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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罩着一片痛苦的寂静和孤独的忧愁的绝望柔情。当暗淡的、摇曳不定的、惊慌不安的晨光象雇佣的凶手偷偷闯进开着的窗户时，这就是黎明的希望。当你用蓝色的高脚杯喝着斯米尔诺沃的伏特加，你膝盖上的白餐巾沙沙作响的时候，一切不幸、战争、战壕、肿胀的灰色尸体都到哪里去了？！还有在这里发生的短促而无望的友谊，你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的那些歌曲，你觉得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也没有现在唱得更好……当你回到自己家里，望着早晨初升的淡蓝色太阳和一道黄色的朝霞时，那是一种多么轻快的幸福啊！
但是这一切以后再谈吧，现在应该坐着，应该惊愕、颤抖、兴奋、哭泣，应该去听安娜女士在两个聚光灯照耀下站在舞台上歌唱华沙古城──那里有幽静的小街道、轻烟一般的朝霞，情侣们好象中世纪城堡的玩具布景中的蜡像，只有那里的一声叫喊──绝望而孤独的叫喊，把你带到今天的夜晚。深夜叫喊的那些人到底在喊谁，指望谁呢？他们没有什么指望，他们一点指望都没有，他们能够指的也许只有维斯瓦河那梦中的喃喃声和永远伴随着恋人们的此时此刻的夜。
酒吧里有三十来个人：投机商人、几个空军军官和一群喝醉酒的年轻妓女，她们穿着故意制作得庸俗不堪的学生服：超短裙、领口开得很大，腰间束着宽大的腰带，以托住还未定型的胸部。
谢多伊和斯捷潘最先来到这家酒吧。他们在紧靠门口的第一张空桌子旁边坐了下来。这里很暗。斯捷潘非常兴奋，脸呈土色，眼睛射出兴奋的光，瞳孔张得特别大。谢多伊又含笑环视了一下大厅，慢悠悠地坐下来，象一位常客那样大大咧咧地打了个榧子，没看女招待便从她手里接过菜单，漫不经心地点了支香烟，连指头也没动一下。
紧跟着他们进来的是旋风。他挽着克雷霞的手臂。他正确地断定，应当带着女人参加这次行动──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一直在酒吧间待到最后一个人的愿望是有道理的。
克雷霞和旋风走进酒吧之间，阿佩尔在汽车里曾久久地吻过她。
“把马达关上，”旋风说道，“我们要在那里待很长时间。”
“也许，我应该暂时离开？”
“不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等到夜间，克雷霞一出来，你就立即启动马达：几分钟后，我们就会赶到。”
克雷霞很引人注目。她长得很美，衣着整洁大方，与聚集在这里的那些女人不一样。旋风领着她穿过大厅，向老板坐的柜台走去。旋风穿着一身朴素的西服，也许太朴素了，如果不是在左边翻领的襻儿上别着一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党徽的话。他的头发抹了发蜡，梳得溜光。一副眼镜使他显得老相──厚重的棕色角制镜框几乎遮住了脸部的四分之一。
老板上衣襻儿上别着一枚元首像章，他把旋风领到舞台旁边的一张小桌子跟前。
“这里太闹，”旋风用波兰语说道，“我的鼓膜都要震破了。”
“也许，夫人喜欢很响的爵士音乐？”老板微微一笑，说。
“不是夫人，”旋风很不客气地回答道：“是女士。”
他发现，站在老板旁边的女招待的眼镜眯了起来，就象一只猫跳跃之前似的。但这只是一刹那──短促的、瞬息即逝的一刹那。
“喏，到那边去吧，”旋风用眼镜指了指墙边的一张桌子：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大厅和老板的金库。
“那里临窗有风。”
“没关系。我是久经锻炼的人。”
