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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利茨的任务是，与艺术博士一起挑选中世纪绘画大师最有价值的油画，仔细查阅大学图书馆，把所有中世纪的书籍选出来并运往瓦维尔的地下室。那是弗兰克总督的住地。
飞机好象一名短跑运动员似的，鼓足了劲，在捷姆佩利霍夫的混凝土跑道上飞驰。铝制机身发出令人厌恶的抖动声。飞机摇晃了几下，发动机隆隆地响起来，飞机开始在空中悬停飞行。它仿佛静止不动了，接着，机头向上扬起，飞机开始迅速爬高。
奥托·楚·乌赫紧贴窗户坐着。施蒂利茨发现他那抓住座椅扶手的纤细手指在颤抖。
“他确实害怕了，”施蒂利茨心想，“这样一个聪明人，突然之间成了胆小鬼。不过，他是搞艺术的，神经脆弱，耽于幻想，倒也可以理解。人们都羡慕这种人──他们有金钱、别墅、荣誉。那些不幸的、贫穷和历尽磨难的人们。在艺术中正如在政治中一样，是不存在盲目的狂热者的。搞艺术的人眼光更开阔些，他们没有局限性，他们有可能弄清事物的实质。连坏蛋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也幻想描绘一下纯洁的爱情或象铁锈一样腐蚀他的腑脏的东西。而一个聪明和诚实的艺术家则会生活得更加艰难。福伊希特万格侨居国外了，但又有多少象福伊希特万格一样思考的人留在了帝国呢？他们或者不得已做着违心的事，或者干脆出卖自己，而在这种变节行为中，育着他们对周围一切的仇恨，包括对自己。
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坐运送白卫军残部的船只离开祖国已经二十年了。在国外度过的者二十年当中，他的思想变得象剃刀一样锋利：用不着冥思苦想就能纵观各种事件，推断出它们的发展前景。施蒂利茨在巴别尔斯堡的独家住宅里，收集了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和宗教裁判所历史方面的丰富藏书。他有时对德国重演罗马国王们在追求功名利的斗争中玩弄的那些权术惊讶不已。当个人权力代替了广泛的民主，当登上参议院讲台的人以民族的名义向代表们发表演说，确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了解、感受和遇见民族的意向、希望和宿愿时，施蒂利茨完全平静地拿来同现代生活相比较，并且在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展望解决中从未失误过。
施蒂利茨准确地规定了自己的行为举止：暴君是害怕朋友的，但是，尽管暴君不大喜欢那些发牢骚、讲真话的人，却更相信这类人。因此，他利用自己的党龄，有时发表一些虽不完全与官方意见相，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对立的意见。这使他未能得到升迁，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从卡尔登勃鲁纳和舍论贝格，直到保安处的党内要员。他所选择的这种行为举止有可能表现得如此真诚，以至偶然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破绽，从他以前的全部立场来看，都是有理由和可以谅解的。
一九四一年，他曾被派往东京。在那里，他在瑞典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见到了里哈德·左尔格，把德国大本营制定的进攻苏联的计划告诉了他。里哈德·左尔格安排他同苏联大使馆秘书见了面。秘书知道施蒂利茨已抵达东京。他给了他一张照片：一个年轻人──年仅二十二岁，从照片上望着伊萨耶夫。这是亚历山大·伊萨耶夫，他的儿子。施蒂利茨仿佛被震撼了，被击溃了。他觉得自己渺小和微不足道，觉得在这个对于他是异邦的世界里十分孤独。后来，他把一切都排除掉，眼前出现了萨申卡·加夫里琳娜的面庞。
这面庞是那样贴近、清晰和亲切，伊萨耶夫不由得站了起来，眯缝着眼睛站了片刻。然后他问道：“这孩子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吗？”
“不知道。”
“您是什么时候找到她们的。”
“一九三九年，当时小伙子来办理身分证。”
“萨申卡现在做什么？”
“您看，”秘书说道，“这里是关于她们的情况。”
秘书把密密麻麻打满字的几页纸递给伊萨耶夫看。
“我可以给他写封信吗？”
“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她……”
“这些年她一直单身一人。”
我亲爱的！谢谢你过去和现在的一切。谢谢你，世界上有了第二个‘我’──我们的儿子。谢谢你，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你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同一个世界上，同一个底层和同一个夜晚。我什么都不能许诺你，除了一件东西──我的爱。我将一如既往，跟你在一起。假如我身边没有了你，世界也就不存在了。
4、马克西姆
飞机在克拉科夫机场降落了。
“我们没有白白掉换位置，”奥托·楚·乌赫一口气说道。“我的十三号座位给您带来了幸运：我们没有出事就到达了。”
“空中一般是不会出事的，”施蒂利茨回答道，“要出事的话，即使持续事件再长，飞机只要一分钟就会坠落，接着您就会中风：所以说，心力衰竭才是避免空中出事的保障。”
晚上，驾驶施蒂利茨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飞行员来到理发馆找科利亚。他用手势向科利亚说明，他想刮脸。科利亚的上衣袖子上有一个“东方”小标志。飞行员断定理发师不懂德语──他怎么会懂德语呢！──便拍了拍自己的面颊。科利亚微微一笑，说道：“要按摩吗？”
“噢，按摩。”飞行员点点头，闭上了眼睛。
随机机械师紧跟着走进来，问道：“你是来睡觉还是刮脸。”
