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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老师被打成右派后，我一直对那红格稿纸上摁的手印提心吊胆，觉得有可能亏对这位仁慈宽厚，爱生如子的启蒙老师，果真是有害于他，总想对他当面忏悔，遗憾的是他离开新关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所幸的是，一次是火车上遇到他的一个同宗兄弟，向我讲述了他回乡后的坎坷经历和晚年生活。
袁老师戴着右派帽子回到家乡，起初村里人不识这顶帽子的色彩和轻重，念他祖上对乡亲们厚道，又是一个书生，处于对他的怜悯，在农活安排上有些照顾，劳动工分和他的同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坏一样，也是阶级敌人的说法，使他常常看到警惕和歧视的目光。不久生产队把他打入了另册，划入了“五类分子”的行列，劳动时和地富反坏分子安排在一起，工分也比他同龄的社员差了一级。有时给他安排一些不计工分的“赎罪”活，但修河、打坝、放牧、饲养之类的活不派，怕他逃跑和破坏。生产队长还定期训话：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好在他有些文化，以看书、写字排解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寂寞。也是应了那句“秀才倒霉当医生”的古话，给人看病开药，一些感冒拉肚子之类的常见病，吃了他开的药也还顶用。他还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逢春节，还能香上几天，求他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在社员的眼里，他还是和那些“四类分子”有些区别。那年生产队的一个老记工员死了，当下找不到一个能写会算的人代替，当了记工员。可是好景不长，拨白旗、插红旗那会儿，生产队长死活不承认他隐瞒了产量问题，他也被牵连了进来，还给扣上了“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的罪名，用罚站的方式逼迫他们交待，不知谁出的坏着，在门外的雪地里泼上水，在水与雪结块的冰地里站着低头赎罪，工作组和积极分子们在屋里烤火，监视着他们。生产队长冻得忍受不住了，只好“承认”隐瞒了产量，而他却是一字不吐，一直站到天亮，却被冻坏了脚，落了个跛腿的残疾，再也不能下地劳动，生产队破例让他当了队里的饲养员，有苦也只好去给牲口说了。
这位乡亲讲到这里不再讲了，眼看快要到站了，站起来收拾行李时却又发起了议论：人啊！只要把住嘴头子、手头子、球头子就不会犯罪。读书人的嘴头子就像那桦木桠叉又硬又杂，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乱说，右派帽子还不是自己说出来的；人家生产队长都承认了还不顺水推舟，死是个嘴硬，使自己落下个半死不活的下场，何苦来！这位乡亲话音刚落，提着行李下车了。袁老师后来的情况怎样，至今我没打听到。
无独有偶，我高中的化学老师也姓袁，也是一个右派，虽然他的处境比我的启蒙老师好些，但也坎坎坷坷，从中学贬到小学，在文化大革命时几经磨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抬起了头，又从小学调到中学，在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时期，调到大学任教。遗憾的是他的不少学生已是高级职称的时候，他从讲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也许是他经历的曲折和磨难太多，悟出了什么，我去看望他时，从不提过去，而是恬淡地面对现实，并且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向前看，按照现在的样子发展下去，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
陈书记解析枣园子 孙老师劝学到新关
反右斗争大煞了一些知识分子不识事务翘起的尾巴，同时也给其他读书人敲了警钟。那场运动的初衷是要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家的建设建言献策，却出现了万马齐喑，轻视知识分子和文化知识的现像。“改造知识分子”也成了当时最时髦的语言。
“知识分子”的界定应该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并以此谋求生存，体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人。如科技工作者、教师、律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而时我们的生产队长，把我和我队仅有的一名高中生也误认为是知识分子，列为改造的对像，寒假给我们安排了拾大粪的劳动，那个高中生家庭富裕，不在乎几个工分，也不求他什么；又临近毕业，准备高考，压根儿没有理睬。并且告诉我：“不要听他瞎说，中学生不算知识分子，更不是改造对像。”我听了他的话，不想接受这项劳动任务。婶婶说：“你不能和人家相比，你知道队长和他家是什么关系么？你那姑父心术不正，有时能做出卡人咽喉的事情来。”我联想到求他开申请助学金证明时对我的刁难，有点惧怕，只好老老实实柃着粪叉，挑着大粪筐，在凛冽的寒风中四处找大粪。
学校评助学金时需要生产队、大队的证明，生产队的证明尤为重要，拿到大队和乡上各写个“情况属实”，盖上章就行了，那个生产队长和我家有点连带亲戚关系，我口口声声称谓他“姑父”为了评助学金，我三番五次，跟前跟后，姑父长姑父短的站在他的面前，有时眼泪花在眼圈里打转转，他还是无动于衷，冷冰冰的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你们的老先人不是很有钱吗？把地底下埋的存货挖出来些也就够你用的了，何必来求我。”好在他还不绝情，在多次纠缠下，见我不走的样子，摆出一副菩萨的身架说：“好了，不要哭了，念你没爹没娘，可怜兮兮的，给你开一个。”
