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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婶婶患了食道癌，她在病中回忆起那件“人血馒头”的事，说那个卖过“人血馒头”的人死了，他也是得的咽食病不治而亡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干不得。
蹊跷的是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人的儿子还在利用这种方式骗钱害人。有一年我回老家，此人得知我患了糖尿病，他鬼鬼祟祟地来找我，说他能治糖尿病，并且保证能治好。我问他你怎么个治法？他说吃一个小孩的牛牛就好了。我问：“这小孩的牛牛从哪里来？”他说：“这你就不能管了，只要肯花钱就行。”我问一个多少钱？他说：“要是旁人一个至少一万五千元，看你老哥的面子，出一万元就行了。”在这一问一答我回忆起婶婶说的“干这么一次就够他一辈子吃的”话是真的。我哈哈大笑：“小老弟，你真会开玩笑，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无数医学专家还没有研究出根治糖尿病的良方，你偏说能保证治好，还给了我那么大的面子，可惜我还没有那么愚蠢，你的‘妙方’不但治不了病，反而杀生害命，害人害己，花钱进班房真能想的出来。”
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人为了活着什么古而怪样的事都干的出来。坑蒙拐骗偷，假冒伪劣吹都是常见的事了；黑社会、蛇头、抢劫、绑票、贩毒、卖淫等犯罪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偷尸卖尸、剖尸卖器，甚至连贩卖活人脏器的事都能干出来。我的这个乡亲，“子承父业”也活到了和我同样大的年龄，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干过那种事，但我知道了人世残酷的一面。虽然没有买他的账，还是留他吃了饭，使他受到了应有的礼遇。
开完批斗会的下午，学校照常上课。在课间活动的时候，同学们围着那颗大槐树跑圈耍逗，突然间程杰尚昏倒在了大槐树低下，双眼圆瞪，脸色发紫，嘴唇抽动，说不出话来。袁老师很快地来到了事发现场，掐着人中急救，程杰尚还是醒不过来，就赶紧派了一个大同学去请在光明寺不远处开中药铺的韩七。
这韩七是韩十七同宗的一个侄儿，和韩十七年龄相仿，在当地也是一个大户人家。他懂些医道，在新关开着一个中药铺，还兼卖油盐酱醋、纸张杂货等；除了抓药，他还会号脉扎针；有人来看病抓药，他总是和颜悦色地问寒问暖，拉拉家常，把病人或顾客安慰一番，然后号脉处方抓药；看病的人苦是没有带钱，或是钱不够了，他总是客气地说：“先去吃药吧！等病好了再说。”实在没钱的人，他连看病和抓药的钱就全免了。
那时，一般的人家吃清油，不是像现在这样成斤成桶的买，而是用小油瓶一两二两的打。一个小漏斗对着油瓶口用提子往里灌油。人们在韩七那里打了油，刚要出店铺时韩七招手让回来，接过油瓶再给你滴几滴，买盐买醋也都是这样，把人招回来再添一点。我也常去秤盐打油，有时抓药，常被这小恩小惠感动。后来才听大人们说，这些“羊毛”都是出在羊身上。
韩七很快被请来了，说程杰尚受了惊吓，阴阳失调而昏厥。先用银针扎了人中，然后让四个人用花椒粉同时搓手心和脚心，这叫“刮痧”，程杰尚慢慢地喘出了气来，不一会像好人般地站了起来。韩七的这一招，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上高中时我的一个同学也发生了同样的症状，我用这个方法抢救了那个同学。
对韩七的评价，众说不一。有人说他“悬壶济世，普救众生”；有人说他“忠厚善良，善解人意”；有人说他“棉里藏针，巧有心计”；有人说他“小恩小惠，拢罗人心”。还有人说他“老谋深算，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文教助理员得知韩七来过学校，不但没有肯定韩七抢救人命的积极措施，反而说韩七“散布谣言，别有用心。”而更使人丈二活尚摸不着头脑的是，富有的韩七被划了富裕中农，不久文教助理员和韩七的女儿结婚了。在四清运动中韩七被定为漏划地主。正是年少不晓机关多，老来方知人心深。
就在程杰尚起身后不久，有一个同学惊恐万状地叫喊着从厕所里跑了出来，说有一个血淋淋的人躺在厕所里，袁老师和韩七到厕所去看，却什么也没发现。这个同学的惊叫，本来被称作鬼魂之地的光明寺又添上了迷信的色彩，紧接着有几个同学也病倒了，引起了光明寺的闹鬼风波。
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鬼神传说：修建光明寺时，其高台下活埋了不少人，他们出来喊冤了；民国八年在光明寺聚众抗暴时被杀的人又揭杆起义了；惨死在光明寺的国民党士兵报仇了；韩十七贼心不死，躲在了光明寺。还有什么淹死鬼飞走水面，吊死鬼拖着丈二长的舌头，没头鬼提着脑袋，产死鬼抱着娃娃，想思鬼光着屁股。种种谣言传的活龙活现。一些家长不敢送孩子上学了，一些有病的同学家长请了巫婆神汉驱神捉鬼，一时迷信活动猖獗起来。
我在刑场也受了惊吓，几天来萎靡不振，韩十七的影子在我脑子忽隐忽现，在沉迷不醒中进入了梦乡：范爷那间泥草房里挂着一个小黑板，点着一个小油灯，我把“人手足刀尺”五个字写在小黑板上让没有上学的小伙伴们认读。突然范爷拿着一把刀，那刀上还淋着血，闯进来一反常态地乱砍我们，砍断了我的一个手指头，我握着被砍的手，惨叫着拼命地往外跑。我被奶奶唤醒后，原来是一个恶梦。
