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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足球场上，韩国和日本能够互相为对方加油助威，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更希望看到三国人民相互呐喊助威的场面。各国的青少年都非常关心对方的文化。20世纪是战争、暴力与非理性肆虐的世纪，扩大三国青少年的共识，是克服这些问题的必经之路，因为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
第三部分 为了东亚和平的未来第15节 反战和平运动与市民运动
六 反战和平运动与市民运动 人类虽已进入21世纪，但尚未与战争绝缘。但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民主，反对独裁的呼声响彻世界各地，这是当代国际社会的特征。让我们来看一看新的和平运动的发展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核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50年，维护世界和平大会常任委员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并提出了要求禁止核武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号召世界各国人民签名。到1953年，已有包括2。2亿中国人在内的世界5亿人的签名。以此为契机，1955年在日本召开了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2005年，这个大会将迎来第50次会议。共同的声音应该是坚决反对核武器，特别是反对首先使用核武器。 东亚的美军基地与反基地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东亚的韩国和日本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基地，利用它作为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后方与出击的据点。美军基地75％集中在冲绳与韩国，屡屡引起基地附近民众被害事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冲绳开始了席卷全岛的反基地运动。可是，基地被害事件仍持续发生，1995年，发生了3个美国士兵强暴少女的事件。2002年，在韩国也发生了美军装甲车轧死女初中生的事件。因为审判权在美国，那些美国士兵只是受到了轻微的处罚。由于悲惨的事件反复发生，人们的怒火终于爆发。在冲绳和韩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人们开始就争取和平和撤除基地进行交流。 世界性反战和平运动的发展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有中国、印度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通过了反对殖民主义、民族独立、和平共处、人种平等等10项原则。可在那之后，先是法国，接着就是美国把大军派到越南，使用了凝固汽油弹、枯叶剂等，给越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由于世界各国及市民支援越南，而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也不断高涨，美国终于从越南撤兵。1975年，越南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而成为独立统一的国家。 韩国的民众力量在1980年推翻了军事独裁政权，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对东亚的和平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在日本，对于政府欲改变决定放弃战争的宪法，民众推进了“守护宪法”运动，一直反对把自卫队派到战场上去。但是，2004年政府在“人道支援”的名义下向持续进行游击战的伊拉克派去了自卫队。 世界各地至今仍然纷争不断，仍没有实现和平。2003年2月，在美、英等国进攻伊拉克的前夜，世界各城市约有1000万人举行了反战运动，市民们发出了对和平的强烈的呼吁。这是形成超越国界的要求世界和平的共同努力的一个征兆。 争取世界的和平，不仅是建立没有战争的社会，还包括实现人类的正义，保卫人的尊严与人权，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梦想。 七 为了东亚的和解与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生活在东亚地区的人们渴望着永久的和平。但是因为没能反省殖民主义与侵略战争这一过去的历史，没有创造出相互和解的契机，矛盾与对立再度反复。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才能创建东亚地区美好的未来呢？ 站在对立与和解十字路口的东亚 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冷战已经结束，但是东亚地区纠纷不断反复，军事力量也正在扩大。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在积极地做出各种努力，以反省过去的错误，实现和解与和平。目前，正在开展各种工作，查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1947年）及韩国的济洲四三事件＊（1948年）等公众被屠杀事件的真相，并采取各种措施恢复牺牲者的名义。2000年大韩民国总统金大中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长金正日进行了南北首脑会谈，推开了南北间和解与合作的大门。东亚国家也正在加强经贸合作。如图所示，老百姓间的文化交流也在日益增加，并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 各种旨在反省过去错误，实现和解与和平的努力也在积极地开展。 人们正在做出积极的努力，以反省过去的过错，实现和解与和平。为了让这些努力能够取得成果，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让我们参照一下欧洲的经验吧。 欧洲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要求挑起战争的德国清算历史，彻底反省。德国接受了联合国的要求，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民主主义的、追求和平的国家。 法国与德国、德国与波兰建立了合作机构，减小了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矛盾，并全力合作共同修正历史、地理教科书内容＊。这些活动虽然是由民间主导开展的，但因为各国政府的积极认同，而取得了卓著的成果。这些努力为欧洲的联合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东亚地区政治上、经济上都存在着与欧洲不同的经历，情况不尽相同。但我们可以从欧洲走向一个共同体（EU）的过程中吸取经验，东亚地区的国家与市民都应该为建立和平共同体而做出努力。 