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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远处看了看我的手掌，眉头一皱说：“把手放到桌子上，你的手纹很长，很有趣，你还不到死的时候。”
我把手掌放到桌子上。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弓着身，在我的手掌上飞快地做了个什么动作，我顿时眼前一黑，接着便看见我的手指上露出了嶙嶙白骨，一股鲜血从手掌上流到桌上──这是他用铁指套找我十指猛击了一下的结果。
“把立柜打开，”他一边脱铁指套，一边对帕尔·帕雷奇说。
帕尔·帕雷奇打开立柜的两扇门。他俩把我推到里面，从外面锁上。血从破裂的手指上往外涌。我想把手举到嘴上止止血，可是抬不起来──两手紧贴在身体上。
“喂，囚徒，”我听到帕尔·帕雷奇的声音，“你别生我的气……他走了，我事先好心提醒过你。你如果同意了，就喊一声，卫兵马上会打开柜门，把你带到医生那里。如果不同意，千万别喊，那会更糟……”
在生活中不要害怕任何东西。但法西斯主义除外。无论它在哪里出现，人们都应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
有个老头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据说得了肺痨。一个在比利时被弗拉索夫匪徒抓住的俄国海员告诉我，大家费了很大周折才给这个老头换了一个最美满的工作──清洁工。
“鄙人是副教授，”我们被赶到营房的第二天，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就自我介绍道。“现在淘大粪。”
这里只让我们干一种活儿：把军官们要穿的皮靴穿合脚。因此我们的脚全都血肉模糊，肿得吓人。可是每天一早就得穿上这种靴子，否则就要被打死。把一双皮靴穿合脚需要一个小时。指标──每天十五双。每天要连走带跳十五个小时。靴子穿合脚以后便送往前线给军官们穿。有人在脱下靴子、放到一边之前，设法在靴垫下面撒上沙子。如果被发现了，就会拉出去绞死。绞架就设在操场的一角，不大显眼。一天绞死的人不超过两个。除绞架外，还有实验室，每天总要失踪两三个人。有几个人挺不住发疯了，结果被拖走了。在我待的那段时间，只有一个人向弗拉索夫匪徒屈膝讨饶。
晚上，我们一躺到硬板床上，那个年轻海员便开始念叨起比利时来。他在那里和游击队一起活动，住在阿登高原。他说一个老本堂神甫经常帮助逃亡者，有很多人都逃到了法国。那里有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由苏联人组成的游击兵团。他讲话快极了，就象已经病入膏肓，快要咽气似的。他是糊里糊涂被捕的：去找本堂神甫取粮食，在路边被抓住了。现在这里逼他交出接头暗号，特别是俄国游击队的驻地。年轻水手就是不张嘴，所以他头发全白了。他和我一样才二十来岁。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白天淘粪和打扫厕所，晚上给四、五个人讲苏联文学。他“讲课”时总是半闭着眼，也不知道他是否看见了我们这些专心致志的听众。他的嗓音低哑柔和，与他那四方脸和塌陷的面颊很不相称；他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两道淡黄色的翘眉毛。
“曼德尔施塔姆比任何人都希望理解和调整周围世界，”副教授讲道。“他的诗中活跃着一种向心力。他将寂静与纺车相比。他以此去猜度一个非理性的概念：在这之后，寂静可以用手触摸到，它变成了人人熟悉的东西──纺车。要真正理解曼德尔施塔姆，必须爱荷马。你们记得荷马的作品吗？”
没有人吱声。水手喘着粗气，用纤细的手指挠了挠脖子。
“我们学校刚开始学古希腊文学，”我小声说，“这里又打仗。没来得及学。”
“你在哪个学校上学？”
“戏剧学校，导演专业。”
“学校在什么地方？”
我说了地址。
“啊，上帝，我就住在附近呀。唉，这一切都多么遥远而又一去不返啊！谁教你们文学？是巴别内舍夫吧？”
“不是。是瓦西里恰夫卡，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
“等等，等等，他好象还在文史哲研究所上课吧？”
“没有。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艺术学校教书。”
有人发话了：“你接着讲吧，教授，地址以后再打听。”
“好，好……请原谅……我们讲到曼德尔施塔姆和他对哲学术语‘寂静’的发现。我现在给你们背诵一段他的诗。让我想想……想想……”
在那间白色的房子里
寂静就象纺车，
散发出醋、油漆
和地窖里酸酒的气味。
记得吗，在那幢希腊房子里
人人钟爱的妻子……
不是海伦，是另一个……
曾久久地刺绣……
看到了吧，这里的一切都是身边每天碰到的东西：醋、油漆，地窖，酸酒。然而，在思考俄罗斯这样一类宏大的概念时，诗人也能找到形象的具体表现形式：
庞大有如船坞中的铁甲舰
俄罗斯正在沉重地喘息。
于是你一下子就能看清并理解了满身疮痍的，在沉默、高大的船坞包围中的俄罗斯……再听下面一首──不过有些地方我记不大清了：
世纪这只捕狼的猎犬向我扑来，
但依照血缘我并不是狼。
还是把我当成一顶帽子，
塞进西伯利亚原野的
暖融融的皮袄袖筒里。
在那里，叶尼赛河川流不息，
松树伸向苍天的星斗──在那里
我是人！依照血缘我不是狼！
只有同类才能杀死我！”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他有点吹嘘，其实他父亲只有一本这位诗人的诗集。