我的老先人到底有没有存货，埋在什么地方，我们全家人，包括我的奶奶，谁也不知道。在五八年刮共产风时，我的这位“姑父”和他的同伙动了心思，一夜之间把我家所有的房子都拆了，并且挖地三尺，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拉走了全部木料门窗，还拿走了几代人留传下来的书籍和字画，由于不识文墨，当做“四旧”之一的旧文化烧了。
共产风刮来，言说土地和个人的房屋都姓“公”了，大队和生产队有权处置。当时在新关，比我家阔气的豪门宅院有的是，红色飓风过后，这些宅院完好无损，却偏偏刮倒了我家的房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一九五九年，我才知道了个中的内情。
一九五九年九月，在新疆从军的朋友武忠来信告知，我们的另一个朋友陈森林在中印边界值勤时，遭到印度军队的偷袭而光荣牺牲。怀这对朋友的思念和受武忠的委托，我去五里看望了陈森林的父母。陈森林的父亲在初级社时是包括五里在内的光明寺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并且是婶婶的入党介绍人。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期，新关和五里分成了两个高级社，陈森林的父亲任五里社的党支部书记，新关社书记有一个外号叫“枣园子”的人担任。
就在这一天，陈书记告诉我：在初级社时，靠新关地界公路上的几棵大树被人偷坎了，你婶婶在接完生回来时发现是“枣园子”领的一伙人干的，第二天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此事新关的人反映强烈，要求追查。由于你婶婶和“枣园子”当时都是初级社的副社长，如果把这件事捅破了，他俩就不好共事，我总是故作姿态，遮遮掩掩。你婶婶性格耿直，疾恶如仇，不料在一次党员会上，当面点破了此事，弄得“枣园子”非常难堪，后来两人的关系紧张起来。“枣园子”是什么人？你可能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说的那种“流氓无产者”出身，投机钻营、上窜下跳，什么好事坏事都能干得出来。虽然他目不识丁，但在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方面是一把好手，你那“姑父”就是他同伙中最铁杆的一个。我发现他蓄意报复的图谋早就有了，当时我在新关掌舵，他没有找到机会下手，分社后，他在新关说了算。个人房屋的“共产”当时也不过是宣传造势而矣，全乡还没有哪个社敢动真个儿的，只有他胆大妄为，抓了那个机会。新关上百户人家，偏偏拆了你家的房子，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
陈书记是自土改以来成长起来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作风正派，主张正义，心系群众，不谋私利，经验丰富、处事公道，深受新关人的爱戴和拥护。他是我家的常客，每次来时，总要对我说一些鼓励的话，勉励我好好学习，快快长大。在找他在生产队开的助学金证明上签字时，感到有晚辈的温暖、关心和爱护，笑眯眯的签上“情况属实”四个字，边盖章边说：“国家拿钱支持你上学，这都是新社会的好处，将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忘了党的恩情。”
陈书记是我尊敬的前辈和基层党支部书记，他说的话我完全相信。在我成长的路上，在生我养我的那块热土上，他是我唯一的、实在的精神支持者。而那个“姑父”的刁难和“枣园子”的公报私仇给我留下了终生难以泯灭的印像。
我家的房屋被拆，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虽是个初中生，那种惨烈的生活冲击，使我开始思考起来一些社会问题。我常在想，一个大队书记，竟然能使社员家徒四壁，如果得罪了大官，老百姓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歪嘴和尚念错经的道理。
不论在正常情况下，还是特殊时期，党的各项政策，总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歪嘴和尚们断章取义，处于各种动机，歪曲党的政策，钻政策的孔子，欺上瞒下，徇私舞弊，来刮分人民利益，达到个人的目的。尤其是愚昧落后的农村，那些不学无术，不可一世，凭着个人势力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们，更是拿着棒槌当针，无孔不入，无所不能，不择手段地干着违背政策的坏事。
我从小体弱多病，祖辈们多数英年早逝，在上中学后又开始做着一个“梦”，将来当个医生。在历史课和语文课上老师讲了孙中山和鲁迅的故事，这两个伟人最早的理想也是当医生治病救人，后来从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中认识到了治愚比治病更为重要，从事了革命。当时，我把某些人刮分人民利益的行为也当成是愚昧造成的后果，于是放弃了当医生的志向，又做起了另一个“梦”。
一九五八年是轰轰烈烈的一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大踏步地走向社会，搞宣传、搞扫盲、搞勤工俭学活动，当时的武威、街道和村庄的墙壁上，几乎全被白石灰刷了一遍，上面用红土写着与三面红旗、大炼钢铁有关的标语口号，当时人们把它戏称为“红旗飘在白海洋”，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份作为。我们力所能及的另一项活动是教农民识字，尽管我们参与扫盲的次数不多，但语文老师编的一首歌传遍了城乡，给了大家一个欣喜。这首歌的歌词是：“喜鹊儿呀！来报喜，县长宣布了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有个啥好处？武威成了无盲县，如今的诗人遍村庄；文化县！”我对这个老师的才华十分钦佩但也有人对他不尊，把老师的名字编了一个字迷写在了黑板上：“东窗有耳听，女子恋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