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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越来越难相处了，”尤素福说，“你是怎么啦，亲爱的作家？”
“我不是作家，我是个心甘情愿的走卒，有一颗阿 奉承的灵魂！”
特劳布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一张摆着几杯家酿白酒的小桌跟前。尤素福也跟着他站了起来。他站在特劳布身旁，对他说：
“随军记者先生，我需要为朋友搞一份护照。”
“傻瓜，”特劳布喝了点酒说，“即使我咒骂我的国家及其首领们，这并不表明我准备出卖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民。”
“每个民族都只配有它自己这样的政府。”
“蠢话。这么说，你们也只配有这样的处境。我对你确实不错，不过我也无力使你免遭绞刑：戈培尔现在不喜欢我。别找麻烦了。要想法活下来，这是你对自己祖国应尽的天职。为了报效祖国，就得善于活下来。只有活下来的人才会取得胜利。当人们停止互相射击之后，牺牲的英雄将被人忘却，活下来的懦夫倒可能成为活的英雄。”
“你说得很动听，特劳布，”尤素福沉思地说，“只不过我们为反对你们的政府而斗争，而你们的人民却支持你们那个邪恶的政府。”
“我在自己的散文中总是删去修饰语。‘邪恶的’是个修饰语。二十世纪把而人压垮了。现在决定一切的是一个伟大的未知数，它的名字就叫——时间。”
“尤素福！”特龙堡琴斯基从厨房喊道。“尤素福，劈柴用完了。”
“对不起，我就来，”尤素福说着就走出了客厅。
在厨房里，扎伊奥斯基正站在门口。对于老特龙普琴斯系来说，扎伊奥斯基不过是个钟表匠和酿酒商。对于小特龙普琴斯基来说，他则是谢多伊同志。他的真名叫兹比格涅夫·谢奇科夫斯基，是波兰共产党克拉科夫地下委员会情报组组长。
尤素福和谢多伊来到院子里。这是寒冷的夜晚。刮来阵阵寒风，与其说是六月的风，不如说是十一月的风。天上的星星又亮又低，就象秋天一样。
“尤素福，”谢多伊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到安德列的？”
“安德列？是前天。怎么啦？”
“别急。你是在哪儿看到他的？”
“在城里。”
“这我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在阿洛兹先生的商店旁边。”
“几点？”
“三点。”
“他当时喝醉了吗？”
“看你说的……没醉……”
“你交给他多少钱？”
“我答应过的一千金币。”
“后来他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我当时只注意我身后是不是有人盯梢，没注意他。出什么事了？”
“别急。他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是不是穿一身没戴领章的德国军服？”
“不是。他穿的是灰色西服。”
“灰衬衣，红领带？”
“好象是……对，是这样？”
“原来如此……”
“出什么事了？”
“五点钟的时候有人看见他走进军事情报处。九点钟的时候他又从那儿出来了。”
“不可能……他是红军派来的……他是俄国情报员。”
“半夜一点前他在德国军官俱乐部与军事情报处的贝格上校一起喝过酒。”
“我怎么办——是不是该进入树林了？”
“你曾两次把钱转交给他吗？”
“是的。”
“你没告诉他，你是什么人吧？”
“没有。我说是从你这儿来的。”
“对你们家来说，我与其说是个钟表匠，不如说是个酿酒商。你没跟他谈过任何事情吧？”
“从来没有。”
“我恐怕得改换住的地方了……你是局外人，他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你把酒钱交给我的人——这很有说服力。唉，事情有点不妙……”
“你与红军联系过吗？”
“林中电台的能源用完了。你进去吧，输点钱给德国人。明天上午我来找你，也许事情会弄清楚。一定要记住：你是把酒钱交给了我的人。为了转移视线，我再留给你一封信，上面写着请你把余下的债款交给安德列先生。”
“好吧。”
谢多伊同尤素福握了握手，就朝路旁走去。他每次告别时，总是紧紧地握住尤素福的手，并把他的手往自己身边拉，就象一个斗士在开始搏斗前那样。
尤素福站在台阶上，一直等到摩托车在下面的路上传来嗒嗒的声音：这表明谢多伊走了。尤素福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在发抖。
可是无论尤素福，还是谢多伊都不知道三个月前派到这儿来的‘红军侦察员’安德列的代号叫‘苍蝇’，旋风侦察组准备与之接头的也正是他。
第三章 一九四四年历险记
“我从亚琛附近的集中营逃跑过上百次，”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把后脑勺贴在营房的木板墙上，慢吞吞地说。科利亚闭着眼听他讲话，心里总摆脱不掉憎恶的感情。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他不相信斯捷潘。他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们在这里，在波兰的相遇太突然，太蹊跷了，他必须提防任何偶然的巧合。“我一次次地跑到料车跟前，”斯捷潘继续慢吞吞地说道，“直挺挺地俯在煤上，爬到铁轨跟前，等待探照灯发出该死的白光，然后攀到料车上，开始用煤把自己的身子埋起来。我逃跑了上百次──在自己的想象中。而这一次我却要真的逃跑了。我在怀里藏了一块胶合板，准备用它往自己身上铲煤。是成功？还是被击毙？”
