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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会后，我连夜写出了调查报告，经大队工作组长审阅后，报到了工作队。第三天晚上，大队工作组长来到我的住出处通知我，明天县委常委会审批“赵元帅”的补划问题，让我上午九点钟准时到县委的会议室列席会议，队长在那里等你。听了大队工作组组长的话，我在想像我这样的小萝卜头怎会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但又不敢拒绝，就问大队工作组组长你去不去？大队工作组长说，明天我有别的事情，你去就行了。我又问叫我去干什么？大队工作组组长说，你去就知道了。
这天上午，我准时到县委的会议室，队长见我打了一个招呼，让我坐在他旁边，拿出一份“赵元帅”补划阶级成份的打印文件给我，并低声说会议开始后你念，不要紧张，不要读错。紧接着县委书记进来了，他坐下来宣布会议开始，让下双工作队先讲。队长向我摆头示意，我照读了那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在我原始，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修改最突出的部分是“赵元帅”的现实表现和和反动言行；在地主前面加了“反动”二字。之后书记让常委们发表意见。一个坐在书记旁边的常委带头发言说：“按报告的意见办吧！”，书记问：“有没有不同意见。”在坐的常委们面面相觑，没人发言。过了片刻，书记说：“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了。”就这样书记和常委的三句话就决定了“赵元帅”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县委书记的话音刚落，队长让我先回，并让我转告大队工作组组长，把这个反动地主分子监控起来，不要让他发生意外。我带着那份文件走出了会场，在返回的路上，赵元帅的大儿子也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他认识我，没有给我打招呼，用敌视的目光看着我，急蹬车而过。他这一瞥是我产生了一些疑虑和后怕，在同时雇佣两个长工的问题上，尽管是贫协组长逼供，难道我没有责任吗？他的儿子是县里的科长，难道不懂政策，是吃干饭的吆？于是我想到上诉和平反的问题，将来若有一天我被牵扯进去，该怎么办？自解的思考和良心的驱驶，回到住处，我把打印文件，原始报告的底稿，还有调查笔记和贫协组长初证时有关材料收集到了一起，并且一直保存到了改革开放后，给地主富农摘帽子，通称为社员的那一年。
实事求是是党的一贯的思想路线。但当时提倡人的阶级性，革命性，很少宣传良心对人们道德约束。干部怕右不怕左，给一些思想不纯的人创造了投机的机会，有的人往往捕风捉影，夸大事实，表现自己，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欲求博得更高的地位和权力。四清结束后，队长由副处级升到了处级，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他仍以极左的面貌登场，揭发批判走资派有功，又升了一级，成了革命领导干部。打倒“四人帮”后，他捏造陷害老同志的问题被揭露了出来，被当时政策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党籍，从副地级降到了副处级。人做任何事情都要讲良心，“实事求是”就是考核人的良心的一个标准。人若不讲良心，或者丧失了良知，任何坏事都能干的出来，结果是害人害己。
县委常委会的第二天，县委的批文下到了公社，第三天召开了全公社的大会，对反动地主分子“赵元帅”进行了批判斗争。会后我的大舅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来找我。我说你成这个样子了还来开会。他说工作组的同志说，上面要求，地富分子和富裕中农必须参加这个大会，贫协组长催的紧，不来不行啊！舅舅家是富裕中农，我也知道上面的这个指示，让他们参加批斗大会，就是要压压这些冒尖户的气焰。
舅舅来找我，不是为了别的，说他的坐骨神经痛的不能动了，向我借钱看病。舅舅有了病，又是一个“借”字了得，当时正好发完工资不久，我当即掏出三十元钱？（当时工资是五十四元零捌分）给了舅舅，并说不用还。运动快结束时，舅舅来给我还钱，我怎么也不要。舅舅说，钱财这东西也是一杆秤，也能秤出人品的分量，当初我是向你借的，不是向你要的，借的东西就必须要还，再说我有儿女，有的还有工作，我的生老病死是他们的责任，如果向你要钱，那我就够可怜了。他还说，你还年纪轻，人世间的好多事情你还不懂，亲是亲财是财，若要亲，钱财分；就是好朋友，也要明算帐，把财和情分清楚，借的就是借的，给的就是给的，借的就得还，给的就不能要
，这样的朋友关系才能保持长久。舅舅的一个“借”字引出了对我的教诲，普通的农民有他们生活的经验和哲理，诚信就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批判斗争反动地主的大会后，我被很快的调离了东巷队，陪同一个副省级干部到别的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位双鬓斑白领导，是西北有名的经济问题专家，因右倾嫌疑下放到甘肃。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陪他每天走访农户，他问我记，晚上回来交流调查感受，要求我把笔记整理成文稿给他。有时整理工作到深夜，他把中华烟、还有雪茄摆到桌上让我抽。一天，他看完整好的文稿后问我，之前在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工作。他听说我是下双的东巷队调过来的，他知道东巷队揪出了一个漏划地主，他对剥削量的计算很感兴趣，我向他述说了调查情况和先后经过。他听后说：“噢！原来是这样，调离你是一种回避，对你也有好处。”这时我才知道被调离东巷队的真实缘由。接下来他还说，按投入产出先算出剩余价值，再计算剥削量的方法比较科学。不久，全国性大串联开始，红卫兵到处揪走资派，这位领导被红卫兵抓走了。此时下双的四清运动进入了后期，“5408部队”即将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旋窝。
胡子兵造反成名片 逍遥派东进孔孟乡
