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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学部委员候选人推荐书》中，罗列了蒋民华的五项科研成果，但这五项成果全部是他人的工作。（于锡玲：学术巨骗——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于锡玲的指控经《外滩画报》记者调查，几乎都有旁证支持，而这个被称为巨骗的院士除了矢口否认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过硬的东西来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据蒋院士自己说，“一年来，我没有（就此）说过一个字，我不予置理。”（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被人指着鼻子骂娘，却能够一声不响，如果他不是有超凡脱俗的涵养，那就是在承认自己该骂。
所以说，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国外，存在着零星的小偷；在国内，流行着大量的强盗。纵观中外历史，小偷们是永远也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前面说过，抄袭剽窃只是中国学术界的皮毛之疾，癣疥之患，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小偷一旦发展成汪洋大盗，并且势力强大到足以与“官军”（正义）对垒的程度，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化。耗子成精了！小偷造反了！皮毛上的癣疥发展成了侵入膏肓的病魔。
五 从掩盖腐败到参与腐败：学术权力腐败面面观
为什么在中国的学术界小偷能够猖獗，强盗能够盛行？其原因和中国历史上历次大腐败爆发一样，不外是权奸当道。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权力几乎变成了私有财产，掌权者利用权力攫取私利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这就是学术权力腐败。学术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界内的行政权力，一是所谓“学术权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前面提到，学术权力腐败是集团行为，它的实质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瓜分、掠夺学术资源。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中国的学术界，权力等於权利，有力才能有利。这个利，既可以是当权者的个人之利，也可以是这个权力寡头的整体之利，还可以是学术界团伙之利。
学术权力腐败有哪些表现形式呢？至少有以下两种：
1 学术行为腐败的保护伞
2003年1月8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一篇揭发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院士涉嫌剽窃的文章。揭发文章问世之后不到24小时，东南大学就匆忙地完成了“细致的调查”，并且公布了“真相”。（东南大学：关于“东南大学校长剽窃外国同行成果”的真相的说明）。“真相”是什么呢？剽窃“完全是李仕锋的个人行为”。同是在这短短的24小时之内，顾冠群的学生李仕锋写出了公开检讨，而且还专门向顾冠群教授致歉。顾冠群校长则指示学校“要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学术道德教育，严厉查处学风不正的行为。”东南大学则召开了“中层干部紧急会议”，下发《关于重申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院系狠抓落实，确保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引文同上）
好一个紧锣密鼓。好一个雷厉风行。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人们也许会以为东南大学真的是一块“净土”，李仕锋剽窃案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引发的“巨大反响”真如南京大学蒋校长所说，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学在东大”嘛！可紧接着，涉及顾冠群剽窃的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文章被先后揭露了出来。此时的东南大学是什么反应？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报道：1月22日，东南大学副校长左惟对记者宣称，顾冠群对这四篇有问题的文章全都不知情。记者问左惟：“你们如何断定顾冠群院士不知情？”左惟答道：“李仕峰承认的，之后又写了第二份检查。”由於发表文章需要交纳“版面费”，而这个费用需要导师签名才能够报销，所以记者要求查看报销单据，以确证顾冠群不知情，但这个要求被学校拒绝了。记者要求会见李仕锋，学校则答曰已经把他“送回老家了”，连他的电话和地址都不告诉记者。记者与东南大学其它博士生交谈，发现他们都很紧张，因为他们都被“关照”过，“正在关头上，不能出差错”。（翟明磊、李虎军：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2月份，《南京现代快报》记者继续就这一事件采访被顾校长称为对整个事件“都知道”的左惟副校长。可他却既不知道当初究竟是谁在事发后24小时之内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又宣称对此事“不需要调查”。（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很明显，为了应付这个剽窃事件，东南大学的整个官僚机器都动员了起来，其使命只有一个：保护顾冠群。如果顾冠群不是校长，不是院士，东南大学会这么做吗？
