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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看中国现代的科场舞弊案。参与上海交大和海南大学招生黑幕的要员受到法律制裁了么？没有。不仅法律的铡刀没有落到他们的脖子上，连党纪和政纪的鞭子都没有抽到他们的身上。人类历史前进了二、三百年，中国的文明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3 逆向淘汰，劣胜优败
应该说，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由於留学欧美和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那时的学术界颇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气象。尽管也曾有过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和方鸿渐之流，但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些学术大师多数诞生于那个时期，这却是无法否认的。1949年之后，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几个学术大师，但学术界人士大多都还能够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洁身自爱。可是，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们突然间从谦谦君子一下子变成了小偷强盗了呢？笔者曾这么分析：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Submit，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而这四个“S”与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对应：“投降”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屈服”发生在反右运动；在反右与文革之间，是苟活阶段；而经过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绝种了。但实际上，在经过第四个“S”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渣滓中借尸还魂，进入了第五个“S”：Shameless （死不要脸）。＇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其实，在第四和第五个S之间，还隔着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八十年代。为什么学术腐败现象“隔代”在九十年代大爆发，并且能够一直延续到21世纪？由於学术界的主体是人，所以必须从人员的组成和结构这个线索来进行分析。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中国没有出现学术大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环境下，真正的学者不敢搞学术研究；第二，在反右运动中，大批有思想、有才华的学者被赶出了学术界。也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中国学术界自五十年代起就由平庸之辈控制的局面。八十年代虽然被称为“科学的春天”，但也同时是中国学术界最为贫穷的时期，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操杀猪刀的”种种现象就出现在那段时间。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两次人员大流失：一次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批学子到国外留学，一次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年青学者下海和从政。客观地讲，当时能够留学国外的青年都是学术界中的佼佼者，远非近年来从新东方语言学校大门走出来的新留学生可比。而那些下海和从政的学术界人士，在智力上也要比留在学术界的同行高出一截。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两轮筛选实际上等於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全面的逆向选择，至少在智力上说是如此。慢慢地，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手中。他们掌权之际，也恰逢“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金钱象潮水般涌入学术界，对於搞不了学术的这些人来说，搞腐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尽管从九十年代末起，当年出国留学的人士开始大批回国，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无法进入中国的学术界：茅坑已经被不会拉屎的人占住了。而在少数能够进入学术界的留学人士中，却夹杂着一些骗子和恶棍，如陈晓宁和朱大海。（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学术界目前正在进行着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三次逆向选择。
从思想根源来分析，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人士，绝大多数是在文革期间受到的中小学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到什么正规的教育。这从陈竺等人给中国政府关于“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的公开信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院士连高中毕业生的语文水平都不具备。（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如果从“教育是对人的异化”这个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没经过正规教育的人，具有敢想、敢说、敢干，想象力强，不受道德约束等特点。如果在公正、完善的制度下，他们的才智和胆识很可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令他们对人类的科学和文化做出一番贡献。可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当时却是处於一种真空、无序、甚至紊乱的状态，学术界的当权派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他们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力和无边胆量，造就了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大腐败。
4 劳工神圣？
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中，有些人从事学术活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明朝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九》）。也就是说，对於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也好，还是当官也好，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百姓造福。这，应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这个优良传统在今天也失传了。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现行政策有关，但一些经济学学者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却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比如，以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为代表的一群人，无视中国有数亿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众这个现实，恬不知耻地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衡量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不是有多少中国人民能够过上衣食无虞、风雨无虑、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看北大的教授有没有自己的别墅汽车。对这些人来说，那些一家人靠五元人民币过年的农民（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那些靠救济金维持生计的下岗职工，好象都算不上是中国的公民。岂止不算是公民，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他们连人都算不上，因为按照厉以宁的说法，“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那些穷得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怎么会是“巨大的财富”呢？是谁的财富？在“经济学家”网站上，有这么一条横幅：“凯恩斯说，政客大抵都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因此，治国、平天下这些小事就让政治家们干去吧，你的任务仅仅是在‘经济学家’网站当好奴隶主。”（见jjxj）。明白了吗？连政客都是他们的奴隶，那么那些农民和下岗工人更不在话下了。奴隶是奴隶主们的财富。奴隶越多，奴隶主越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不再是劳动人民了，而是这些混帐经济学家！
就是这帮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提出了“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么个口号。实际上，世界上除了伦理学，哪门科学是讲良心、讲道德的呢？讲良心、讲道德的应该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那么，这帮家伙提出这么个口号，岂不是在说毫无意义的屁话吗？他们的目的何在呢？说穿了，他们是在用“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个幌子为自己不讲道德和不讲良心做铺衬，然后好去明目张胆地干“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坏事。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这伙人干的最大坏事就是鼓吹“教育产业化”，结果把一个在人类近代历史上通行的公益事业在中国转变成了一个吃人的产业。他们干的其它坏事还包括：鼓吹扩大两极分化，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厉以宁语）；他们还要瓜分国有资产，搞“新公有制”（厉以宁：“新公有制”是大势所趋）。据一位某省党报的主编在酒后透露，在中国，最赚钱的买卖有两个：一是倒卖国有资产，一是办报纸──比它们还赚钱的买卖也有，但肯定都是非法的。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些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意干“治国、平天下这些小事”，他们要干修身（养肥自己）、齐家（发家致富）这些大事。这些人的精明之处就在於：先把干坏事合法化，然后再干。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奸贼也没有他们精明。
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教授学者除了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还有一些“主流”法律学家。2003年8月15日，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死刑案被辽宁省最高法院改判为死缓。据报道，改判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由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等十四位“一流法学家”起草的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 遭到网友“责难”）。最后，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破天荒地主动介入此案，再次把刘涌定为死罪。问题是，这些法律专家的观点为什么与公众的观点相差这么遥远？据说，陈兴良教授认为辽宁最高法院改判刘涌死刑为死缓是为了保障人权，因为“根据有关证据，在刘涌案件中有刑讯逼供的可能。”（引文同上）。这真是天大的笑话。陈教授难道是从月球上来的吗？刑讯逼供是今天才有的吗？是只限於刘涌一案妈？孙志刚被警察无辜地活活打死，陈教授怎么没有写什么意见书呢？你们的的屁股怎么总是坐在有钱人的炕头上呢？有人指出，陈兴良等人受犯人之托拟定那个“意见书”，是“打着程序公正的旗号，破坏程序正义。”（佚名：刘涌案，中国法学界的耻辱还是光荣？）。真是一语中的。
为了替自己的行径找借口，陈兴良还写了一份近万字的辩护书，再次高谈什么人权之类的论调，同时还说中国的法官水平比中国的法学教授低下，民愤不能够代替法律，等等。（陈兴良：关于“刘涌案”之刑事司法论坛）。这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腔调几乎完全一样：主流经济学家要当政客的奴隶主，主流法学家要当法官的太上皇。你们干脆把这个国家直接接管过去算了，还这么羞羞答答地干什么？其实，这些“主流学者”既不是什么奴隶主，也不是什么太上皇。他们是典型的走狗和奴才，他们是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俳优“术”士的直系后代。他们的主人名叫“权贵”。
早在80多年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曾喊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不要羡慕那领干饷的顾问谘议！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平安的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