旋风定了白葡萄酒和干酪。他斟满了两杯葡萄酒，把手放在克雷霞冰冷的手指上，说道：
“你有点慌吧？”
“是的……”克雷霞低声回答道。
“不要慌，”旋风同样轻声说道，“来，为等待我们的那些人干杯。”
他们一饮而尽。旋风说道：
“现在请把你想要告诉我的一切都告诉我吧，我的波兰小山羊。”
“我想告诉你，”克雷霞开始重述自己前一天背熟的话，“第一次犯错误是愚蠢的，而第二次犯错误则行同不可救药地犯罪。我老是害怕再次犯错误。”
“我们去跳舞吧，”旋风说道，“我还没有跟女士跳过一次呢。”
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默默地喝着酒，偶尔交谈几句毫无意义的话。有时谢多伊对他讲些什么，斯捷潘便放声大笑起来──这种举止是旋风为他设计的。一个喝醉酒的人夜里待在酒吧间，无论说话、笑、谈情说爱，都必须放开嗓门──这才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人很拘谨，倒可能会引来一场斗殴：酒吧里人们是看不上那些不言不语、规规矩矩的人的。酒鬼不喜欢自己周围尽是些清醒的、不喝酒的人。他希望周围的人都跟他一样幸福。
一位空军中尉走到旋风桌子跟前，向克雷霞鞠了一躬，说道：“我可以邀请女士和一名士兵跳舞吗？”
“女士正在和一名士兵跳舞呢，我的朋友。”旋风答道。
中尉在他们面前站了片刻，脚尖和脚跟一起一落地晃悠着，然后，轻狂地鞠了一躬，转身朝自己人走去。
旋风又开始跟克雷霞跳舞。
“我非常喜欢跳舞，”克雷霞说道，“库尔特也喜欢跳舞。我们两人每次都跳得精疲力尽。不过他最喜欢跳华尔兹，而我喜欢跳流泪的探戈。”
“什么是流泪的探戈？”
“就是费奥克季斯托夫·尼迈尔经常在广播里唱的。”
“他唱些什么呢？”
“他唱道：跳舞永远是对往事的回忆。当你跳舞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起往事和故人，你会变得极度悲伤，仿佛已经老之将至，除了回忆，一无所有……”
后来，军官们要妓女们在舞台上跳舞。那些姑娘笨拙地扭动着双腿，大声喊着淫词秽语──她们的嗓音很响亮，还是些童声。
“她们真可怜，”克雷霞说道，“上帝为什么要惩罚她们呢？”
“这跟上帝毫无关系。”
“也许她们家里有正在挨饿的母亲和兄弟。”
“现在没有能吃饱饭的母亲，克雷霞，”旋风低声道，“这不是理由。挨饿的母亲──这是为自己卖淫设置的挡箭牌。”
“男人向来对女人的过错过分苛刻。”
“第一，她们是小姑娘，而不是女人；第二，这甚至不能称为过错。这是叛卖。”
克雷霞突然涨红了脸。旋风把手又放在她那冰冷的手指上，说道：“不必把别人的罪过往自己身上揽。”
……凌晨四点钟，酒吧间空了。只剩下两个醉醺醺的顾客。他们从桌子跟前怎么也站不起来，于是，老板和一个身强体壮的厨师企图把他们从这间小小的半地下室餐厅里推出去。
“走吧，”旋风低语道，“走吧，克雷霞。”
克雷霞深深地叹了口气，皱起眉头，猛地站起来，疾步穿过餐厅，朝出口走去。旋风目送她离去，然后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大家都安静地待着！”他说道。
老板和厨师转过脸来。他们刚才企图要拖出去的那个人咚的一声把前额撞在桌子上。波格丹诺夫拿着手榴弹站在门口。他旁边是谢多伊。
老板软瘫下来，倒在地板上。
……当他们走出酒吧时，几个巡逻的党卫军分子正站在阿佩尔的汽车跟前，默默地检查司机的证件。克雷霞张开双臂，仿佛被钉在十字架上似的紧贴着墙壁。
这时，天已经亮了，虽然太阳还没有升起。
难啃的胡桃
个人专权制度的悲剧在于：希姆莱的组织成了唯一的机构，它集中了饱受战争、轰炸和饥饿折磨的人民的不满情绪，卡纳里斯的反间谍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希特勒不愿意正视客观事实，他要求自己周围所有的人，包括希姆莱在内，只看到那些能证实他元首历史正确的东西。希姆莱深知希特勒其人，不能冒险把能够客观反映人民情绪的材料转给希特勒，而是投其所好，把他喜欢看的东西塞给他。
