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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营房被警报惊醒了，我们连衣服也没穿就被赶到了操场。不过弗拉索夫匪徒的院子不叫操场，也不象马利亚矿区的大门上挂着“工作使人自由”的牌子。在院子里我们排成四行一队，然后命令我们朝大门跑去。在那里，党卫军分子手提木棍，弗拉索夫匪徒手持皮鞭站成两排。
“快！快！”卫兵吼叫道。
走在前面的几排人在弗拉索夫匪徒前突然停了下来──那些匪徒一边狂笑一边挥舞着皮鞭。走在后面的人却往前挤，因为他们也在挨打。结果，我们的队伍就象一个活的机体，自己推着自己向大门移动。
在大门那里等待我们的是一场“血战”。可以听到沉重的喘息声和几百只脚均匀地踏动声。
弗拉索夫匪徒驱赶后面几排人群的吼叫声在这气氛紧张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可怖，以致有的囚犯抑制不住，竟然歇斯底理地用同样高的调门尖叫起来。
“血战”开始了。站在大门两旁的弗拉索夫匪徒朝前面几排人群扑去，逼他们通过自己这道“关口”。大门外是火葬场的狭小地带。党卫军分子和弗拉索夫匪徒组成一条人廊，用铅条、皮鞭，木棍毒打我们。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是保护脑袋。人们用手臂挡住脑袋，弗拉索夫匪徒吼叫着，狂笑着，抽打着。
跑在我面前的而是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他那两只尖削的胳臂肘紧贴在肋骨上，脑袋向后仰着，嘴里不停地喊：“先生们，停停，先生们！先生们，停停呀，要分辨清楚呀！”
探照灯亮了。在惨白的灯光中，我们这些身穿条状号衣、剃了光头、赤脚走在融雪上的囚徒，就象来自被遗忘的童话中那些给人带来灾难的不祥人物，连我们满脸的鲜血也不象是红色的。此时此刻它们是黑色的，如同油漆木板的清漆。
这天早晨我坐在帕尔·帕雷奇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来。
现在是瓦西里·伊万维奇坐在他的座位上。他偶尔懒洋洋地向我提一些问题，诸如：“你的智齿疼过没有？”、“你用过桦树菌浸液治过烧伤没有？”
我总是停顿半天才回答，仔细考虑其中有没有圈套？
有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唉声叹气，摸着自己的脉搏，紧闭嘴唇，懊恼地摇着头，流露出内心的恐惧。
“昨天喝多了，”他说。“我的血压很高。尤其是低亚。忽高忽低。可是我们这里的庸医除了淋病什么病也不会治。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他端详了一阵剔过的指甲，把指甲往上衣翻领上擦了擦，说：“就是这么回事，斯捷潘·波格丹诺夫同志。”
我的脸显然一下子变了颜色，因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发出一阵狂笑，笑得那么得意，那么富有感染力，那么开心，似乎这辈子他还没见过更可笑更快活的事情。
“怎么样？想起马利亚矿区了吧，斯捷普什卡？”神情愉快、面带笑容的帕尔·帕雷奇从门坎那边朝我喊道。
“完了，”我平静地想道。“现在全完了。他们从矿区收到了我的材料。这意味着，两天后就会把我绞死。也许不是两天，而是三天，因为马利亚矿区在亚琛，把我押送到那里需要三天。”
“你受了多少罪呀，”走进来的帕尔·帕雷奇继续说道。“值得吗？”
“值得，值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替我答道。“他这么做良心上平静点，在自己面前可以显得很英俊，就象马戏演员站在排练场的圆屋顶下一样。喂，怎么样，到了现在还想继续捉迷藏吗？又不张嘴了？交通费我们还是有的，我们可以马上把你送走。你张嘴也好，不张嘴也好，到了那里会马上把你认出来的。”
“你们到底要我做什么？”
“不是做什么，是干什么。还是个演员，是个文化人呢，连话都说不地道。”
我仿佛被人用脸盆照头上砸了一下──脑袋嗡嗡响了起来。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演员呢？连集中营和马利亚矿区的档案里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别把眼睛瞪那么圆，”帕尔·帕雷奇微笑着说。“我们现在对你的情况全都清楚，囚徒。”
“好啦，别再充好汉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总结道，“现在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要是想活，就可以活下去，要是活够了，就别开口。你已经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对你的底细已经一清二楚。你要是想活，就得用盖世太保给你起的名字，到麦克风前去讲契卡的内幕，并向英勇的红军战士讲述你为什么一脱掉契卡的法衣，换上弗拉索夫中将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军服。听懂了吗？”
“不全懂。”
“我可以讲具体点。你将扮演一个向我方投诚的契卡分子的角色，将为你编一套假履历──非常动人的假履历。你要为他们的诉讼案提供证词，他们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就是这些。”
“不行。”
“会行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以你的背叛行为去糟蹋你的父亲。乌萨切夫卡，７号楼，波格丹诺夫·斯捷潘，国内战争的无腿残废军人和红军英雄。”