飞行员答道。“跟希姆莱的这些红人飞行一趟之后，神经彻底垮了。上帝保佑，飞机要是出事……”
“你为什么断定施蒂利茨是首脑的红人呢？”
“因为政治侦察处处长舍伦贝格的助手为他送行。并且有一次我看见他跟舍伦贝格谈话──他们完全平等地进行交谈。”
驾驶员是位年轻人，喜欢探听一切消息，尤其是上边发生的事。富有经验的人往往把自己的消息──必要的或偶然的──掩饰起来。而那些初出茅庐和刚刚接触到“大人物”生活的年轻人则相反，他们总是带着一点懒散和漫不经心的样子炫耀自己消息灵通。
“他是什么职衔？”
飞行员不知道他是什么职衔，但又因年轻好强而回答道：“从战前开始他就是党卫军的要员了。”
“他到弗兰克那里去了吧？到要塞去了吧？”
“没有，他住在法兰西饭店了。冯·施蒂利茨非常喜欢巴赫──饭店对面的天主教教堂里有一架非常出色的管风琴。”
“他什么时候回去？”
“过一两天。命令我在这里等他。”
科利亚给随机机械师刮了脸，看见理发馆里这时挤满了人，便悄悄用剃刀割破自己的手指，向医疗所跑去。然后他飞快地跑到旋风那里，报告了从希姆莱处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旋风立即同谢多伊取得联系，请他通过在法兰西饭店的自己人了解有关冯·施蒂利茨的一切可能了解到的情况，特别是旅行路线，什么人护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什么时候起床和在什么地方用餐。
第十三章 工作方式
由于苍蝇失踪，军事反间谍机关的贝格上校心里缩成了一团：在元首让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创始人，更确切地说，是大脑和心脏──退役以后，军事情报局人员的任何挫折都被盖世太保当作证据，借以表明他们同军队进行的由来已久的斗争是正确的。贝格上校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其实，还有什么最坏的结果可等呢，既然你在柏林军事情报局中央专案文件馆工作七年之后当上了集团军反间谍机关的头目。中央专案文件馆搜集了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作家、芭蕾舞女演员、将军、精神病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总之，所有那些或者为第三帝国效过劳，或者现在正在效劳，或者能够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有报酬无报酬地效劳的人的材料。
贝格在卡纳里斯手下工作时了解到许多情况，但远不是全部情况，因为海军上将认为他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人──如此而已。贝格惊人的记忆力引起卡纳里斯的警惕。贝格用不着查阅十年前自己看过的专案文件，他几乎全都记在脑子里了。
“才干平平的人才有卓越的记忆力，”卡纳里斯不止一次这样说，“我指的是从事人文科学，而不是从事技术的那些人。对于了解问题实质的人来说，侦察作为政治的第一要素是一门人文科学，而且是表现最鲜明的人文科学。当有人告诉我，在侦察中，行动的成功取决于数学的精确计算时，我只好笑笑。数学对我们有害，因为它是普洛克洛斯忒斯的智慧之床的化身。侦察诉诸最鄙俗的情欲和意向。它的最高智慧就在于此。”
海军上将爱说格言。他发现自己甚至在跟他的爱犬泽普利谈话时也在下意识地把话讲得幽雅动听。象军事情报局的多数同事（不是海军上将那些可以保持自己个性的亲信，因为个性的不同是友谊的保证）一样，贝格处处模仿卡纳里斯。在说话方式上──面带微笑，善意待人，使交谈者对自己产生好感，谈到最重要的问题时，要诙谐地打住话头；在穿着习惯方面──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既要随便点儿，又要力求雅致；在和同事们建立关系的方式上──既要随和，但又要带点傲慢，并且要掌握分寸，不致得罪人，只要点出所处地位的区别就行。
当贝格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和生活时，他就对革命后俄国形成的人际关系感到十分惊讶：人民委员和工人穿一样的服装，他们之间的谈话是同志式的。
贝格开始在军事情报局工作后，便试图模仿这种俄国方式，但是卡纳里斯显然知道贝格是从哪儿学来这这一套，有一次对他说：“我的朋友，充当追随者很好，但充当模仿者是没有出息的。”
贝格一下子涨红了脸。他是很容易脸红的。从此，他处处仿效海军上将，连手势也不例外：跟同事谈话时，他把手搭在他们肩上──表示友好和信任，不过，这是一种宽容的，而不是真有好感的手势。
贝格的处境越糟糕，他同自己人谈话就越和气，就越经常地逗乐谈笑，长时间地待在反间谍工作人员那里，给他们讲可笑的故事和犹太人的笑料。
贝格等待着由于苍蝇的失踪而突然降临到他头上的风暴。他进行的调查表明，苍蝇是在把那个女电报员带到自己的秘密接头点之后失踪的。贝格在波兰居民中没有自己的密探，即使有贝格也不会完全相信他们，因为每一个波兰人都可能成为两面派或伪装者。
只是当贝格施用狡计了解到盖世太保在俄国少校情报员身上彻底失败以后，他才放心了：盖世太保现在不会跟他算帐，因为他们把一个重要人物放跑了。贝格认为，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这样一个联络关系：苍蝇──女电报员──俄国少校。于是，贝格以这个想法为出发点，开始采取行动。盖世太保则根据自己通常的方式行动起来：大搜捕，逮捕，截听电话，对有嫌疑的波兰人加紧查办。贝格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排除了市中心，集中在克拉科夫郊区搜索。五辆无线电测向汽车在克拉科夫方圆五十公里的半径上沿公路和乡间土道昼夜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