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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风消雾散，天气晴朗，姑父上工时把我送了一段，我发现这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种树，高高的白杨遮荫着村庄。在路过一个小树林时，姑父说小树林是他的自留地，他算过一笔帐，十年后这些小树长大成材，价值远远超过十年种粮食的总和，那时，这些树长成的材料足够他家盖一院新房，儿子们也一个个长大了，娶媳妇在住房问题上也就不发愁了。姑父的深谋远虑，使我对他更有一些敬意。我看到小树林里杂草丛生，就问姑父，杂草会不会影响小树林的生长，姑父说目前可能会有些，树越长越大，杂草也就渐渐难以存活。他又无意中说了一句“树底下活树难活，人底下活人好活”。我感到这句话有生活哲理，在回来的路上琢磨着这句话的含意。大树底下的小树得不到阳光的照射，难以存活，人底下的人有上面的人庇护，遮风挡雨，当然好活。从那时起我希望有给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然而还是悟性不够，再加上秉性耿直，对人对事直言不讳，更不会阿谀奉迎，却常常被人上面的人当作直木先伐，至今也不知想象中的那棵大树在何处。
从四坝公社回来，我对“赵元帅”在解放前三年的剥削量进行了详细的核算，还不到百分之三十，把核算的结果和其它调查情况向大队工作组长进行了汇报。大队工作组长是一个很有资历的处级干部，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过土改运动，谙熟农村的情况和党在农村的政策。他说：“补划阶级成份是这次运动的一个重点，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按政策办事，群众的呼声虽高，但不能代替政策，要防止有人泄私愤、图报负，同时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还要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深挖一下还有没有其它的剥削事实，如果剥削量达到了就尽快地写出报告。”他还说：队长向我多次过问过你对这个富裕中农的情况，对你队的工作非常重视，打算在你队高出一个补划阶级成份的突破口，你要抓紧工作。”按照大队工作组长的指示，我又在知情人中间了解情况，挖掘出“赵元帅”一些零打碎敲的剥削行为，如雇佣过奶妈、临时除草、浇水等帮工问题，这些问题也算出了一些剥削量，加在一起总的剥削量还是达不到百分之三十。
在我调查取证的这段时间里，响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毛主席语录每天都在报纸上发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在广播里每天都能听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新高潮。为赶上新的形势，工作队在全公社选择了几个生产队搞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试点，东巷队被选其中。一天上午工作队队长由大队工作组长等人陪同到我队调查了解情况，先在我的住处听取了我对“赵元帅”剥削情况的调查汇报，然后召集贫协小组成员和贫下中农开会，听取对“赵元帅”补划阶级成份的意见。会上贫协组长带头发言，突然冒出“赵元帅”同时雇佣过两个长工，大队工作组长和我听了感到十分惊愕，这与我们的汇报有很大的出入。队长对他的发言很感兴趣，追问他你知不知道同时雇佣过两个长工的姓名，他说：“知道，我就是其中之一。”接着贫协小组和贫下中农代表说：“赵元帅”借着他儿子的权势，耀武扬威，把贫下中农不放在眼里，就像旧社会的地主。一个贫协小组成员接着说：“给他戴个帽子就老实了。”散会后队长问我，刚才的汇报中怎么没有听到贫协组长说的这个情况。我说他是短工，最长的那年只有三个月，群众是这样反映，他自己也有证明。队长说那就向贫协组长取证，按漏划地主把报告写出来。
下午队长和东巷队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进行座谈，一个思想激进的青年先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花绣花，不能那样雅致，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紧接着把矛头指向了“赵元帅”，说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让他的儿子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说他在开忆苦思甜会时表情阴阳怪气，仇恨贫下中农，说他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毛主席也是人；这个青年的发言激起了其他几个青年的共鸣，有的揭发他用印有毛主席形象的报纸卷烟抽，有的揭发他把毛主席比作皇帝，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个青年揭发他胡说“还是爹亲娘亲”。
座谈结束时队长讲话，高度赞扬了东巷队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表现，说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紧跟形势，作到了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说他们阶级斗争觉悟很高，敢于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临走时队长对我说：“你队的阶级的斗争形势非常尖锐，这个富裕中农的现实表现非常反动，是当前重点整治的对象。还再次强调让我抓紧向贫协组长重新取证，尽快把报告写出来。”