不知是谁小声地、痛苦地说道：
“是的……这里又是谁在残杀我们呢？是同类吗？是人吗？”
“我还是要请教一下曼德尔施塔姆。请听：
我不会象只白色粉蛾
把借用的遗骸复归大地，
我希望，会思考的躯体，
有脊椎骨的、烧焦的躯体，
意识到自身长度的躯体，
变为街道，变为国家！
年轻水手悄声说：“绞死和烧死──并不意味着消灭，一点不错。我真想活到这样一天：大地上将有一条以我的名义命名的街。”
“应该说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副教授纠正道。
“以我的名义命名的街。”水手坚持。
“不准闲聊！”看守吼道。
第九章 科利亚和斯捷潘
一片寂静，就象一架纺车。令人惊异。寂静不可能离开把它挤走的声音。在我们这里就是人们的呼吸。而在那里，在白色房子里，就是一架纺车。
“你叫什么名字？”副教授问。
“斯捷潘。”
“我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姓什么？”
“波格丹诺夫。”
“你是音乐评论家瓦西里·波格丹诺夫的亲戚吧？”
“不是，我父亲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残废军人。也叫斯捷潘。他失去了一条腿……”
“现在那边似乎好过些了。我的家也在那边。妻子和两个女儿。你住在什么地方？”
“乌萨切夫卡，７号楼。”
“我刚从莫尔恰诺夫卡搬过来。晚上走在街上，高腰套靴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月光皎洁，窗内散发着暖气，情侣们躲在大门附近。人们不会珍惜和平，总是折腾，争论，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记得，我有时感到吃惊──我觉察到时间的存在，它就象一道山间溪流，在我身旁。我是个兼职者：上午在大学，晚上在国家安全学校任教……”
“你？！”
“是的，那又怎样呢？”
“没什么，他们指控我，说我是空投到这里的间谍，说我是从安全学校毕业的……”
“那你？你……”
“问题就在于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从马利亚矿区逃出来的，那儿有一座苦役集中营，专门关于受惩戒的军人。我逃过三次，两次当场被抓，第三次成功了，可是又被抓住了。要是我说出马利亚矿区的事，就会把我送回去。那就意味着绞架，我背上刺有标记。”
“可怜，可怜……到了夏天，我们常到克利亚茨马的别墅去。晚上，一阵小雨过后，我们走出车站，地段上播放着留声机，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笑着，一切都如此平静，如此合理──天哪，多好！我一九三七年买了一座小别墅……早晨
“来，阳光洒满房间，红色的松树散发出蜂蜜的芳香，鸟儿悦耳地啼啭。你来到阳台上，夜里下过一场雨，形成一个个小水洼，阳光照在上面闪烁反光，刺得眼睛睁不开……”
听他讲话叫人心里甜丝丝的，因为副教授讲述的时候就象他看见了这一切，仿佛亲临其境似的；同时听他讲话也叫人痛苦，因为他的话使人变得软弱、柔和、忧伤，你会情不自禁地去想：你正在毫无意义地忍受痛苦，你永远不可能再看到绿色的清晨，散发着蜂蜜芳香的松树，雨后阳台上的小水洼。
副教授开始沉默，并把身子转到墙边。年轻水手在我耳边悄声说：
“听我说，应该逃跑，咱们会死在这里的，白白地死在这里的。从这里一天就能走到比利时，我是徒步被他们押送到这儿来的。按照星星的方向往西走。比利时有个老头儿，人好极了，是他们的本堂神甫，他会把咱们藏起来的。”
“怎么能逃走呢？这里有卫兵，周围一片漆黑，围墙比营房还高，别说傻话了。从这儿是逃不脱的。应该想想怎样在这里活下去。”
“一天到晚嘟嘟哝哝，非憋死不可。”年轻水手说。“只有副教授一个人能在这儿活下去，而别的那些干苦力的人再活上个把月就该进火葬场了。你闻到又甜又腥的味道了吧？这时夜里正在点炉子烧人。可以撑竿越过围墙，一过围墙撒腿就跑。我是白天被押送来的，我把沿路情况都记下来了。”
副教授的背突然晃动起来，就象在不停地打嗝儿。
“你怎么啦，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唉，别管我，看在上帝份上！”他哭泣着说。“别管我！”
“别这样……我们的人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安慰他说。“我在狱中听说希特勒在列宁格勒城下吃了败仗，他们正在拼命地逃跑……”
“别说了！我讨厌听这类东西。这时谁告诉你的？！”
“一个难友……”
“难友，难友！你听着，一切全完了！我们的祖国被蹂躏，家庭被践踏，文化被催残！可我们这里俄国人跟俄国人干架，找不到共同的语言，不能为了我们的生活目标，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唯一祖国而彼此谅解！”
“我和帕尔·帕雷奇有着不同的祖国。”
“和哪个帕尔·帕雷奇？”
“负责审查我的侦查官。”
“残忍之徒到处都有。”
“这话对。”
“唉，斯捷潘，斯捷潘，我多想到家里待上哪怕一分钟，在自己的书房走一圈，摸摸我的书，抚爱一下亲人的面颊……然后再回来，哪怕一直待到死……”
夜里营房被警报惊醒了，我们连衣服也没穿就被赶到了操场。不过弗拉索夫匪徒的院子不叫操场，也不象马利亚矿区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