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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怀想了想，说：“我脱离实际太久，只就文件批文件是不行的。你准备一下，我们下个星期到三平地区搞点调查研究。”
“好的。”
“说去就去，可不要事先和他们打招呼。”
“不通知公安部门？”
“你看，你这个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没有死，现在还怕什么呀！”
张敬怀又想，他下去之前，好像有件急事要办，但又想不起是件什么事。想了想，哦！想起来了；顺便拿起毛笔，饱沾墨汁，在一张宣纸上写：冯怡，冯怡，冯怡…。一连写了好多个。
卜奎走近了审视了一番，问：“冯怡是谁呀？”
张敬怀说：“是，是，我在翠谷山庄，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冯怡。她父母可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我问过她多次，她都不肯讲。她只身一人，没有个正式工作，也该落实政策吧。这是她给我的地址，在咱们出发之前，你找一找她，看看她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的。能够解决的，尽量帮助她一下。”说着把冯怡的地址交给卜奎。
卜奎说：“好的。”
这些日子，稍有空闲，张敬怀就会想到冯怡。他绝对不会官复原职了，就忘记这个忘年之交的小朋友。如果能够帮助她解决一点困难，他会觉得安心一些。
当天，卜奎就按照张敬怀给他的地址，找到了冯怡。
现在冯怡一个人住在书店仓库的一角。室内黑暗得好长时间才看清了她的面容。墙壁的一角有一只黑锅，一只塘瓷小碗，一块旧草垫上堆着一床破被子。大概这就是她的全部生活了。只有地上堆着的一罗书，说明她在追求知识。
卜奎说：“我是奉张书记之命来看你的。”
“哦，”冯怡想：他还没有忘记我，随后说“我得谢谢他。”
“你没有家吗？”卜奎问。
冯怡说：“老张问过我多次，我都没有讲。太令人伤心了。”停了一刻才说“我父亲原来是海天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文革中’ 自绝于人民‘ 了。我母亲因受不了这种打击，不久也去世了。”
卜奎还是第一次听人称张书记为“老张”，可见他们是苦难中的忘年之交，问：“老张要我问问你，是不是需要帮助？”
冯怡停顿了片刻，说：“如果是领导的恩赐，我不需要什么人的怜悯。”
卜奎忙解释：“不是，根据你的情况，是要落实政策。”
冯怡说：“我现在就是你看到的情况，怎么落实，我也说不清。”
两人细细谈了很久。
“好了，什么也别再说了，你等着吧。”卜奎说着告辞出来，冯怡送他到仓库门口。
只过了两天，在张敬怀到地区三平视察之前，卜奎向张敬怀汇报：“冯怡找到了。”
“她的情况怎么样？”
“我和她谈了。我觉得这个女同志，很有头脑，很有水平，善于独立思考，非一般同志可比。我看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是，她目前当个临时工，生活也很困难，值得同情。”
“她没有提需要帮助的事？”
“开始没有。我看她的自尊心很强，没有主动提。”卜奎说“我想，这事在眼前摆着，也不用着她提，应该主动帮她解决──现在，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工作已经安排在新革机械厂，在党委宣传科当干事。住房、户口、粮食关系，也都办妥了。”
这太出乎张敬怀的意外了。现在回城、解决工作、户口等问题，无一不是比登天还难的事。他没有想到，卜奎会办得这么顺利。问：“怎么解决得这样痛快？”
卜奎汇报说：“其实，并没有费什么劲，我只给常局长打了一个电话，把情况一讲，他说了一句，你就放心交给我办吧。没用我再问，第二天，他就打电话让我去看房子了。您看，现在不是我们挨斗那个时候了。”
“常局长？哪一个常局长？”
“就是原来于善有书记的秘书小常呀！现在是人事局的局长了。要嘛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出生入死的去夺权呀！有了权，什么都好办。”
这不能不引起张敬怀的深深思索：许多人给领导当秘书，三五年之间就放“外任”做了领导。像卜奎这样的秘书，有文化，有理论水平，品质好，工作认真负责，对党忠心耿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这样的干部不提拔，是没有道理的。他不能老是把卜奎“窝”在自己身边呀！他得为卜奎的前途想一想。但就目前而言，他又实在离不开卜奎。将来再说吧。张敬怀想。
“冯怡还说什么了？”张敬怀想知道更多的情况。
“没有。”卜奎说“哦，她说，让我谢谢张书记。”
“她没有说来看看我？”张敬怀问。
“没有。”
这使张敬怀很伤心。怎么回事？为什么地位一变，她对我就这么生分了？等从三平回来再说吧，张敬怀想。
他们去三平地区调查研究的事，卜奎没有通知公安部门，但是按工作正常程序，按工作纪律，他得向办公厅单主任报告，一是问一问省委最近有没有重要会议，二是他们外出得领旅差费，单主任是他的直接领导。作为秘书也得向他报告。
也理所当然的，单主任得在张书记行前通知三平地区，以便他们接待。所以，他们还没有出发，闻大名就得到了消息，并且做好接待的各项准备。
就在张敬怀出发的头一天晚上，闻大名的电话打到了卜奎家里，电话以一种热情、关心、亲切又带几分谄媚的声音说：“卜秘书吗？我是闻大名呀！今天接到办公厅单主任的电话，说是张书记要来三平地区视察。请你告诉一下，张书记都要视察什么地方？调查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准备些什么材料？”