我一下子醒悟了──副教授！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是他！不会是别人！一双小小的蓝眼睛，淡黄色的翘眉毛，一副高尚而忧伤的样子──除了他，还有谁？！因为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些情况！我太傻了！听到几句家乡话就控制不住了！我恨德国人吗？那又该怎样对待俄国人呢？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不是德国人，他，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
“你好好舒口气，”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认真地劝导我，“不要冒火。赌输了冒火最危险。好，你来翻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五十八条款通俗地解释了应如何对付背叛祖国者，即投诚者的家属。我们有你的照片，再往上画顶军帽，描几道伤痕，附上一篇文章：‘亲爱的父亲！我现在仿佛看到了你正在莫斯科乌萨切夫卡７号楼咱家的住宅里──一个被红军抛弃的、失去一条腿的国内战争残废军人。在这里，在俄罗斯解放军的队伍中，我正与奴役我们祖国的共党分子和犹太人进行斗争！士兵朋友们！到我们队伍中来吧！’等等，等等。我不负责写文章，我们有专人干这种事，写的就象爱伦堡的散文一样漂亮：你可以不相信，可是要掉泪。”
“让我考虑考虑，”我沉默很长时间后才说。我知道该怎么办。回到营房去，扼死副教授。他是个叛徒，他不该活下去。
“你就在这里考虑吧，囚徒，”帕尔·帕雷奇说道。
“不行，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在这里没法考虑。”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小声地、谨慎地笑了起来。
“不行，”他边笑边说道，“不行，斯捷潘，你的花招骗不了人……我们不会让自己的朋友受委屈的，你要记住这一点。”
“他早就在你们这儿了吗？”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吗？早就在这儿了。一年了。”
“你们的人昨天对他也没放过……”
“没关系，今天我们再好好款待他。”
“你们为什么不放了他？你们不是也象对我一样放他走的吗？”
“你与他相比有一个优势，囚徒，”帕尔·帕雷奇说，“你年轻，他老了，在现今时代他已经没什么大用了。只有能跑动、能从泥泞中拖出大炮的士兵才受到器重。”
“还是放我到营房去吧。给我一天时间。我难道跑得了吗？”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翻了一页日历，用红铅笔写上：“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演员。”
“好吧，”他答应道，“不过，为了防备你惹事，我们把你关到单人囚房待一天，你可以在那里仔细想想。”
“单身囚房就在禁区那，”帕尔·帕雷奇微笑着说，“就在禁区内。”
“你得放老实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最好说，“你对我们并不重要。盖世太保看中了你。连我们也不理解，真的。他们这些欧洲人都是一板一眼的，是不许可乱来的，只要他们决定了，你就得执行。他们说不定早已把你忘了，象你这种人难道还少吗？可是命令如山倒，谁敢不执行。那个谢尔盖干得还不错吧？他替我们整治了很多人！囚徒们都喜欢知识分子：他用诗歌缓解你们心灵的重负，你们要是没有诗歌，就会象个聋子一样忘乎所以。”
“把刑法典给我看看，”我要求道。
“拿去吧。驱逐出境和剥夺权利。他们会找到照片的。囚车会开到你父亲那里去，这是千真万确的。”
斯捷潘点了支烟，啐了口唾沫，叹了口气，又长时间地沉默起来。
“我被关在单人囚室内，”他小声地，嗓音有点嘶哑地对科利亚说道。
“那里静极了，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在高处，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扇拦着铁栅的小窗。我透过小窗只能看到一片天空。天空呈黑灰色。后来天空变成了黑色，当夜幕降临、月亮升起之后，它又变成了白色，仿佛处于弧光灯照射之下。”
“我已经什么也不能想了。我身上的一切都凝滞了，变得沉重了，非我所有了。我感到了十根手指头的重量，一条腿冰凉冰凉的，似乎有一百公斤重。我恨我的前额──那样纤细和突出，它上面的皮肤也不老实，总是动来动去，而在这层松驰的皮肤和薄薄的额骨里面（医学院的学生们用头盖骨做成漂亮的烟碟），是一团灰红色的脑浆。人们教诲我们，要为我们作为人而感到骄傲，也就是说我们不同于动物，善于思考，善于理解，理解之后善于做出决定。头脑可以感受一切并理解一切，它是我的躯体的万能的主人，但是它却帮不了我的忙，知识每秒钟不停地记录下在我内心不断增长的恐惧，而我却一筹莫展。
时间停止不动了。天空颜色的变幻全是胡说和蠢话。时间不复存在。天快亮了。他们将把我带走，他们将重新开始小声谈笑，剔指甲，摸肚子，强迫我出卖父亲，使他蒙受一个叛徒的家庭成员的耻辱，而我丝毫不怀疑他们是一定要这么干的。他们是一群野兽。只有子弹和绞索才能救自己，从而拜托这群野兽。”
“当一种不相干的声音传入囚室后，时间才又回到了我的身旁。那是一种尖细的声音，象蚊子哼哼丝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哦，已经不是蚊子叫了，已经是飞机的声音了。飞机多极了──我是根据他们那单调的、不断增强的吼声来判断的。”
“小时候我喜欢用蜡泥做各种颜色的飞机。我为它们装备了长长的蜡泥炸弹，同时我又用圆形的蜡泥炮弹轰击飞机场，防止它们去轰炸萨什卡用火柴盒和染成各种颜色的纸板为我拼成的城市。”
“现在，透过小小的窗洞，我在白色的夜空上看到了十架飞得很高很高的飞机。它们显得很小，比我的蜡泥飞机还小。它们就象识字课本上的句点。可是句点开始变成墨污，墨污变成甲虫，甲虫变成飞鸟，飞鸟变成吼叫的轰炸机，接着便从我的眼前消失了，而在它们刚才经过的地方掀起了一堆白色的烟雾。飞机到哪儿去了？也许它们没来得及退出俯冲，就用它们白色的头部扎进了土里……”
“我被这无色的、黄色的、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