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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利亚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咳嗽了一声，不禁打了个寒颤。他转过身，只见一个老大娘站在门旁，正用手遮住一支刚刚点着的大蜡烛。
“早安，大娘。”科利亚说道。
“早安，先生。”
老大娘把十字架下面那只小杯里的残烛拿出来扔掉，把新烛放进去插牢。一阵风吹来，烛光摇晃了两下，熄灭了。科利亚取出打火机，把蜡重新点上。
“谢谢，先生。”
“不用谢。”
“先生不是波兰人吧？”
“我是俄国人。”
“从你的口音可以听出来。你是从安乐窝集中营来的吧？”
“不是。那是个什么样的集中营？”
“那儿住的是随德国人一起撤退的俄国人。每天都有很多人到那里去。”
“听说那座集中营在雷布内镇……”
“先生听错了。”
“你能不能指给我去那儿的路？”
“当然行。”老大娘答应了一句，便朝耶酥受难相跪了下去。她小声祈祷着，用嘴唇发出迅速而模糊的声音。她有时沉默下来，手扶地，磕起头来。
第二章 仅仅是开始
1、科利亚
科利亚看着老大娘，不禁想起了外婆。外婆信神，科利亚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一次，她去买东西，把装钱的旧红皮包掉在了地上，从皮包里掉出一个刻着耶酥受难相的正方形铜十字架。科利亚一边笑，一边从地上捡起来，还把外婆取笑了一番。然后把十字架扔到了房角衣柜的下边。外婆哭了。这时谢苗舅舅刚洗过澡，穿着没扎皮带的制服走了进来。他照科利亚的脖子打了一下，打得不重，可是叫人感到委屈。
舅舅沉下脸说：“不象话！不准捉弄人，懂吗？”
“她信上帝！”孩子哭了。那时他十二岁，是全家的宝贝，无论是母亲、舅舅，还是外婆，谁也没动过他一指头。“她信上帝！”他哭叫着，“是个教徒！可我是少先队员！她信上帝！”
“我也信上帝！”谢苗舅舅说，“我信我的上帝，她信她的上帝。”
又过了很长时间，舅舅给科利亚讲了一个故事。在革命后的头几年，他们弄了几只死猫，从窗口扔进寒冷的教堂里。一些老头、老太婆正在那里做祷告，祈求上帝把胜利赐给他们不信神的儿子们──红军战士。一只死猫落在一个老大娘身上，结果她得了心脏病死了，可她正照料着四个孩子：孩子们的母亲饿死了，父亲是布留赫尔手下的一名红军指挥员。
波兰老大娘站起来，说：“走，我告诉你去安乐窝的路。”
科利亚从衣袋里拿出一包德国饼干：“拿去吧，老妈妈。给孙子们吃。”
“谢谢，先生。”老大娘回答。“我们不吃德国人的……”
科利亚和老大娘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走去。在遥远的南方，重重叠叠的群山笼罩在一片淡紫色的晨雾中。科利亚和老大娘登上了一座小山岗，一幅宏大美丽的画面展现在眼前：冈峦起伏的田野，一片片的翠林，一个个教堂的尖顶象玩具似的，从许多公里之外就能看见，因为空气就象早晨的溪流一样明净──仿佛河底的每一粒沙放在了显微镜下，清晰可见。只有当一阵风刮过来，搅动了溪水之后，那些沙粒才会消失，变为一片黄沙。过后又是一片寂静，风逝去了，于是颗颗沙粒又彼此分开。眼下也是如此：有时一阵风吹了过去，驱赶着灰色的飞云，那些教堂的尖顶便暂时隐藏了起来。一座座小屋的红色砖顶映现在眼前。炊烟枭枭，鸡鸣犬吠。清晨开始了。
“先生从布尔什维克那里逃出来，是因为他们太可怕吧？”老大娘问。
“我去找我的未婚妻。她随父母一起走了。大家都走了，他们也跟着走了。”
老人抬眼看了看科利亚，说：“先生，你穿的这件上衣背上破了，你知道吗？”
“知道，”科利亚答道，其实他并不知道。“大概是在树林中划破的。”
“德国人喜欢穿戴整齐的先生，”老人一边说，一边仔细看了看科利亚。
“我也喜欢整齐，”他答道。“到了那里我再缝吧。”
一条小径从大路通向林边的一座小屋。
“我就到这儿，”老人说。“再见，先生。”
“再见。谢谢，大娘。你是专为教堂送蜡烛来的吧？”
“不是，我是从克拉科夫来的，我的儿子关在那儿的牢房里。”
“为什么？”
“为各种各样的事，”老人答道。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干家务活，”科利亚说。“这儿离集中营不远了吧？”
“还有五里路。别操心，我有两个孙子，能对付得了。你记住把衣服缝好，德国人不喜欢穿戴不整齐的人。”
科利亚来到“安乐窝”后，受到一个身穿皱军衣的年老的德国军官的盘问，折腾了四个来小时。接着那人让他写了一份详细的履历，拿走了他的护照，把他带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锁上门，熄了灯，便走了。
科利亚了解这种集中营。这里集聚着随德国人一起撤退的俄国人。这种集中营是三、四个月前开始建立的，还没有来得及把德国式的严密和准确灌输进来。这里人员流动量很大，集中营的工作人员也不十分内行，到这里来的大多数是些效忠法西斯的人：伪警察，旧职员，商人。审查带有表面性质：德国人连公开的敌人都来不及认真对付，哪里还顾得上喽罗和走卒呢。