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历史的长卷中有流芳千古的史话，有光彩照人的篇章，但也有阴沉污浊的画面。四十年前开始的那场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非常运动，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到“四人帮”垮台，神州狂躁了十年，国人经受了无数的苦难和创伤，被称之为“十年浩劫”，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灰色的一页。
那场运动自批判《三家村》的噪音响起，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辩论会聒噪不止；大字报、小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青年学生手举小红书狂热奔走，串联呼号；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拉大旗向旧世界宣战，一个人就是一个战斗队，三五人就是一个兵团。在期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喧嚣一时，中国人被分为“红”与“黑”的两类，于是有了走红的红五类、红线、红海洋、红卫兵、红小兵、红袖章、红代会、红司令的事物和名称，和有了被抹黑的黑七类、黑线、黑帮、黑店、黑风、黑旗、黑纲领、黑司令的说词。在“红”与“黑”的斗争中，红的发紫的人又被分划，中国人又被重新组合，出现了被称为“派”的人群，于是革命派、保守派、保皇派、走资派、夺权派成了热门话题，观点的对立和纷争，像控制了灵魂
，亲朋好友、恩爱夫妻、和睦家庭反目为争，国人陷入了口水的海洋和灾难的深渊。
在期间，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在“破旧立新”，“兴无灭资”的一片嘈杂声中，大批的商店铺面被砸，大量的文物古迹被毁，无数个家庭被抄。紧接着横扫“牛鬼蛇神”，连超凡脱俗的僧尼也成了革命的对像，一切被视为“黑”的人失去了自由，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抹成花脸，戴上高帽，挂上大牌游街示众，人格的尊严荡扫无存，不堪忍受污辱的人自尽反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惨绝人寰逼供审讯，使不少人成为酷刑下的冤魂。新鬼喊冤旧鬼哭，草菅人命的事件在不断的发生。
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把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黑类”编押在各地、各单位的“劳改队”，冤魂遍布中国。“牛鬼蛇神”每天早晚，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向伟大领袖请罪。其中的不少人经受了跪煤渣、叩响头、坐飞机、吃面条的摧残和折磨。更为恐怖的是在“文攻武卫”名义下的长矛大刀，武斗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当时的中国天下大乱，阴霾密布。文化大革命已成历史，经过那场灾难的人不会忘记历史上那魔怪翩跹一幕。
一九六六的夏末秋初，“5408部队”从“四清”运动的阵地撤回了兰州，又乘上一只船，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漂泊。此时，“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外地学生向全国各地渗透，“西进”的《红卫兵》来到兰州煽风点火，接二连三的冲击省委，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代表毛主席”要求省委的主要领导出来和他们见面，要揪出制造“兰州事件”的幕后的凶手和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一天晚上外地学生串联了一批兰州的大中学生，又冲击围攻省委，在“5408部队”中得到消息的人闻风而动，去和红卫兵辩论，在辩论中被对方误认为省委机关的干部，被称之为“保皇派”。被冠名为“待分配大学生”的“保皇派”们发现自己还有“学生”的名分，于是连夜赶制了红卫兵袖章，第二天又去辩论，比自己年龄小七八岁的学生们称之为“胡子兵”。
在“胡子兵”和红卫兵辩论的那些天里，“甘待生”中的大部分人还在隔岸观火，其中除了极少数人不关心此事外，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态度，有的赞称，有的反对，于是“一只船”上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个群体，也相互辩论起来，“5408部队”卷入了文化大革命旋涡。但大家在“学生”名分的观点上还是保持一致，共同要求组织部给自己“正名”，允许大家出外串联，遭到了拒绝。此时组织部内也出现了给领导贴大字报的现像，领导们也自身难保，对“待分配大学生”管理失去控制，在“到北京见毛主席”的一片呼声中，“5408部队”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到北京赶上了毛主席对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师生第七次接见。
从北京回来，“一只船”上出现了战斗队、兵团、司令部等造反组织。最初这些组织的大部分，只是帖大字报，刷几份标语，跟着形势喊几个口号，或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认识，没有什么具体的造反目标和行为。但也有个别造反组织秘密进行着轰动“一只船”的行动。当时，组织部内的造反者，风闻康生点名一位副部长是隐藏的反党分子，于是抄了副部长设在招待所的办公室，有个造反组织的个别人也参与了这项行动，不久在招待所的礼堂里批斗部长，部长虽然没有戴高帽、挂大牌，还是坐了“飞机”。而后，“5408部队”内在部长是“何许人也”的问题上各执一词，观点相同的人形成了自己的派别，到工厂、农村、车站串联，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