盼望反省、和解与和平 我们应该反省侵略与战争的历史，为了不让同样的历史再次重演而做出努力。日本政府应该首先对过去所犯下的错误明确地谢罪，并向受害者进行赔偿。只有这样做，韩国与中国等邻国，以及市民们才能真心接受。 和平、人权和民主主义是东亚地区以及世界面向美好未来的重要价值。为了实现这些价值，不仅日本，亚洲的其他各国政府也要脱离过度的自我中心政策。市民也应该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谋求和邻国共同生活的智慧。市民运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将成为实现这一切的渠道之一。从历史中学习，实现真正的和解与和平是今天每一个东亚人的课题。 ＊济洲4。3事件：1948年为反对南朝鲜建立单独政府，由济洲岛的共产主义者和部分居民掀起的武装起义。在镇压该起义过程中，数万名公众被军队、警察以及右翼势力（右翼青年团体）杀害。 ＊德国与波兰的历史教科书：1956～1976年期间，西德与波兰间就历史教科书问题进行会谈。就两国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如何在教科书中进行表述问题，提出了26项推荐方案。
后记 后记
为了和平的东亚共同体，首先必须建立的是东亚各国对历史问题的共同认识，即历史认识的共有，当然，这不仅是年轻一代的任务。要实现历史认识的共有，需要东亚的年轻人和市民们在了解侵略战争与殖民地统治的历史事实基础上，通过反省过去的反复的对话与讨论而切实地行动起来。 2002年3月以来，抱着这一想法的中国、日本与韩国的学者、教师与市民们就历史认识问题进行了连续的对话，召开了《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而当时正是日本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由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出笼之际。我们的论坛第一届在中国的南京，第二届在日本的东京，第三届在韩国的首尔召开。 这本书是与上述论坛的召开同步进行的。在第一届论坛上，我们商量了为促使东亚年轻一代历史认识的共有而共同编写三国通用的历史读本的计划，于是各国分别组成历史读本的编写委员会。2002年8月，在韩国的首尔召开了第一次关于编写工作的国际会议。此后，这样的国际会议在日本召开了4次，在中国召开了4次，在韩国召开了两次。在这些会议上，就各国各自承担的原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意见，研究了注释。对原稿的修正，已经反复进行了不知多少次。可以说，其中每一个概念的使用，每一个观点的表述，都凝聚了大家的心血。以至今天终于到了能够刊行的程度。 日本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是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与对殖民地的统治，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是站在本国中心的排外的立场上，蔑视亚洲，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的教科书。我们当然要批判这一教科书，但仅仅批判还不能建立起历史认识的共有。应当用什么样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这本书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中国与日本，日本与韩国间，有过关于历史问题的对话，也尝试编写历史教材。但是在三国间进行这样的工作还是第一次。本来，在两国间进行这样的工作就已经十分困难了，而在三国间进行这样的努力，更是难上加难，简直超过了预想。我们的这本书与各自进行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教科书是不一样的，众所周知，在许多问题上，各国的认识、观点有相当多的差异，克服认识的不同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但是，由于我们本着对等、平等和相互尊重对方立场的原则，通过反反复复的讨论而调整自己的意见，终于能够用三国不同的语言在同一时间出版内容相同的历史读本。当然，这是我们的最初的尝试，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我们期待着读者们坦率地提出意见。 通过超越国境而达到一致的这一过程，我们自己也学习到了许多东西，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建立了深厚的信赖与友情。对话与讨论，以及面向未来的团结，丰富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未来建立了信心。而这信心正是通过编写这一历史读本建立起来的。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要深深地感谢在编写过程中做出献身与努力的各国各界的朋友们，他们有的在国际会议中为我们提供翻译，有的协助会务工作，没有他们的努力，编写这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特别要对努力学习他国文化的留学生们，对为在三国间架起理解的桥梁的年轻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承担了出版任务的三国的出版社：中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本的高文研、韩国的韩民族日报社出版部。对于他们实现三国出版史上的创举，我们从内心表示敬佩。 中国 共同历史读本编写委员会 日本 日中韩三国历史教材编写委员会 韩国 共同历史教材开发委员会
后记三国编写者名单（均按音序排列）（1）
中国 卞修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编审 步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员 蔡 亮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博士 陈丽菲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 戴世双 北京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高凡夫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博士 李仲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 编辑 李宗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副研究员 刘燕军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 研究员 荣维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 执行主编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 王希亮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王智新 日本公立宫崎大学 教授 文春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