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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学校召开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大会，负责学校工作的军代表到会坐镇。会议在一间教室里举行，上百名教职工挤满了教室，门口有几个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把守，会议由学生中的红卫兵头头主持，军代表首先讲话，特别强调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性和学校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严重性。并且说有人竟然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他的讲话使在坐的大多数教职员工惊愕，不知这个隐藏的阶级敌人到底是谁。军代表的讲话刚一结束，一位教师喊出了“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贾××”的口号，紧接着两个红卫兵把贾老师挟持到讲台上进行批斗，当天被关进了劳改队，没过几天被送到厂办农场劳动改造。
贾老师和甄老师在海石湾从教以来一直住在一个宿舍，她俩的丈夫在三四十年代都在上海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知道江青在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况，都看过江青的演出和拍摄的电影。甄、贾二位老师曾在宿舍里相互谈起过从她们丈夫那里听到的有关江青的轶闻趣事，也不被外人所知。当时江青红的发紫，谁敢对她说三道四，二人的谈话变成了精神压力。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家庭出身不好，丈夫被管的甄老师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不被划到“敌我矛盾”中去。来了一个“革命”的表现，把贾老师说的有关江青的话汇报给军代表，贾老师就成了在学校被第一个清理的对象。没过多久，贾老师以牙还牙，甄老师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她俩还是住在一个宿舍。
清理阶级队伍对前面说过的四种人都要梳理，对当权者也要摸头，当时中学的临时负责人也被摸到，并且在他的头上重重地打了一棒，在批斗会上有一位老师揭发他在原籍杀害了两个农民，此言一出震惊了会场，那些无知的红卫兵小将信以为真，把已准备好的高帽和大牌戴挂在这位临时负责人的身上，拉他出去游街，还让他提了一个铜锣，一路上边敲边说：“我是杀人犯，现行反革命”。学校的教职员工跟在后面，路上我问那个揭发的老师，他是东北人，你怎么知道他杀过人，杀人是有死罪的，你的揭发有没有证据？那位揭发的老师说他也是听来的。信口开河，发难于人，或想打倒谁，只要有人造反，揭发的罪名就能成立，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现象。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师和临时负责人的矛盾很深，想借机发泄私愤，致人于死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久这位老师死于癌症。
这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游街的队伍来到了四冶五公司的子弟学校，临时负责人被拉上用预制水泥板搭成的台上，敲着锣，口里不断念着那道“我是杀人犯，现行反革命”的经。下面是“打倒……！打倒……的口号声。在一片喧闹声中，该校的下课铃突然响起，各教室的学生一窝蜂似的涌出教室，争先恐后地出来围观。
在这期间，我在纷乱的人群远出，看到该校一位穿着朴素的女老师，手里拿着一书本，孤零零地站在教室门口，我定晴看时，她的裤腿前打着补丁，，表情有些惊恐。站在我身旁的我校体育老师，发现了我对这位女女老师的专注，说这位女老师是他的同学，约我前去打招呼。我俩走到她的跟前，体育老师说：“你在这里发什么呆”，这一问打断了她的沉思，抹去了她脸上的愁云，露出了笑容。我和这为女老师就此一面，她大大的眼睛，红润的面孔，端庄的体态，矜持庄重的神情，还有那简朴的着装，给我流下了很深的印像，后来她就成了我爱人。
从四冶五公司子弟学校回来的路上，她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荤绕，仿佛有一种“众里寻她千百度，募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闹珊处。”的感觉。此时的我和体育老师同住在一个宿舍，他正在热恋中，好像发现了我心中的秘密。当晚他问我对她的同学的印像如何。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很好！很好！”。接着他向我介绍了他所了解的这位女老师本人和家庭的一些情况，并说如果我对她的家庭问题没有什么，他和他的另一位在红古中学当老师的女同学柳毅芹为我俩牵线搭桥。体育老师的关心正中我的下怀，“顾忌”二字也像一股微风，激起了我心中的涟漪，此时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中几经挫折的我，已经有了一种认识，凡是美好的事情，必须要精心努力付出代价，才能成功；同时我意识到，在人群稀落处不肯随波逐流的她和我有着相似的品格，她就是我真正要追求的对象。我毅然决然地告诉体育老师，只要她有意，我爱她义无反顾。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自然巧成，婚姻问题有时也是这样。第二天晚饭后，柳毅芹来看体育老师。她一进门，体育老师嬉笑着说：“红娘来了，红娘来了。”弄得柳毅芹莫明其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柳毅芹，她五短的身材，着装也很朴素，齐耳的短发拖出一副精灵般的面孔，从“红娘”的字眼中臭出了一些味道，把目光转向了我。于是，体育老师把我俩做了介绍，我和柳毅芹握手相识。接着体育老师问柳毅芹，你的那位调动的情况怎样？柳毅芹说：“我今天收到了他的来信，说东北那边同意放人，二0 五厂同意接受，就是等发调令了，我请了几天假来催着把调令发了。”
