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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人。革命时期，我们失散了，我们被拆散了。你要爱他，象爱我一样。以后你也不要再问起他。’就这些。”
“她就这样一直一个人生活？”
“是的。她才四十三岁。上大学而时候，同学们对我说：‘你的女朋友还可以。’一到星期天，她就去网球场，打得满身大汗。然后骑上自行车，赶着我跑─所以我才这样……”
旋风笑了笑，问：“怎么样？”
“有力气。”科利亚用同样的口气回答说，“而有力气的人才经得住摔打。”
旋风看了看表，揉了揉太阳穴，抑制着神经质的纠缠不去的哈欠，说：“你说得对。可是这个党卫军分子，我认为得干掉。”
“不过你说过：要把他抓来。”
“我们很难办。你自己想想：把他藏到哪儿？藏到游击队那里？划不来。况且，让他跟我们在一起，不等于是把我们的主要行动置于危险之中嘛。如果抓他来，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你自己也说过，他夜里不带士兵走动。只要做成一次抢劫的样子，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
“明白了。”
“好了，就到这儿，”旋风说，“我们行动吧。应该给我们的司机喝点 草酊──他的手总抖个不停，就象患有硬化症似的。”
旋风带着他的人走了，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消失之后，科利亚伸了个懒腰，身上的关节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开始换衣服。
在莫斯科时他换衣服也总是这样：在他那间小办公室里前前后后地一通乱忙，椅背上、桌子上、床上扔着他的衬衫、背心、袜子、裤子。
有一次他到一位同学家里做客──这个同学是个军官的儿子，在家里受的是军人式的教育：自己整理床，自己织袜子，自己熨裤子，自己做饭。
当科利亚把这些告诉妈妈后，萨申卡问：“你喜欢这样吗？”
“很喜欢。”
从儿子学会走路、讲话时起，萨申卡对待他就不再象对待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你长大了，就懂了。），而是象对待一个与自己同龄的有头脑的成年人。
“大概，这很好，也很对，要是你觉得应该按照斯巴达或指挥官的方式成长──那你就用那样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行为举止吧。”妈妈对儿子说，“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机会象别人在家里照管男人那样照管过爸爸，在家里照管男人是件愉快的事，看着他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脱换衣服。也可能，男人会烫裤子是件好事，但为爸爸和你做事我总觉得更愉快。你能明白吗？”
“我不会变成一个娇孩子吧？”
“不过，你要知道，”萨申卡回答说，“会洗洗自己的袜子也同样会长成娇孩子。娇孩子──是指他的精神状态，是说他意志薄弱。”
“那我在家里做些什么呢？”
“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你知道，家里要是散发着小树的清新气味是很令人愉快的，就象是在猎人的小庄子里。要是再安上个小工作台那就太好了……你给咱们家做副肋木吧。做广播操──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只是我们在肋木上会闹出洋相的。”
“还有什么？”
“还有普希金。你应该了解普希金，不懂得普希金不能算一个俄国知识分子。”
“他的全部作品？”
“全部。你父亲就熟知他的全部作品。”
“那他是做什么的？”孩子小声问。
“他是世上最好的人。”萨申卡又重复了一遍她曾说过的这句话，“最好的人，你要相信我。”
“可是在学校里，同学们都问：‘你父亲把你们抛弃了吧？’他没有把我们抛弃吧？”
“‘抛弃’──这是一个恶毒的字眼儿……什么叫抛弃？他可以不再爱。爱情不是空气，也不是那种压在肩上的担子。如果爱情成了压在肩上的重物，那根本就不是爱情。而且也无所谓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抛弃：只不过是一个人不再爱另一个人，他们不再一起生活罢了。这就是我给你的一个大致的回答，明白吗？爸爸并没有不再爱我。他永远也不会不爱我。”
一九四○年春天，他第一次看见妈妈流泪。当时他们星期日出外打猎回来──萨申卡常和儿子去打猎，她引导儿子爱上了打猎，亲自教会他打枪，亲自选定狩猎路线──那天他们睡得很早，到了早晨，她还没有备完法国文学课（她在外国语学院任教），来了一个电话找她，要她下楼去──楼门口停着一辆汽车。
两个小时后妈妈泪流满面地回来了，她躺在沙发上，脸对着墙。他坐到她的身边，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芭。
“萨恩卡，”她象个小孩子似地啜泣着说，“萨恩卡，这既是不幸，又是幸福，也是痛苦。你父亲还活着。”
“在哪儿……他在哪儿？”
“把我的小挎包拿来。”
他把她那个极平常的小挎包递给妈妈。萨申卡打开上面的扣锁。
“在这儿，”她说，“这是他的。”
沙发上摆上了三个漂亮的小盒子。这三个精致的红羊皮包面的小盒子里放着两枚列宁勋章和一枚红旗勋章，国徽图案下面的白色珐琅板上刻着号码：９７４。
