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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二号金融人物（6）
李德林
作者：李德林
长沙市商业银行，德隆曾经曲曲折折地往里钻，拿唐万里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的话说，“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
其实也不是偷偷摸摸，在2002年德隆不是就从北京德恒投资有限公司买了恒信证券53％的股权吗？
“老三股”崩盘了，恒信证券的席位上出现了大量的抛盘，恒信证券的人慌了：“怎么会这样呢？”
恒信证券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没有关系吗？唐万里不是曾经说过恒信证券与德隆没有关系吗？
事情都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李强毫不避讳：“德隆进去的时候，就有不少股东反对，每次董事会，德隆提出的方案，别的董事都投反对票。”
李强没有说谎。德隆崩盘的时候，恒信证券的人站出来说：“他们曾经要求我们拿出部分钱来接盘，我们当场就拒绝了。”
看来，德隆在恒信证券是没有什么招，整合证券公司可不是番茄酱，不是汽车零配件。
“我们已经将恒信证券的股权转让出去了，现在正在办理手续。”李强说话的时候满脸的无奈，说实话，真不知道李强的心里在想什么。
让德隆觉得没有面子的事情还有不少。
进入伊斯兰信托还没有获得批准，德隆就给伊斯兰信托带来了一大堆麻烦。本来想把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投”）改组为南京大江信托公司，以实现控股权，可惜银监会的一声断喝，德隆只有望江兴叹。而北方证券、西北证券都已经成为德隆的伤心往事。
我突然想起了李强给我的金融资料。
遗憾的是，只有新世纪租赁和南昌市商业银行的资料。李强说他主要分管银行与金融租赁，回答这方面的疑问没有问题。
新世纪租赁是唐万里对外一直宣扬的金融租赁旗舰。2003年6月30日的财务数据显示，公司营业收入4323万元，净利润581万元，其中租金收入占58％，手续费收入占33％。公司的长期借款23。8亿元，应付款1亿元，公司负债1999年3。4亿多元、2000年8。8亿多元、2001年11。6亿多元、2002年12。48亿多元、2003年6月1。5亿多元、2003年底39。3亿多元，公司所有负债及所有权益45亿多元，其中68％的负债权益来源于长短期的银行借款。
当我将金融租赁的每一笔财务数据告诉李强的时候，李强很惊讶：“我只管大的方向，具体的每一笔业务我不管，金融租赁公司是靠经济杠杆来扩大生产业务的，所以银行贷款也很正常。”
李强拒绝透露贷款不断增大，而主营业务收入才4323万元的原因。主营业务收入中租金占到58％，到底增加的银行贷款给新世纪租赁带来了什么杠杆效应呢？
德隆的金融到底怎么样？
更夸张的还在后面。
2003年春节前夕，唐万里亲赴南昌签署入股南昌市商业银行的协议，以4000万元成为持股12。12％的第3大股东。此次收购被唐本人称为“受当地政府邀请”、为解决城市商业银行痼疾——如不良资产问题，出谋划策。南昌市商业银行成为唯一以德隆国际名义参股的城市商业银行。据唐万里本人介绍，德隆在江西已介入数个产业，颇受当地政府支持。
2003年6月30日南昌市商业银行的年报显示，不良资产28。6亿元，净资产3。46亿元，不良资产是净资产的800％，根据德隆设计的内部年报原话：在充分考虑了担保、抵押等信用措施后，仍然不可能收回全部本金和利息的不良债权占54。76％。而整个银行的不良贷款占54。76％，不良拆借占4。75％，不良投资占0。02％。
“南昌市商业银行原来就很差的，不是我们进去后才这样的。”李强觉得将南昌市商业银行的所有责任推到德隆身上有点偏激。
但是在昆明市商业银行，唐万里的说法是在观察：“说白了，那就是地方政府原来的小金库，窟窿很大，德隆还是比较怕的。”
李强还想进一步解释德隆的银行、金融租赁时，我的电话突然响了。
李学勤京城讨债（1）
李德林
作者：李德林
“德林，你今天能回来吗？”于颖再次确定我能不能在22日回到北京。
“能回来，今儿晚上大概10点钟就可以回到北京。”我在早上采访前就订好了机票，但是我不知道于颖为什么这么急招我回北京。
“回北京另有安排，明天上午10点钟唐万里要见我们。”于颖曾经跟刘晓雨开玩笑：“
什么时候德隆确实不行了，我希望唐万里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
难道德隆真的回天乏术？
李强叫沈巍过来：“你把他们带到食堂吃饭，有些问题边吃饭边聊。”
沈巍的话实在太多：“你们能不能帮我澄清一下《中国证券报》那句话？”
老郝看了看我，故意问了句：“德林，你们杂志，能不能给沈总澄清一下？”
“呵呵，澄清的话，我们就得罪了《中国证券报》，别人以为我们故意搞他们，我觉得还是让沈总在电视上说两句，那样双方都比较体面。”我决定将“球”回传给老郝。
沈巍在一旁不停地点头：“那是那是，电视上观众多，郝记者，你就帮我一次，到北京我请客。”
“看我干吗？沈总还在等你回话呢？”看着老郝简直没有表情的脸，我突然想笑。
“我这样给你说，我不可能在整个节目中，突然冒出一句你的话吧？”老郝将问题再次抛给了沈巍。
沈巍觉得很没有面子，关掉了笔记本电脑，将采访机的录音带取出来交给黄江：“你把这个拿去叫他们整理出来，要原封不动地整理。”