我的奶奶是一个迷信思想严重的人，说我做恶梦是身上不干净了，丢魂了。虽然没有请巫婆神汉降妖捉怪，还是用了一个出惊惊的办法给我逐邪招魂。她把一碗面粉用红布裹好，倒提着在我身上饶来饶去，口里不断地念着我的名字：“回来吧！回来吧！”饶了一阵，把红布打开，把碗正过来一看，那碗面粉少了月牙似的一小半，奶奶高兴地说我的灵魂回来了。闹鬼风波吓的不少同学不敢去学校上课，我也是其中之一，袁老师到各家走访，苦口婆心地开导和劝说，使学校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其实，袁老师根本没有要求让一二年级的同学参加批斗会，而是文教助理员自作主张。照他后来的解释，是让我们从小接受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却事与愿违。我幼年时在范爷的熏陶下，在死人面前是胆大的人，也未经受住这种“考验”病了一场。
在我成年以后还遭受过一次死人的刺激。那是一九六四年，在甘南参加四清运动后期，我患了急性阑尾炎，工作队连夜把我送到校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痊愈后，系领导决定我不再去甘南，仍留在医院，一面恢复身体，一面帮医护人员做一些勤杂服务工作。
那时组装矿石收音机比较盛行，校医院的一个中医自己组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一天晚上他想接电试听，把电源接在了一根户外的裸线上，瞬间就被电击倒了。院领导对这次事故非常重视，很快请来了兰医二院的胸腔科专家进行抢救。急救手术台就设在离触电不远的地方，我帮着围屏风、抬氧气瓶。我在手术台旁看着那个专家打开了胸腔，手捏住心脏，使劲按摩，没有见到效果，又直接在心脏上打了一针强心剂，心脏微微颤动一下，专家看了一下手术台旁边的血压表，说不行了，紧接着宣布了触电者的死亡。他这一宣布，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剧烈地痛疼了起来，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是在恐慌，畏惧的痛苦中度过的。
在人的一生中，未成年人，老年人、病人或久病后的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是比较脆弱的，年幼的儿童就更脆弱了。联系到这两次猛烈的刺激，那场闹鬼风波很好解释；其实都是文教助理员惹的祸，他一个“接受考验”把我们推向了招祸的现场，使幼小的心灵遭受了猛烈的刺激，产生了恐慌、畏惧的心理，精神和肌体发生了病变。在那个迷信思想严重的年代，人们把这些迷惑不解的现像与鬼神联系起来，以讹传讹，闹的沸沸扬扬。
鬼神是否客观存在，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排除。但是把迷信鬼神的人都说成是愚昧落后，事情不是那么尽然。人有三大需求；物资生活的需求，生理方面的需求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这都是人的本能。人如果没有精神需求，其生活的本质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迷信鬼神是人类最早最低级的精神现像，宗教的创立使人类的精神生活偶像化，对一些不信教的人来说，迷信习惯也是一种精神生活偶像化的表现形式。尽管这种形式是主观臆造的，但它还是添补着人们的精神空间，有着安慰人心的作用。光明寺里的闹鬼风波政府没有干预，而且给那些巫婆神汉划了一个“迷信职业者”的阶级成份，这个成份相当于贫民，现在看来是适当的。
在土改运动深入开展的同时，工作队又进行了戒烟运动的宣传，方梅和文教助理员编了一个名叫《王三保戒烟》的小眉户剧。剧情是一个搞的将要妻离子散的大烟鬼，在政府的帮助下，经过开荒种地的劳动改造戒了毒的故事。剧中有三个人物出场，一个是乡长，一个是吸毒者王三保，一个是王三保的儿子羊娃。乡长和吸毒者的角色有方梅和文教助理员扮演，羊娃的角色由我担任。至今我还记得剧中的两段唱词。
王三保唱：
王三保来我好生气，
乡长常常把我批。
背地里我把乡长怨，
为什么不让我抽大烟。
羊娃唱：
我爹抽烟要卖娘，
叫我给人去放羊。
从早到晚山里转，遇上狼来就想娘。
在找我扮演羊娃角色的那天，方梅、袁老师和文教助理员都来到我家。方梅对婶婶说：“你娃活泼，能演好这个角色。”袁老师说：“这个学生记性好，背台词没问题。”文教助理员面对婶婶说：“就让他拌羊娃吧！娃娃们从小接受锻炼才有出息，要叫他们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是阶级斗争。打倒地主恶霸是阶级斗争，戒烟运动是阶级斗争，闹鬼风波和迷信活动都是阶级斗争，我们演的这个戏表现的是阶级斗争，你是土改积极分子，要站稳立场，和这些看的见看不见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当时我年小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就连婶婶也对这一连串的“斗争”糊涂。说：“你们看他行，也就让他去斗争吧！”
《王三保戒烟》排成后在光明寺里演出，那是一个欢送土改工作队的盛大晚会。操场上点着一堆篝火，光明寺里人山人海。随着篝火点起，秋歌队先开了进来，男青年头上裹着羊肚子毛巾，女青年腰里系着红色或绿色的绫带，变换着步伐，相对穿梭，扭来扭去，显示着自由和快乐，腰鼓队紧跟其后，更使晚会气氛热烈。
秧歌队和腰鼓的表扬结束后，各村的拉拉队开始拉歌，使晚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各村之间形成相互对垒的拉应双方，拉方先唱一支歌，然后用激励和挑逗的言词，想办法让对方唱歌。拉方刚唱完，应方领队高呼“唱的好不好！”应声而起“好”“再来一个要不要！”又是应声而起“要！”拉方群众情绪激昂：“该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大方，不会唱，学着唱，唱的不好也鼓掌！
”总之千方百计叫对方唱歌。拉应双方你挑我逗，歌声此起彼伏，晚会十分热闹。
有一个村的拉拉队歌声刚落，文教助理员向方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