“站队！”卫兵喊道。“快！”
在矿井下一直干了十个小时的活儿之后，要迅速站好队是很困难的，所以卫兵们凶狠而单调地吼叫着。一般来说，德国人总是单调地吼叫着──即使在这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特殊的德国人的规矩。
“到前面去！跑步！快！”
木制足枷的轧轧声响成一片。人们喘着粗气。卫兵们有说有笑。我跑上来看了看他们。有两个卫兵。队伍跑动着，而他们在我们的右边，在一条专为他们修的小道上不慌不忙地走着。他们用不着跑──队伍很长，他们从侧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我们的左面是电网和架着机枪的炮楼。因此卫兵只须看管右面──煤和料车。再往右去，在三堆煤的后面，也是电网和架着机枪的炮楼。我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爬上装满煤的料车，然后在上面沿着铁轨行驶一百米，其间要通过铁丝网和卫兵，来到运煤车跟前，然后在距运煤车三米高的料车里，随煤一起被倒进运煤车。
此刻我已经顾不上去考虑那随着煤块一起飞行的三米高度了。此刻我一边跑一边盯着那两个德国人。他们照例会停下来，把脸凑在一起，点上一支香烟。我需要的正是这一瞬间。他们点着了火柴或是打火机──正是在这一瞬间他们看不见周围的情况。要是你先朝亮灯看一眼，再去看傍晚的树林，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树林就象一堵黑黝黝的墙。人也是这样。我曾专门点上火柴，然后再朝四下看，结果上面也看不见，眼前只是漆黑一团。我曾计算过，这种漆黑一团的景象到底能延续多长时间，结果足够跑到最近的那座煤堆，然后一动不动地紧贴着煤堆，等待队伍和卫兵过去。之后还要等探照灯的白光从这一带地方扫过去，因为队伍过去后，探照灯对这一带的搜索特别仔细。
两个卫兵站住了。我看到他们的脸凑到了一块。火柴点着了。它的光芒在风中闪动。我猛地跳到右边，向前跑了十步。在跑出第四步时，我的足枷掉落了。
“快！快！”德国卫兵吼道。
这说明他们什么也没看见，所以才喊得这么凶。他们眼前的黑圈马上就会消失，他们马上就会看见周围的一切，当然也能看到我。可我还需要再跑八步。我对这一点很清楚，因为我在这里跑过上百次，已经计算好了。我又跑了八步后，发现我还需要再跑同样的距离。
完了，全完了。我把距离算错了，但我对火柴光的计算却不会错。他们眼前的黑圈消逝了，他们肯定要回过头朝四下张望。他们一回头就会看到我。
“喂！”队伍中有人喊道。“喂，伙计们，枷锁掉了！停下来！”
“快！”德国卫兵喊道。“蠢猪！快！”
他们是专门为我们这些战俘才学会了这几个俄语单词的。“枷锁掉了！”有人喊道。
我听到人们在我身后打起了群架。这时同伴们在掩护我。但愿卫兵们别朝他们开枪！没开枪。只是吼叫。没什么，他们总是吼叫的。
我倒下来，紧紧贴在地上。喊声蓦然中断了，卫兵也安静下来。只有枷锁在砰砰作响。接着是一片沉寂，象在树林中一样。
又过了五分钟，探照灯朝我待的地段扫过来。它先扫过那条小路，然后便慢慢地朝我移动，迅速滑过煤堆，又回到小路上，象个瞎子似的，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每块地方。
我的足枷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就象在电影中似的，显得非常清晰。我不由得浑身打起颤来。“这下完了。让狗东西发现了，马上就会进行搜捕。”我暗暗想道。
探照灯的灯光在我的足枷上停的时间比应该停的时间要长。我眯起了眼睛──我似乎觉得足枷是一块煤炭。
“也许他们也是这么感觉的？因为他们离得更远。”
探照灯远去了，然后又回来了。我的足枷又一次落入探照灯的光线之中。灯光变得非常明亮，不象白色，更象蓝色，接着便渐渐消逝了。周围又黑又静。我站起来，一个箭步来到刚才探照灯的蓝光扫过的地方，抓起我的足枷，跑回到煤堆旁边。然后一个箭步来到料车跟前，翻身躺在一辆车上，开始用胶合板往身上铲煤。不到一分钟我的身子就埋在煤下了。现在要等第二班上煤，把料车驶向运煤车。
……人们常说：“唉，多讨厌的炎热！”难道我也这么说过？这不可能！我从来也没这么说过。就算说过吧，以后再也不会说了。我将永远这么说：“多么舒适，多么美好的炎热呀！”
我这么想是因为正在下雨，更象下湿雪。那是十一月。也该下雪了。可我赤脚躺在煤里。身上的衣服由于出汗已经变得象铁皮一样硬了。
不应该想到冷。但也不应该去想热。在集中营是禁止谈论和想到吃饭的。我也应该禁止自己去想热。但也应该尽量不去想冷。“尽量不去想”──似乎作用不大；“应该不去想”──这样更确切些。
和我们关在一起的有个捷克人，是个电工。他是因为女儿才被判处七年监禁的。他的女儿才八岁。女儿的年龄和捷克人的刑期是个有趣的吻合。他们的城市遭到盟军的轰炸。炸死很多人，因为只在德国人居住区才有设备良好的防空洞。没有一个德国人受伤。于是这位捷克人的小女儿提出了一个建议：
“应该攻占德国人的防空洞，用土把它们填上，这么一来就会停战了，因为德国人离了防空洞也怕得要命……”
捷克人是在排队买甜菜的时候对别人谈到自己女儿的建议的。有人告密了。他后来知道，告密的是住在相邻楼房里的一个矮个子，那家伙不声不响地到处走动，对所有的人都笑嘻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