在整个饭桌上，李强依然是没完没了地诉说民营企业的环境如何如何苦。沈巍也不断地求老郝给个镜头，而老郝却置若罔闻：“黄江，今天还是没有新疆拉皮儿？”
黄江埋头吃饭，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
回到东海宾馆，老郝躺在床上：“我期望回到北京唐万里不再嚣张，他以前说没有人找他要账，现在不但有人要，而且是这样不清不楚的钱，给他报出来，看他咋收场。”
“你娃没有吃到新疆拉皮儿不要心态不好哟。”我想逗逗有点可爱的老郝。
“德隆迟早要完蛋的，刚开始崩盘的时候，京城那个所谓的‘著名财经评论家’还在报纸上大肆吹嘘德隆能度过难关，你看现在怎么样？这就是企业的‘御用文人’，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现在德隆崩盘了，看他还吹什么？”老郝突然想到了我们21日晚上聊天时提到的那个人。
“不跟你瞎吹了，我回去洗个澡，上海这个鬼天气，搞得满身油汗。”我关上了老郝的房门。
大约晚上6点，我们往机场赶。无论是高架路还是隧道，堵车堵得要死，都说北京堵得厉害，上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嘟嘟”，手机来短信息了，是朱军的：“你回来后给于颖电话，有些细节，尤其是明天采访的提问，今天晚上统一一下。”
我给于颖发了一个短信，约定23日早上7点半到单位商量采访唐万里的提纲。
这是我跟于颖第二次专访唐万里。
说实话，我还不知道这次专访唐万里有什么意义。
到家的时候已经10点多钟，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正在梦的边缘，电话突然响了：“你们明天几点钟采访唐万里？我约的上午11点钟。”老郝还在单位，听声音很兴奋，我看了看表，晚上12点45分。
23日，星期五。早上7点钟一出门，就看见一群孩子在父母的带领下跑操，小家伙们个个精神十足。我决定步行到办公室，好久都没有走路到办公室了，反正家离单位只有10分钟的路程，走路能锻炼身体，免得像德隆那样，经不住风雨考验，如果早注意“锻炼”，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7点半钟，刚到办公室，朱军就来了：“今天情况可能会有变化，德隆的生死要开始以小时计算了。”
“不会吧，到底北京方面出什么事情了？”我觉得很奇怪，短短几天，唐万里怎么会就要崩溃了呢？昨天不是还在接受媒体采访吗？难道我们还有更生猛的证据，唐万里接受不了？
“德隆的好戏才刚刚开始，一会儿于老师自然会告诉你。”朱军的话我还是没有弄明白，德隆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准备好了录音采访带子。于颖推开了办公室的门：“昨晚上我一直在考虑问题，睡不着，今天早上又堵车，来迟了。”于颖一向幽默乐观。
“于老师，听说有猛料？”我想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唐万里。
于颖开始了回忆：
4月22日早上7点，北京城的居民还在睡梦中。“嘟嘟嘟嘟……”于颖的手机响个不停。
“喂，你好。”从梦中惊醒的于颖条件反射般接听了对方的电话。
“你是于颖吗？”对方是一个听上去有一定年纪的男人，声音很低沉。
“我是，你是哪位？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周刊帮忙吗？”作为周刊的副主编，于颖第一个想到这是不是股民的电话。
“我是德隆的债权人，我想见见你们周刊的领导。”对方的声音开始变得悲伤起来。
“什么时候？”于颖意识到老男人有难言之隐。除非万不得已，德隆的债权人是不会跳出来找媒体的。
李学勤京城讨债（2）
李德林
作者：李德林
于颖在脑子里拼命地搜索：“到底是谁？怎么突然就找到我？”
“我现在就在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老男人说：“我希望现在就能见到你们。”说完他就哭了起来。
匆匆洗漱，于颖就往泛利大厦赶。在车上，她给主编方泉打了个电话：“我今天早上接
到一个电话，是德隆的债权人，电话里也没有说清楚，那个人就哭起来了，估计问题有点大，我现在正往单位赶，他已经到单位的楼下了，你如果有时间就到单位来一下。”
这个债权人到底是谁？于颖挂断电话后还是想不起来。
于颖赶到单位的时候，方泉也赶到了办公室。一个身高将近1。8米的男子，手提一个大皮包，看上去很憔悴，两眼红肿，要么缺觉，要么就是哭过。
于颖努力地回忆：他到底是谁呢？
“我们曾经见过，在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客车”）的董事会上。”老男人先自我介绍：“我是亚星客车原董事长李学勤，格林柯尔收购亚星客车股权后，我就担任亚星客车集团董事长，兼任亚星客车副董事长。”（1995年11月16日“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其前身江苏省扬州客车制造总厂是国家生产公路客车的大型骨干企业。以下简称“亚星客车集团”——编者注）
于颖恍然大悟，她在亚星客车的董事会上见过李学勤一面，但是当时连名片都没有交换过，根本不知道李学勤的职务和名字。在参加亚星客车董事会的时候，于颖就听说亚星客车有笔资金出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公司的还是集团的，一路访问，就是没有人愿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