卜奎的回答是：“我作为秘书，不该问的，不能随便问。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我的好老乡呀！你可别给我打官腔。别的我不问了，行不行？可是张书记都有什么生活习惯，比如，爱吃什么？口味是咸一些好？淡一些好？这些小事总不是秘密吧。不然，张书记到了我们地区，吃不好饭，影响身体健康，不大好呢。
告诉我们一下，以便我们做些必要准备……”
“张书记在吃饭方面很随便的。”卜奎说。
闻大名又罗嗦：“哎呀，你老兄……您回乡的几年，我对您是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我的水平低，看不远，您还不原谅呀？接待张书记，如果我们搞得太寒酸了，对张书记有失尊重；但太奢侈了，又怕张书记训斥。您是三平地区出去的干部，等于半个主人，您说说，怎么接待才算’ 适当‘ ？”
“越随便越好？”
“给张书记吃炸酱面条？”闻大名哈哈笑着说。
“对对对！炸酱、打卤都行！”说着把电话放下了。随后气愤地自语：“王八蛋！”
次日，卜奎陪着张敬怀乘小车出发，不到四个小时，就到了三平地区。
在“拔乱反正”中，大部分地区，都把党政合一的“革委会”又分成“地委”和“专员公署”。可是三平地区的大门前挂的还是“三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汽车到达之时，地区革委会的领导成员都站在大门口迎接。那个闻大名越过目前是革委会一把手的祈主任，抢先几步走过来紧紧抓住了张敬怀的手，热烈地摇晃着：“欢迎，欢迎！欢迎张书记来视察工作！”接着又抓着卜奎的手拚命摇晃。又向张书记一一介绍来欢迎的人，好像他是三平地区的一号领导。
张敬怀把手从闻大名的手中抽出来问：“你们这里的革委会谁是一把手？”
这时闻大名才向张敬怀介绍：“这是我们祈主任，祈主任！”
张敬怀问闻大名：“你是不是有点’ 越位‘ 呀！”
闻大名脸色一红，退居一旁。
这一天，闻大名像热锅上的蚂蚁，走前不妥，走后不忍，不知道如何是好。
晚饭后，张敬怀先同祈主任做了个别谈话，要他消除“余悸”直起腰板，大胆工作。接着拿出来两份文件：一份是那封匿名信和三平地区的“民谣”，一份是他们以革委会名义写给省委的《抓清查，促生产》的报告，说：“你看看，这两份文件，哪一份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
祈主任看了，想了多时，说：“当然，’ 民谣‘ 反映的情况是真的。”
张敬怀有点生气：“既然’ 民谣‘ 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抓清查，促生产》这份文件，怎么会以地区革委会的名义送到省委？”
祈主任又迟疑了半天才回答：“闻大名这个人飞扬跋扈，权欲心很强。据说他上边有根子。谁也不敢动他……”
“这我就该批评你了。他有什么根子？我们只有一个’ 根子‘ ，那就是党的政策。你呀……”
张敬怀停了一刻接着说：“你还是怕！越怕，鬼越来欺负你！你不怕鬼了，鬼就怕你！”
“是，是！”
“我们都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人，什么刑没有受过？什么苦没有吃过？还有比那种日子可怕吗？我看，我们这一代人，只要不健忘，文化大革命是不会重复了。全民遭殃，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教训还不够深呀？”
张敬怀和祈主任的这次个别谈话，一直谈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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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出谈话的房间时，闻大名正在门口的沙发上坐着。见张敬怀出来，像火烧了一下似的，猛地站起来。
张敬怀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怕张书记有什么事吩咐，在这儿等着。”
“我有事。”张敬怀说。
“什么事？我马上去办！”
“我的事，睡觉！”说罢扬长而去。
闻大名在那里站了半天，悻悻而去。
次日，祈主任领着张敬怀到地区各部门开了两个座谈会，晚上又找了几个同志个别谈话，第三天又到两个区了解情况。第四天，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三平地区委员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正式的地委委员会议。闻大名原来不是党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在某次武斗中，由另一个造反派介绍，“火线入党”的，会议不承认他的党籍，一开会就被“请”出了会场。
会议由祈主任主持，张敬怀先在会议上讲了话。祈主任和其他地委委员们都发了言。会议结果是做了几项决议：
关于撤销靠造反起家有打砸抢行为的闻大名及其同伙的一切职务并隔离审查的决议；
关于继续清查“三种人”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决议；
关于抓好当前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
另外还有几项有关某些具体工作的决议。
这些决议，大快人心。三平地区见到太阳了。
从三平地区回来之后，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关于这次在三平地区之行的情况，张敬怀向常委们作了汇报。杨同理书记完全肯定了他的工作，并说：“我的老张同志呀，你辛苦了。休息几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