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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亚是在原始森林中，在强健、善良的男子汉们中间长大的，学会了一下子就能识别人的本领。在那种地方也只有如此方能生存。在那里，必须当机立断：能不能跟这个人一起穿过冬天的原始森林，到十公里以外的阿尔捷莫夫矿场去看电影？人人都喜爱大森林，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它的考验，哪怕只有十公里的路程。
当长着一双安详眼睛的漂亮大尉用古怪的、意味深长的词句跟阿尼亚讲话时，她感到很开心。她明白大尉想干什么。对于大尉这种狡猾的、由远及近的围攻手法，她也觉得好笑。
她十七岁时，勘察队里一个来自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地质工作者曾偷偷地爬到她的身边。她是第一次在原始森林中遇到这种情况。当时她也觉得很好笑。当那人搂抱她的时候，她一开始还咯咯直笑，后来便厌烦了，把那人一把推开，绰起炉边的一块劈柴，说：“看我把你扎死！”
她的一些女伴爱上了小伙子后，却不让他们吻自己，她觉得很奇怪，心想：“为什么要这样呢？既然爱上了，就不能再扭捏作态了。只有对那些你不爱的人或是遇到了什么事，才会扭捏作态呢。”
有一次上级派她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取试剂。试剂没有了。阿尼亚来到理发店，让理发师把她的两条辫子盘了起来，然后去找设备供应处副处长。他给她批了试剂，可是整整两个小时不放她走，两只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她，磨磨蹭蹭，嘴里还唉声叹气的。
阿尼亚知道自己很漂亮，但态度很稳重，就象一个好士兵对待武器一般：心里有底，但不滥用，一旦需要，立即动用。
她在列宁格勒爱上了她所在营的教导员。她等着他叫自己去他的掩蔽所。她会毫不犹豫地应声而去。可教导员迟迟不叫她，只是在见面时拍拍她的脸蛋，送给她一块面包皮。阿尼亚想自己去找他，对他说她爱他，想跟他待在一起，可是没来得及：教导员饿死了——在从电车站到前线去的路上冻僵了。
篝火一下子就点着了。它把那咝咝响的白光射向天空，接着便怒吼起来，红色的火焰噼啪作响，过后便安静下来，扑闪着黄色的火苗，把暖气送到阿尼亚身上。她按照林区人的方式取暖：先把左侧转向篝火，接着是背，然后是右侧，最后把眼睛眯缝起来（为了保护眼睛），把脸转向篝火。
“也许，多神教徒对火的崇拜是对的，”阿尼亚想道。“他们真不该屈从于基督教教徒。他们总算有所信仰：点起一堆篝火，就可以祷告了。可是我怎样进行祈祷呢？我向森林祈祷，也向苍天祈祷，向河流祈祷……”
阿尼亚捡了一堆干树枝，抱到篝火旁，给自己做了个垫子，然后躺下去，伸了伸腰，把身子向篝火移近些，顿时觉得困顿不堪，想要入睡。她强使自己睁开眼，看看篝火能不能燃烧一个夜晚。她堆了一个西伯利亚式的篝火：找到一棵倒在地上的云杉树，用斧子砍了一捆树枝，又捡来一堆白桦树皮，最后把一棵枯树点着了。只须每三小时醒来一次，把云杉树向前移移，让它均匀地燃烧，而不是让整个树干一起冒烟起火。
阿尼亚把云杉树朝前移了移，四周闪起了火花，火焰一瞬间凝然不动了，接着又熊熊燃烧起来。阿尼亚用维索科夫斯基大尉在规定份额之外发给她的一件薄大衣裹住身子，立刻就睡着了。
3、仅仅是开始
“愚蠢的梦，”旋风想道，仍然没有睁开眼。一个人深夜待在陌生的、受到敌视的森林中，要活下去并取得胜利，就必须象一头野兽那样——开始靠本能生存，然后才靠理智生存。对旋风来说，眼下起决定作用的是本能。是睁开眼，还是不相信这种呼哧声，或是象在睡眠中那样转一下身子，让右手总能够摸到放手手榴弹和手枪的皮包——都靠本能去决定。他总是把皮包放在自己的右侧，因为在睡眠中很难从揉在一起的衣袋里取出武器，等你从里面往外掏的时候，就会失去化险为夷的宝贵时机。他象在睡梦中那样吧嗒了一下嘴唇，翻了个身。他并没有强迫自己吧嗒嘴唇，这是一种自发的动作，是他近三年来的生活的产物。
尽管旋风在转身时把右手向前伸出很远，还是没有摸到皮包。
他更清楚地听到了离自己很近的呼哧声。
“大概是只山羊，”旋风暗自说道，眼睛还是没有睁开。“这只羊为了到路那边的小河去喝水，先站在这里听听动静，有一点风声便会全身发抖。”
他对自己这样说，同时心里很明白，这是自欺欺人。这时理智已经占了上风，因为理智善于编造。本能更喜欢讲真话——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诚实的真话。
“这小伙子做了个好梦呢，”——他听到有人在自己脑袋上方讲了一句德国话。
旋风睁开了眼。只见三个盖世太保分子站在他跟前。还有几个德国士兵站得稍远点，其中一个双手抱着他的黄色皮包。
“你是什么人？”这天中午旋风被带到克拉科夫秘密警察局后，一个穿便衣的人问他。
窗子上拦着沉重的、编得很漂亮的铁栅。窗户玻璃擦得 光瓦亮。窗外阳光灿烂、静悄悄的，就象昨天在树林中一样。
旋风懂德语，知道问的是什么，但是没有回答，只是一笑，困惑地耸了耸肩。
这时，旁边一个瘦高个子，也就是啊在树林中被捕时抱着他的皮包的那个人，从窗台上爬下来，走到旋风跟前，用俄语问道：“你需要翻译吗？”
“我不懂德语，”旋风说，“也可以说懂，不过很差。”
“处长问你是什么人？”