东南大学并不是孤立的。其它如中国科学院包庇弄虚作假的洪国藩院士、山东大学包庇巧取豪夺他人成果的蒋民华院士、浙江大学包庇自我剽窃的褚健教授，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洪国藩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案被我称为学术界的远华案，因为它涉及的金额巨大，牵连的人物通天，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坏。其它包庇学术腐败的行为一般是由下面的人或者“单位”出力，来包庇头面人物的腐败，而这个案子却颇为奇怪：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不惜当众说谎来为“小小的”洪国藩保驾。＇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二）：欺世盗名的院士＇。这个黑幕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交易？可以想象，当这块黑幕被扯下之后，露出的东西定将震动整个学术界。
山东大学教授蒋民华强盗他人科技成果案虽然发生在九十年代以前，但对这个大案的包庇却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就在于锡玲教授把她的揭发材料在互联网上公开之后不久，山东大学党委做出了《关于向蒋民华院士学习的决定》，算是“对这件事的正面回复，目的是为了堵住一些人的谣言，也是学校的最终回复”。（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于锡玲教授的检举材料如此翔实，并且有前届学校当局组织的调查结果为佐证，可目前的山东大学领导似乎根本就不屑于搞清楚事实真相，他们出於本能地保护既得利益者，这既是蒋民华，也是他们自己。於是山东大学就通过这个一纸“决定”侧面地答复了揭发人：让你告，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不信胳膊还能拧过大腿！
也许有人会说，褚健既不是院士，也不是校长，浙大为什么要包庇他？这其中也许有隐蔽的原因，但表面的原因也不少。褚健教授虽然年轻（今年四十岁刚出头），但他在浙大有这么一大堆头衔：***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除此之外，他还是浙大中控公司总裁、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去年，他开完全国人大，返回杭州，不是住在家里，而是下榻杭州著名的四星级酒店之江饭店，他在浙大中控公司的手下要“手捧鲜花抵达之江饭店，代表浙大中控全体员工迎接褚键总裁凯旋归来”。（田颖颖：全国人大代表褚健总裁回杭谈感受）。这么潇洒的教授，在当权者的眼中，比一般的院士还要重要，出了点儿腐败，能不保吗？＇亦明：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二）＇。
所以说，有权力集团给他们罩着，这些大腕儿们腐败起来当然是有恃无恐。有大腕儿们做榜样，中国的学术行为腐败自然会一浪高过一浪。
2 学术界：权力角逐场
中国的学者自古以来就有“清高”的传统：即使是对名利看得很重，但至少在表面上也要显得对它们的淡漠。可如今的中国学术界，“清高”早就无影无踪、荡然无存了，对名利的追逐完全可以用“赤裸裸”来形容。而他们追逐名利的捷径就是疯狂地攫取权力。
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权力的崇拜和向往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学者当上教授、博导并不算功成名就，因为他们只能管管自己的学生，权力不够大。只有在当上了处长、院长、校长，事业才算步入了辉煌。有一名“211”学校的博导，手里拿着出国进修的机会迟迟不敢动身。问之，则答曰：怕发生“政变”。问者不解，经他人指点，原来这个博导是某个学院的第四副院长，怕在出国期间，失去这个得来不易的位置。笔者曾亲眼看见一位副校长（当然也是一位博导）是如何“晋见”该校党委书记的：直挺着腰板，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沿儿上，另半个屁股是悬空的。那姿势，活现出一位太监被皇帝赐坐，想坐不敢坐但又不得不坐的奴才心态。一个学者，活得却是如此猥琐，他能搞出什么样的学问呢？“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没有了人格尊严的人，连匹夫都算不上，还能算是学者吗？
当然，攫取权力是手段，获得名利才是目的。在中国的学术界，名利的分配原则完全按照生物界的丛林规律：弱肉强食。只不过这个强弱不是学术能力的强弱和学术成就的高低，而是权力的大小。所谓“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就是科研资金分配现状的真实写照。“小钱大评”和“中钱小评”为的是掩人耳目，以利于那些当权派大搞“大钱不评”。为了几万、十几万元的科研经费，多数学者要焚膏继晷地写申请，并且要托门子，找关系。而那些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技资源，只需要学术界的大腕儿们闭门商量商量就能够瓜分完毕。这就是所谓的自己立项、自己招标、自己评标、自己中标、自己决算、自己验收。（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在工商界，这是犯罪；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却是常规。
其实，不仅是科研资金由权力来分配，在中国的学术界，各类名目繁多的评奖、晋级、涨工资、分奖金，无不由权力来决定。前面提到的那个“学术巨骗”蒋民华，那个“用权力写作”的潘国和，都是把学术权力运用到了极至的典范。看看中国学术界的评奖内幕：“笔者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创新之作，还有许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在中国的学术界，立法、司法、行政可以说是三权合一了。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
对权力的崇拜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个特色：学霸、学阀横行。学霸、学阀主要是两类人：一类就是中国的院士，他们虽然自己很少干学术工作，但他们有着“副部长”的级别，是国家认定的学术权威，因此他们可以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一副暴发户的嘴脸。据揭露，武汉一所大学曾邀请一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