柳毅芹话音刚落，体育老师说：“正巧！正巧！你当过新娘，该当红娘了。昨晚我向朱老师提到你，打算把你叫来，给吕冬娣和朱老师当介绍人，月下老不请自到，你是否在暗中给他们把红线栓上了。”
柳毅芹听说给吕冬娣介绍对象，当仁不让地说：“你们把人找对了，我对她最了解，在兰州上学时，她家的门我没少进，她家的饭我没有少吃，这几天我就和冬娣住在一起，有话随时可以说，我刚从那里过来，她正在宿舍刺绣红袖章哩，要不我这就去把她叫过来，先见个面。”
柳毅芹也是个急性子，话音刚落就转身走了。
我和体育老师住的宿舍比较简陋，设有两个木制的双人床，双人床靠窗户的地方摆着一个二斗桌，有一个单人条凳还是体育老师从学校拿来的，除了写字用用，平时塞在二斗桌的下面。体育老师住在上铺，铺头贴着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我住在下铺，铺头床边搭着一块木板，算是我的书架，上面码放着一些我常看的书籍，这是我在大学四年养成的习惯，铺的墙上挂着我自制的木剑，在大学它陪伴了我四年，我又从“一只船”上把它带到海石湾。另一个双人床住的是家在兰州的两个学徒工，他俩回家去了，急于赶车，饭也没有吃完，饭盒、盒盖、小勺、水壶都乱七八糟地摆在桌子上。柳毅芹走后，体育老师去楼下的锅炉房打水，我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好，把四人的铺盖重新整理了一番，扫完地、倒完垃圾刚刚回到宿舍门口，就听到体育老师和他的两个女同学边上楼边说话，我站在门口迎接他们的到来，此时我的心情有些激动，当他们快到门口时，我向前几步把手伸向吕冬娣，她也大大方放的把手伸来，两只手握在了一起。在那个时代，二十四五的姑娘和二十八九的小伙子都算是大龄青年，对成家立业都有着渴望，这一握把我们感情联系在了一起。
吕冬娣、柳毅芹进屋后，我把她俩让坐在了学徒工住的下铺，我坐在她俩的对面，紧接着体育老师进来，手里提着水壶，问她俩喝不喝水，她俩说不喝，体育老师放下水壶和我坐在了一起，四人面面微笑，不知话从何说起。突然，隔壁一个小伙来问：“两个兰州娃子那里去了？”体育老师有点不耐烦地回答：“回家去了！”打破了室内的宁静。东北小伙走后，体育老师拉开了话匣子，先把东北小伙贬了几句，还说东北猴子算计西北娃子，还想让我给他介绍对象，等着去吧！接着讲了一个海石湾流传的顺口溜：“东北猴子，提着山东棒子，敲着河南梆子，赶着上海鸭子；摇着四川阄子，算着西北娃子。”
柳毅芹对这个顺口溜不感兴趣，就对体育老师说：“你还是说些正经的吧？”
体育老师说：“好！好！那就说正经的。”把话题转向了他们的同学，说××红了，××栽了，××当爸爸了，××当妈妈了，××也有对象了。此时的吕冬娣盯着我铺上的那把剑，聆听着体育老师的“正经”词。突然体育老师指向她问：“你怎么办？”吕冬娣微笑着，没有作答。很有心计的柳毅芹早就察觉了吕冬娣的专注，便插话这把剑是朱老师的吧，还问我会打那个套路。我说初级剑和太级剑都会些，但还没有完全走上轨道。她接着又问吕冬娣你会不会耍剑？吕冬娣说不会。柳毅芹又趁机说，这几天我还不走，就叫朱老师教我们耍剑吧，说学就学，明天就开始。于是就有了我在第四章里提到的。“柳毅传剑”的故事。后来，我的老伴又学会了其它几套剑术，退休后常和好剑者在一起耍剑锻炼身体，切磋技艺。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按头天晚上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我拿着剑，迎着初夏的朝日来到了湟水河畔的沙滩上。晨光下的湟水河一往无前，潮汐触摩着沙滩，我的心情像湟水河的波浪，此起彼伏，焦急地等待她们的到来，不时地左顾右盼，当回头看时，吕冬娣、柳毅芹准时出现在谷丰渠的大堤上。谷丰渠是拦大通河水，沿大通河和湟水河左岸、人工开挖、受益于红古川的一条较长较宽的农业自流灌溉渠，大堤上有一块较宽的地方，我经常到那里耍剑，也是我们约定的地方，我发现她们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我向大堤走来，那浅浅的沙滩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在谷丰渠的大堤上，我先认真地耍了初级剑的套路，从予备式开始教，她俩没有剑，空着手比划。予备式的动作教完后，柳毅芹从我手中接过剑传给吕冬娣先练，吕冬娣练得比较到位，又叫柳毅芹来练，柳毅芹却说：“我一个动作也没有记住，今天就学到这里吧，你把剑拿上，回去后你再教我。”这一天早上，与其说是学剑，不如说是约谈，吕冬娣拿着剑，我们来到了湟水河畔的沙滩上席地而坐，在柳毅芹的提示下我俩相互介绍了各自的生活、工作和家庭情况。然后柳毅芹开门见山地说，你俩都老大不小了，该是解决终身大事的时候了，今天也是第二次见面了，如果都有好感，就拿定主意谈吧。也许昨晚她们已经商量好了，柳毅芹让吕冬娣把刚刚刺绣好的红袖章送我，我没有准备，只好把胸前戴的毛主席像章送她。那个时代，红袖章和毛主席像章就是珍贵的礼物。
“柳毅传剑”把我和吕冬娣引向了爱河。柳毅芹走后，我俩经常相约到湟水河畔耍剑，我也常到她的宿舍，我俩的恋爱关系也就心照不宣、不言而喻的公开了，同时也传到了我校领导的耳中。此时的我已被列为党员发展对像，校党委书记处于一种关心的态度找我谈话，明确地指出她的家庭出身是我进步的一个障碍，何去何从要我认真考虑。对我来说当然是党票和爱情两者都要，我在支部书记面前表了这个态度，然而熊掌和鱼翅二者不能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