所以，当旋风问起他父亲时，科利亚一时没有回答。以前从未有人跟科利亚谈起过他的父亲──无论是人事部门还是指挥部。显然，国内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父亲的情况。因此，旋风问他时，科利亚心里一震──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对朋友隐瞒自己最珍视的秘密。凡是知道他家庭的人都会忍不住问起这个问题。而他对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最亲密的朋友，都一律用回答旋风的那些话作答。
“妈妈不在这里，”科利亚看了看乱扔着的内衣，心想，“在这里，我得自己动手。别人头痛的事对她来说成了件快乐的事。母亲的一切快乐都来源于孩子。妇女──多么伟大！她对男人和孩子的爱结合得多么和谐，多么令人惊异。”
他又想起自己同一位年轻画家的谈话。那位画家为母亲画过一张肖像。有一次这位画家说：“我爱孩子。娶什么样的女人都行，只要能生孩子。”
科利亚对妈妈没有秘密。他把这次谈话告诉了妈妈。萨申卡厌恶地皱起眉头，说：“天啊，有多糊涂。可以跟不爱的女人过夜，而结婚知识让她生孩子──这有点恶棍的味道。我现在讨厌见他了。我将拒绝他到家里来。”
“他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
“你是个聪明孩子。对于天才什么都可以原谅，唯独卑劣的行为不能原谅。不过，如果你觉得同他在一起有意思，当然你们还可以来往。我准备容忍他。”
“你容忍他很难吧？”
“我不知道什么叫难。我知道怎样做才是有教养的人。”
“这么说，有教养的人可以面带微笑地原谅卑鄙行为？”
“绝不是。但他可以用冷面孔和视而不见的办法回敬那种人的问候。学会视而不见这非常重要。眼睛是一种比手枪还厉害的武器。当然，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内心情感的流露。”
“你看，我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你，我再见到他会觉得不自在的。如果这些话是他对你讲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他是对我讲的。我成了告密者。明白吗？”
“我明白。你是对的，萨恩卡。是我不对。就到此结束吧。好吗？”
“你说得很可笑──‘我将拒绝他到家里来。’”
“有什么好笑的？”
“有点过去时代的味道。”他笑了笑说，“不过，妙极了……”
科利亚在镜子前站了很久，他把领带打成最时髦的样式──结扣打得很大。然后又把自己打量了一番，把手枪装进衣袋，走出院子。他要去干掉党卫军要员施蒂利茨，要去杀死自己的父亲。
3、四十二秒钟
“证件，”一个党卫军巡逻兵向旋风敬过礼后，对克雷霞说。
“他为什么不象党卫军那样向我敬党礼呢？”旋风想着，手伸进兜里去掏香烟，“为什么他要向我行军礼？看来，这不是党卫军的骨干分子。科雷霞现在会把一切弄糟的──她会昏过去。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的举止还得体。阿佩尔──好样的。只是手在发抖。如果酒吧里有了动静，就开枪。可是手枪别在我的后腰上。我对自己说过多少遍：要把它装在西服内兜里。谁能想到他们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世上的一切往往取决于几分钟的时间。一件事可以准备好几年，可是那样的关键时刻一到，一切都完蛋了，这是规律吗？也许这是倒霉的巧合？”
党卫军分子检查过波格丹诺夫的证件，敬了个礼，把身分证还给了他。
“请出示您的证件。”他们又对谢多伊说。
谢多伊殷勤地笑了笑，把夜间通行证递给他们。他的夜间通行证是伪造的。的确，这是真正的行家在高级印刷厂印制的，那些人战前曾给国际走私贩们干，可是党卫军的巡逻队曾几次抓到持这种假证件的人，这些人被送进值班警卫队，后来又转到盖世太保，进行严刑拷问。
“这里到最近的指挥部也很远，”旋风一边往兜里装子弹壳做成的打火机，一边想，“那里是听不到枪声的。不行，他们的总部就在广场上。那里有一支很大的党卫军警卫队。他们有摩托车和汽车。他们可以把整个城市搜遍，就象我从他们那里逃走时那样。如果要干掉他们，必须不出声响：对准脑袋──然后马上上车。克雷霞没有证件。他们不敢向她索要证件，我就说，她是跟我一一起的。见鬼，过了多长时间？大概有三十秒钟了。如果他们进酒吧，就得开枪。不出声音地打死他们是办不到的。我还想什么，啊？如果能把一个人在这三十秒内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就太好了。只要把谢多伊、克雷霞、阿佩尔、波格丹诺夫和我此时听到和看到的都记录下来，准会得到好几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在科学家们弄清这是否能象记录化学试验过程那样记录下来之前，是不会有人来记录的。在这种时刻，无论哪个民族的人所想的都一模一样。回忆──这是身临绝境者的最后的避难所。如果回忆和联想被绝望代替──人也就完了。起码侦察员是如此。”
“请，”一个党卫军分子说制将夜间通行证还给谢多伊，“您没事了。可以走了。”
这时第二个党卫军分子已经走到克雷霞跟前，说：“太太，您的证件。”
“我没带证件。”
“怎么可能呢？”党卫军分子很惊奇，“为什么？”
“这女人是我带来的，”旋风说，“还有什么问题吗？”
第一个党卫军分子对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说：“我对你们说了，你们没事了，可以走了。”
“现在应该干掉他们。如果谢多伊和斯捷潘离开，他们就完了。巡逻队只要在酒吧里扫上一眼，很快就会窜出来。即便我刹住汽车，让我的人爬上来，轮胎也得被他们打破，跑上三十米，就得停下来。见鬼，糟透了。”
谢多伊说：“谢谢，我们现在就走。我抽支烟就走。不然，喝多了，嘴里再没抽的，那可就难办了。”
他开始从衣袋里掏装碎烟叶的胶皮小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