“一个普通人，”旋风又 笑了一下。“叫波普科，基里克·阿克先季耶维奇。”
瘦高个子把他的话译成了德语。处长问：“讲讲你的情况。”
“处长要你讲讲自己的情况。”
“讲就讲吧……我可以讲。我叫基里尔·波普科，是乌克兰人……请给支烟抽，我的烟给搜走了……”
“请。”
“谢谢。好烟。你哪儿来的土耳其烟？”
“偷的，”瘦高个子微微一笑。“往下讲！”
“我是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人。父亲传播理智和永恒，母亲是区委常委。她一九三七年被枪决了。”
“停一下，”瘦高个子说，然后把旋风的话翻译给处长听。
旋风发现，瘦高个子对他的话译得准确、流畅，一口气译完。
“往下讲。”
“我当装卸工，因为没能上大学，这你们清楚。后来到军队服役。基辅战役中被俘。在你们的５６／Ａ集中营接受过审查。后来在面粉厂干活儿。随德军撤到利沃夫。现在去克拉科夫，想到铁路部门干点事。”
“停一下，”瘦高个子又说，然后把他的话译给处长听。
处长一边听，一边用嘴角微微笑着。他的嘴棱角分明，显得任性，但很漂亮。
“好极了，”他说。“让他把自己的履历再讲一遍，但要详细点。”
“我一九一七年生与第聂伯罗夫斯克。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被肃反委员会枪决，父亲当教员，一九四三年被飞机炸死。我当装卸工。后在基辅军区服役。在白教堂区被俘。在第聂伯罗夫斯克面粉厂当磨粉车间副主任。随部队撤到利沃夫。”
处长听完后，朝瘦高个子摆了一下指头，意思是说用不着翻译了，然后问道：“好，把你的悲惨历史再重复一遍。你现在手脚还没有放开，还在重复你背下来的课文。”
瘦高个子把处长的话翻译出来，其实不用翻译旋风也能听懂。他利用翻译花费的几秒钟时间，紧张地思索，如何回答还没有向他提出，但肯定会提出的要害问题：他皮包中的手枪和手榴弹是从哪儿来的？
“你不相信我吗？”瘦高个子译完后，旋风问道。
“你相信自己吗？你自己相信自己吗？”瘦高个子反问道。
“我不懂……”旋风笑了笑。“倒象我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似的。我的护照完全合格，皮包中有你们的人签署的工作鉴定。”
他提了一句皮包，以为对方会立即提出皮包内装些什么东西的问题，但他想错了。
“好，好，”处长说，“我们听你讲。再重复一遍你的履历。你的履历很有趣。”
“我准备重复哪怕一百次，可惜它不会按照我的心意变成另一种样子。你们以为我再向你们讲一遍我无辜遇难的母亲，讲一遍你们的审查集中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吧？说实话，待在你们的集中营里并不那么好受。也许你们以为讲讲我父亲的死，讲讲和你们的军队一起忍饥挨饿，冒着飞机的轰炸，撤退到利沃夫，是很轻松的事吧？”
“我非常可怜真波普科，”处长说。“护照是真的，我们检查了。波普科的履历也是真的。可是我要问：你跟波普科先生有什么关系？波普科？真波普科现在住在布雷斯劳市莫扎特大街２４号，乐器厂工人宿舍里。”
“这家伙的手段够粗暴的，”旋风想道，“波普科现在被关在我们那边。”
“要么是跟我同名，”旋风说，“要么是你们搞错了。我准备当面对质。”
“噢！”
“是的……我没什么好怕的，在你们面前我是清白的。我对于新政权向来是奉公守法的。”
“你听着，”处长说，“我看得出，你正紧张地等我向你提出有关手枪和手榴弹的问题。你已经准备好了理由，而且是非常可信的理由：手枪是撤退时捡到的，手榴弹也是。你大概会说，这些武器对你防身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套我都懂。我不想糊弄你。我马上叫你看看你用的降落伞和你在上面留下的指印。”
“处长先生，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懊丧的错误。”
“算了吧，你是夜里跳伞的，你在离我们营房两公里的地方埋掉了降落伞。我们的士兵正在那片树林里伐木材。这是一种巧合，对此我没有异议，但对你来说，这种巧合就在劫难逃了。”
“走，”瘦高个子说，“我们带你去辨认一下降落伞。”
“我没什么要辨认的……”
“算了吧……你把它埋在两棵松树下面，难道不是吗？你还把一个蚂蚁窝踩毁了——一个很大的蚂蚁窝。你大概是在黑暗中摔倒了：正好倒在蚂蚁窝里。”
旋风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开始发木了：他确实是倒在了蚂蚁窝里。
“走吧……”
他们经过几个穿廊时房间，来到一间大厅。在大厅的打腊地板上放着他的降落伞。旋风耸了耸肩，强迫自己微微一笑。
“难道不是你的吗？”盖世太保分子问。
“当然不是。”
“清楚了。”
他们回到处长办公室。处长一边绕着桌子走动，一边用肩膀把电话筒贴在耳朵上打电话。长长的电话线拖在他的身后。他朝带有指印的几页纸的方向对旋风点了点头。他显然是给一个女人打电话，因为他时而微笑，时而耸动眉毛。旋风看了看那几页带有指印的纸，对瘦高个子说：
“我压根儿不懂这玩意儿。”
“也用不着你懂。只是让你看看：这是我们坚定师的结论。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枪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