科利亚认为，凭借自己的各种证件是能够混过审查的。他指望得到一份劳动派遣证，这样就可以以公开身份潜入敌占区。这对于一个情报员来说是最要紧的。他从总参谋部的材料中知道，经过这种集中营审查的人大多被派去修建防御工事，平时没有卫兵押送，还可以自由地住在平民家里。
“当然，这么做有点冒险，”科利亚暗自想到，一边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双膝，“不过还是值得的。起码比站在雷布内镇的教堂广场上或在林中过夜更值得。这固然是孤注一掷，但我有我的王牌，我了解我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的心理。这座集中营大大门无人把守。守卫的只是两个伤兵。只有一个临时营房，住着十五、六个新兵，进行例行的审查。”
在黑暗中很难估准时间。时间似乎走得很慢，如同一匹衰老的驽马。在漆黑之中，一开始还想活动活动，可是到了后来，一种缓慢的呆滞会不由自主地控制住你，使你感到疲倦，昏昏欲睡，但又睡不着，于是便在枯燥的昏沉中挣扎。你的一切都裸露在外，你会听到一种簌簌声，幻听开始了，接着便会看到一些光束，你以为光线射进了门缝，其实这是黑暗在你眼中呼叫；是的，漆黑加上沉寂是会呼叫的。
“也许，应该去教堂附近接头？”科利亚心想。“可是那么做太没把握。我的波兰话说得不怎么样，又没有什么联系，在这一带溜达两天岂不愚蠢。而待在树林里，无异于浪费时间。我这么做就是抓住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应该属于我。一切都对我有利。没有必要紧张。这是黑暗造成的。应该想想下一步怎么办。没有必要自己吓唬自己。能使情报员毁灭的不是冒险，不是险情，也不是背叛。只有一种东西能使情报员毁灭，那就是──恐惧。”
他觉得自己在黑屋中被关了至少十个小时。其实不然，他在那里待了五个小时。审问过他的那个老德国军官对他说：“现在你到营房去。我们要检查你的证件。没法子，战争嘛！”
“我早有准备，”科利亚答道。“不过心里很不是滋味：你们对我就象对付敌人一样。我在小黑屋里待得眼都疼了。”
“没事，没事……到营房去吧，明天就能定下来了……喂，哨兵，把这位先生带到营区去。”
哨兵把科利亚带到铁丝网跟前，就放他一个人进去了。
科利亚穿过黑暗的院子，朝门口上面亮着一盏蓝色灯泡的营房走去，这时有人从另一间营房走了出来。
科利亚在门廊前那盏灯的旁边停下来，想点一支烟抽。这当儿，他突然听到一个低沉的、十分熟悉的声音：“桑卡！”
科利亚一步跨进门廊，把打火机放到口袋里，连头也没回就朝营房走去。
“桑卡！”黑暗中那人又低声重复了一声。“你这是怎么了，桑卡！”说话间那个人走到了科利亚跟前。这是个年轻人，可是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了。科利亚不在意地瞅了他一眼，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站在他面前的是他在莫斯科的朋友，３７号住宅的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此人在一九四一年就失踪了。这是他父亲说的。
“你认错人了，”科利亚说。“你把我跟什么人搞混了。我不是桑卡，我叫安德烈。晚安……”
“等等，”波格丹诺夫一边说，一边抓住科利亚的衣袖。“别发疯，懂吗？别发疯！”
2、阿尼亚
阿尼亚第二天傍晚来到了雷布内镇。她把自己的毛衣弄得满是尘土，往脸上抹了一层脏，象个疯人似地佝偻着腰，流着口水，慢慢地走过这座小镇。她知道德国人是不会来纠缠傻瓜的。她先从镇边的小路绕着走，然后穿过中心，从教堂、镇公所的两层石头房子、一座大商店和插在广场上的几个路标旁边走了过去。蓝色箭头标明了到克拉科夫和扎科帕涅去的里程。
阿尼亚从雷布内镇出来，穿过一片小松林，朝东南方向喀尔巴千山脉走去。她决定在离雷布内不远的树林中过夜，以便后天到教堂前的广场上去找旋风，或亲自去和苍蝇接头。因为总部正期待着她的发报。
她从大路走下来，穿过收割过的棕黄色田野，来到一片林边空地上。这是一片美丽的树林，在白桦树中还生长着松树。树叶被风吹得籁籁作响，布谷鸟在僻静的丛林中数着什么人的年龄，一条从灌木丛下流过的小溪不知在唠叨些什么。
阿尼亚离开林边空地，深入林中约半公里，准备在这里过夜，可是后来又往前走了一段，因为从路上可以看到篝火，而在密林深处可以点更大的篝火，整个夜晚都可以取暖，用德制小锅烧水，溶化浓缩食品，做匈牙利红烧牛肉块。阿尼亚过去吃过这种牛肉块，里边还放有胡萝卜干，黑胡椒，腊肉块，味道很象她父亲在原始森林中煮的那种肉汤。不过父亲把腊肉切成大块，并且往锅里放几个干胡萝卜，而不是象匈牙利浓缩食品中那样放一、二十片胡萝卜干。
维索科夫斯基大尉曾经两次请阿尼亚吃这种匈牙利牛肉块，还劝她喝点酒精，可是阿尼亚不肯喝，因为她在森林中和那些地址工作者一起喝过几次。至今一提起酒精，她的嘴里就有一种干涩的铁锈味。
“要是酒我倒想喝点，”阿尼亚对长着一双安详的蓝黑色眼睛的大尉说，“酒还有点甜味，可酒精难喝死了。”
“我的小爪子！”大尉一边喝酒精，一边笑着说道，“胜利后你丈夫会给你喝甜酒的。可酒精是私情的媒介。当然是友好的私情……”
阿尼亚是在原始森林中，在强健、善良的男子汉们中间长大的，学会了一下子就能识别人的本领。在那种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