在家乡任职，或久居一地带来的任情废法等危害。地方官还不许携带父母及 15岁以上儿子赴任。这些都有助于防止地方豪强把持本地政务。
实行中央统一任命地方官员，并运用“上考课”（汇报工作，又称“朝集”）、派使巡察等考核评估制度进行赏罚，这些对限制地方豪强势力，整顿吏治及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有重大意义的，其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②改革选举制（创立科举制）
配合官制改革，隋朝统治者在北朝改制的基础上，废除九品中正制，创立了科举选官制。
九品中正制最初有加强中央对选官权控制的目的，但中正官既由高品门阀世族担任，这一选官制度遂成为门阀势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得力工具。但是，随着世族门阀势力逐渐崇尚清淡，变成政治僵尸，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打破门资限制，“以寒人掌机要”，“不限资荫，惟在得人”。所以，九品中正制在北朝时已开始动摇，北周已有“罢门资之制”的改革，隋文帝开皇三年（ 583），正式罢除中正官品评人才之权。随后命令各州每年向朝廷贡士三人，以备朝廷测试选任。开皇十八年（598年），又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地方军政长官总管、刺史等，按“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两科向朝廷荐人才。改制之初，操作起来很难，但已明显地看到科举制的迹象了。隋炀帝时，正式创置了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
③府兵制的发展
魏晋时期，实行的是兵农分离的世兵制度，当兵者被列为兵户，世代当兵，地位低下。西魏、北周建立了“府兵制”，最初仍为兵农分离，但与均田制结合后，逐渐趋向“兵农合一”化，隋朝最终完成了这一发展趋势。
开皇十年（ 590），隋文帝诏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隋书卷2》），使无乡里之号，居无定处的“兵户”，与一般农户一样隶属于州县，最终完成了“兵农合一”的过程。这一改革使府兵制和均田制更好地结合起来，府兵沿旧制由12卫大将军统率，并听命于皇帝，成为依托均田制的军事制度。这一改革增加了农民对国家的兵役负担，加强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又把军事统率权集中到中央，支持了中央集权。隋炀帝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多次征集庞大的（百万大军）远征部队，与兵制的改革有重大关系。
④改定刑律
开皇元年，隋文帝即位的当年，就命令一批朝廷大臣在北魏、北齐律及南朝萧梁法律基础上制定新律，说明杨坚很重视法制的作用。新的刑律经过简化，删去了一些酷刑和罪条。最后修订成 500条、12篇的《开皇律》。《开皇律》的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等，每等之内又有不同的分等。它的制定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贵族官僚享有“八议”等减免刑罚的特权。而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开皇律》发展了北齐的“重罪十条”，制定了“十恶”之条。即凡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犯者从严惩治。
《开皇律》现在只留有残卷，但《唐律》及宋律等皆以它为样板，因此，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律虽然比此前的刑律宽平一些，但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文帝、炀帝都经常不依法办事，而时常动用酷刑。
2。 经济制度方面：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封建时代的哪一个全国性王朝，如果不顺利实现土地与农民的紧密结合，保证以农产品为基础的赋税的有效征收，就难以繁荣兴旺。
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使农业生产获得了迅猛发展，这与其继续推行均田制有密切关系。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收入，隋朝在北周已经改制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均田制，改定赋役和户籍制，对货币和度量衡也进行了整顿。
①继续推行均田制。 ②整顿赋役。 ③整顿户籍制度。（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④营建东都与开通大运河
A 、营建东都：
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的。南北朝以来，关中经济破坏严重，江南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关中地区稍一遇灾荒，远远不能保障京师的消费，为了更方便地转运江南和东部地区的财赋。二是政治上，为了加强对关东和江南地区的控制。隋炀帝即位的当年（ 604 ）就下诏营建东都洛阳。
约用一年时间即完成。除宫城、皇城、外郭城外，还有市、坊，及许多大粮仓。同时把全国其他州郡城内人和“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河北工艺户、江南上户的析户等迁往东都，切断他们与原籍的联系，即削弱了地方豪族势力，也使洛阳成为空前繁荣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随着运河的开通，洛阳成为南北物资和交化交流的枢纽。”
B 、开通大运河。
运河的开通，过去归因于隋炀帝的奢侈即为了更多地攫取江南财富。实际上，它也是当时巩固隋朝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与营建东都的目的基本一致。
从政治上讲，当时隋朝统治全国，而国都偏居西北，在当时交通条件的局限下，不利于对全国的统治，早在文帝时，山东及江南各地就有反抗活动，而隋王朝深感“关河悬运，兵不赴急，”感到镇压不够及时。开通大运河，则南连江浙，北通河北，中间以洛阳为纽带，把原北齐与南朝陈境内两个潜在的反抗情绪最集中的地区，通过洛阳与京师紧密联系起来，这大大便利了隋政权对南方及东部各地人民的镇压。
从经济上说，是为了便于转运东南财富以补关中和河洛地区物资之不足。当时陆运成本高、运量小，而开通水运，便成为最好办法。
当然，隋炀帝个人的嗜欲、也是其动因之一。
早在隋文帝时，曾开通广通渠，又称富民渠，以转运关中物资。
隋炀帝即位后，利用旧有的天然河道和旧有渠道，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其工程分四段：
①通济渠（连接洛水、黄河、汴水、淮水）。
②山阳渎。连接淮水和长江，此乃扩修旧有邗（ han ）沟而成。以上两段当年秋即完成。
③江南河。连接长江和钱塘江。这一段许多地方也是沿古运河的线路开凿的。
④永济渠。 608 年开挖。这是四段中最长的一段，引山西的沁水，南达黄河，东北继续从黄河的其他支流补充水量，直通涿郡。动用民工一百多万。
大运河南北贯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连接五大水系，全长 2500 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
三、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于以上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既强化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统一局面，加强了国家对人力物力的控制，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隋朝在短期内便出现了国库粮仓富裕的繁荣景象。
1 、农业的发展：
表现在：①农业人口即劳动力激增；②耕地面积扩大；③国家仓廪充实等。据史载，隋朝构筑了许多库屋和粮仓，用于储蓄粮帛。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政要》卷 8 ），这是史无前例的。
隋朝灭亡时，所聚集的粮饷与布帛还堆积如山，有些成了农民起义首领及其他武装反抗力量的战利品。直到唐朝建国 20 年后，还在享用。
仓库的充盈，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剥削过于苛刻。
2 、工商业的发展。
隋朝手工业的发展表现为纺织业（定州、相州、青州、四川蜀郡）、瓷器业、造船业、造桥技术（赵州桥）等有显著进步。此外，漆器、制茶、雕刻等也有发展。
商业的发展表现在：首先是商业都市的繁荣。如东都洛阳和京师西安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见教材 P522 ）。其他如蜀郡、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宣城、毗陵（常州），海南（广州）、荆州、蔡州（汝南）等均发展起来。
同时，对外贸易发达起来，陆上有丝绸之路三条通道，海上与日本与南洋各国展开了贸易。此时，日本人已开始有人穿汉人衣冠。
3 、科技文化的成就
统一帝国的再建为中外文化、南北文化的交汇融合创造了条件。其突出的表现是宗教文化和音乐绘画等多元文化的发展。
隋朝一改北周武帝灭佛之策，实行崇佛政策，文帝开国之初， 581 年，就下诏，允许百姓随意出家，并令百姓计口出钱，营造佛寺、佛像。文帝、炀帝皆曾大事兴修佛寺，并支持佛经的翻译等。于是隋代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