有一次卡纳里斯在大本营作报告时，贸然对东线的形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希特勒的脸色当即变得煞白，一步冲上去，揪住这位海军上将的灰制服衣领，用一种异忽寻常的力量往自己怀里一拽，大声吼道：“您是不是想说，是我打了败仗，您这个恶棍！？”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卡纳里斯就被解职了。目前国内的真实情况──整个社会民怨沸腾，人民疲惫不堪，悲观绝望，三年前还是坚不可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念和思想全面崩溃──这一切只有一个人知道：一个身材矮小的语文教员，戴着夹鼻眼镜，总爱不时地搓动自己那双漂亮的小手，象是冻僵了似的。此人就是党卫军首脑亨利希·希姆莱。就是这个人，他十分清楚帝国大势已去，正在滑向深渊。所以希姆莱不仅密切注视着反希特勒将军们的密谋，等待时机，而且还采取着自己的步骤，企图通过帝国保安部门的第六处同西方某些集团建立联系。这个保安处是负责政治侦察工作的。希姆莱对格德莱尔与杜勒斯在伯尔尼进行的交易知道得一清二楚。在非洲战役的独臂英雄、把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联系作为谈判条件的施陶芬贝格上校没有加入密谋集团之前，希姆莱一直在等待。但并不只是等待，他还采取自己的措施，但又绝不步将军们的后尘。他认可了（当然是间接的）将军们与杜勒斯建立联系的活动，因为他得知：将军们与杜勒斯的人对话中谈到希姆莱，是把他作为唯一可以成为实际助手和政变靠山的重要任务来谈论的。这是因为与反对派将军们有联系的希姆莱的暗探郎贝恩随时都向他提供消息。而对郎贝恩，希姆莱是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他是个经过多年考验的心腹人物。对反对派将军们的力量的间接认可和许诺是希姆莱在斯德哥尔摩的个人代表克尔斯滕博士作出的（自然，这是在希姆莱确实搞清楚将军们是把他，而不是把别人推举为事变后能控制住德国和继续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重要人物之后）。一九四三年秋天，克尔斯滕博士来到斯德哥尔摩同自称阿布拉哈姆·休伊特的美国外交官进行了联系。经过几天试探性的接触，休伊特告诉克尔斯滕，他同意帮助希姆莱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建立联系，条件是：解散纳粹党和党卫军，在德国实行自由选举，解放所有占领区，惩办战犯，对帝国军事工业进行监督。
克尔斯滕将这一切都告诉了党卫军首脑。党卫军首脑问：对他希姆莱将做出何种保证？是否会保留他的权利──不是作为党卫军首脑和党内元老，而只是作为普通人希姆莱的权利。
休伊特在等待，希姆莱一再催促。党卫军政治侦察处的头目舍伦贝格亲自飞往斯德哥尔摩，担当了同休伊特谈判的角色。希姆莱每天都收到舍伦贝格发来的电报。他在各战区四处奔忙，为了能入睡，每天夜里都要服药；他步行走许多路──卡纳里斯那种每天早晨骑马散步的贵族派头很使他恼怒；每天他都要阅读歌德的作品，然后又突然把书合上，眼睛凝视着一个地方发呆，脑子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些毫无意义的只言片语在紊回──而且大多是一些词的后缀和动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