当时“四个伟大”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可以说是熔化到了人们的血液中，有关对毛主席、毛主席著作的不同言论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一句话说错了就会引起人们的警觉，甚至被说成是现行反革命。座谈会上几个青年的发言，使在听的人有些震惊，对我来说震惊之下还有恐慌。之前，东巷队的青年给我反映过“赵元帅”的错误言论，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预料到青年们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和场合、集中火力，揭发出“赵元帅”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对我也是猛烈的一击，座谈会后我到轮饭的贫下中农家里吃饭时，碰上了“赵元帅”，顿时像遇到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然而，突现的阶级斗争觉悟不能武断敌友，也不能代替政策，我还必须按队长的指示重新调查取证。当晚我把贫协组长叫来，他一反初证，出据了当长工的证明。确认主证，还要搞三人以上的佐证，第二天我又向初证时的佐证人重新取证，他们语意君子一言，快马难追，都不愿再出证明。为了慎重和找到新的证据，我召开了一个知情的老农会议，与会的多数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他们好像是得了糊涂传染病，都说记不清了。当长工的佐证没有搞成，我想大队党支部书年龄已五十多了，又是本队人，他应该知道是长工还是短工，在他那里搞一个佐证。
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是重点清查的对像，尤其是他的中农成份，动摇着他的书记“宝座”；但他读过私塾、有文化、老谋深算。我让他出据个人证明时皱着眉头说：“不要那么烦琐，大队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由大队直接作旁证，谁的意见都有了，你把他的证明给我，公社你也不用去了，我办好后给你送来。”当时我涉世不深，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就把贫协组长的证明给了他。第二天，大队书记亲自把旁证送给了我，大队和公社鉴证都是同样的四个字“仅共参考”，少了初证的“情况基本属实”六个字。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犯了佐证不能代替旁证的错误。
最后的取证结束后，我把情况向大队工作组长作了汇报。大队工作组长告诉我，还有一项工作要做，让“赵元帅”在每个证明材料上签字划押认可。“赵元帅”在其它的证明材料上都低头认罪，签了名、摁了手印，对贫协组长的证明就是不承认。我又向大队工作组长汇报请示，巧的是工作队长也在大队工作组长那里。他俩听了我的汇报，队长对我劈头盖闹的来一顿；“小朱！这样下去你会犯大错误的，听说你还召开了一个有中农和富农中农参加的会议来调查这个问题，你连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阶级敌人负隅顽抗，你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他不承认你就没有办法了！在阶级斗争的大事大非面前，对任何人都是考验，思想右倾，左右摇摆，这都是立场问题。”大队工作组长虽然是他的同僚，听了最后的这几句话也紧张了起来。
这是队长对我第二次训话，还有一次，那是在整团工作中。那时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青年的政策是：有成份，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有几个地富子女，表现确实不错，要求进步的积极性很高。大队团支部发展了五个新团员，其中两个是地富子女，一同报到公社审批，负责公社整团工作的工作队秘书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发展对像地富子女占了百分之四十，这个情况也被队长知道了。因为我负责该大队的整团工作，队长把我叫去进行了疏导。先点了一下我把关不严，然后说我还年轻，刚参加工作，对党的政策体现出来就行了，今后要努力学习，准确地把握和执行党的政策，思想不能右倾。这时我才知道执行党的政策有体现和落实两个等级。
队长对我进行了严励的批评后，还是对我进行安慰和鼓励。他接着说，你们这批待分配大学生是从各大学院校选拔出来，是准备培养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组织上对你们很重视，你们能不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要经过阶级斗争的考验和大风大浪的锻炼。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不要辜负组织的希望，要站稳立场，对阶级敌人绝不能手软，回去后组织一个小型的批斗会，打掉他们的气焰，让他在批斗会上划押。
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当时的青年最大的理想和愿望，队长透露的消息，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诱导，我要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接受考验。回队后我组织了一个有贫协小组成员和几个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的小型批斗会，批斗会主持人的最佳人选，理所当然的是贫协组长，他先讲述说了“赵元帅”的几条罪状，突然喊出了“打倒漏划地主×××”的口号，贫协成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们高举拳头应声而呼，接着他让“赵元帅”在他的证明材料上签字划押，“赵元帅”说：“你没有给我当过长工，我不签。”
贫协组长出手打了“赵元帅”一个耳光，还感到不够解恨，把“赵元帅”推倒，让他跪在底上低头认罪。我心里明白这是一中逼供行为，这是考验我阶级立场的时候，我必须站在贫下中农一边，未加阻拦。正在这时大队工作组长陪同队长进来了，他们也看到了当时情景，好像感到有些不妥，把我叫出去说话，还告诉贫协组长你们继续开会。我们三人走到地头，队长说这个贫协组长还是有两下，就是方法简单粗暴了一些，我是怕你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给群众泼冷水，批斗会由他主持，会搞出一个结果来的，所以把你叫出来回避一下。过了半个钟头，我们回到了开会的地方，批斗会散了，贫协组长果然搞出了一个结果，“赵元帅”在证明材料上签了字，划了押，贫协组长还向我们表功说，他们把×××斗服了，他让我们代签的名，自己摁的手印。队长表扬了贫协组长几句，还对大队工作组长说，还是贫下中农有办法。后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