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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我觉得萨姆也是这么想的。他告诉我警方已经掌握了一些电话记录可以为这些猜测提供旁证。
但萨姆觉得他也不能证明什么。劳伦承认，在地方检察官审查证据时她也这么认为。
米勒一家又团圆了：马洛里回家了，里斯与他住在其他州的亲戚度假回来了，雷切尔搬回了家。这个家庭的幸福会继续下去吗？我有点怀疑。玛丽·布莱克依然被三胞胎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把雷切尔介绍给丹佛的一位精神病专家，这位专家曾经用鸡尾酒疗法成功治愈了与雷切尔症状相同的病人。
奇迹有时还是会发生的。雷切尔就需要一次，她也应该得到一次。
比尔？
随着尘埃落定，事情慢慢平息，我打电话给他，很客气地要求给他做最后一次诊疗。
他婉言谢绝了。
我改变措辞，重申了我的要求，语气没有上次那么客气，比起邀请的口气要更为强硬些。他妥协了，我早就知道他会这样。他到办公室来见我时，我没有在诊疗的细节上花一秒钟。我告诉他我希望他的两个孩子也能接受诊疗，并且谨慎地为他俩分别挑选了两名诊疗专家。我明确表示我不是在提建议，如果不接受我的忠告，后果将不堪设想。
“是吗？”他说，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他的意思是，“你能拿我怎么样？”
之前，我已经把胡桃木框的科罗拉多心理学家执照倒扣在我们中间的桌上。
“是的，”我说，没理会他的傲慢自负。
他双臂交叉摆在胸前。“我很感激你的关心，但我认为没这个必要。”
显而易见，实际上他并不感激我。我伸出手，把执照的正面翻了过来。生怕他不认识这份羊皮纸文件，我又说，“这是我的心理医生执照。”
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又怎样？”
“即使失去执照我也心甘情愿。”
他十分怀疑地看着我。我想他是不相信我的决定。
我又问道：“那你又会放弃些什么呢，比尔？”
“你不会这样做的。”
我递给他一封信，这封信其实前一天就寄出去了。“读读看。这封信只缺个名字。事实上只缺你的名字。”
他花了几分钟读了读。
“要是你这样把我的名字泄露出去，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了吧。”
“可能吧。我那些州职业道德委员会的同事们总是太宽容，甚至对待错误也是如此。不管怎样，我愿意冒险。即使最后执照被吊销，我想我还能找到份工作，不过有些事告诉我结果可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也不希望陪审团调查你在整件事中扮演的角色，你知道，陪审团里都是些顶着博士头衔，而且总是持怀疑态度的陌生人。”
我在勒索他吗？
是的。
对于勒索，比尔知道得很多。他既勒索过别人，也被别人勒索过。
最终，比尔还是别无选择，接受了我对两个孩子的诊疗意见。我怎么知道他照做了呢？因为两位诊疗专家之后都打来电话，感谢我把那两个孩子介绍给他们。想到里斯和马洛里正在接受最好的诊疗，我感到了些许安慰。可这样就能拯救他们了吗？
说真的，可能不会。我甚至都不知道怎样才算拯救他们。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75
我与比尔见面前寄出去的那封信？
科罗拉多心理学协会职业道德委员会的主席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
心理学家一般不会告发自己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
可我却这样做了；我以多次违反美国心理学协会的职业道德规范为名举报了自己。
有一种被称作“无为”精神分析中通常指一种强迫性神经机能病症状。的心理现象，有时也被称作“执行无为”，其实质就是一种自我防卫。厚颜无耻的丈夫与女秘书调情后会送花给妻子。女儿仅仅因为没盖好牙膏盖，而被母亲骂得狗血淋头，之后母亲又会为她准备特别的小点心。这是潜意识里一种错误的心理指引——用一些自我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来取代那些无法接受的。在心理防卫的世界里，这是一块巨大的黑板擦。
而举报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是我自己对“执行无为”的曲解。
我详尽地准备了一份关于我在对比尔·米勒和鲍勃·布兰特的诊疗过程中多次违反职业规范的报告，并把它提交给职业道德委员会。虽然我不得不保留很多细节——包括我病人的名字——我还是写进了足够的事实来证明我的判断失误，以便让同事们能看清我无数次的道德堕落。
我也请求鲍勃和比尔做出书面允许，同意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道德规范调查员们，但他们都不愿透露姓名，并拒绝接受调查，这并不意外。他们也不想延长对他们行为的公开的详细审查。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病人的合作，只有我对自身职业行为的自我谴责，委员会是无法开展工作的。
委员会主席打了个电话给我，问我本人想要他们如何处置我，似乎略微有点愤怒。
我提了个处罚建议：接下来的一年里，由一位资深的高级心理学家来监督我行医。
委员会马上就同意了，他们很高兴不用再为这件事而操心。
我感觉稍微好了些，但也没好多少。众所周知，作为一帖自我止痛膏药，“执行无为”的作用只是缓解疼痛，治标却不治本。而且当你知道自己在这样做时——并且在无动机地去做时——就像我，这就是在不诚心地承认错误。
76
鲍勃？
他和马洛里在科罗拉多大学杜安物理楼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的接待处被警察撞了个正着。洛城特警队的警官们冲进去时，马洛里正看着鲍勃摘去圣诞秋海棠枯萎的花朵，他俩被吓得魂都没有了。此时离我们每星期二下午4：15的预约差不多有两天。
和往常一样，他低着头走进我的办公室，扑通一下把背包扔在地板上，没打招呼就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们一直这样，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有上百次了。
鲍勃在警方的拘禁下忍受了一晚上的煎熬，与此同时，库兹·梅特林正设法使警方相信他的当事人不过是不小心触犯了法规，并没有犯什么大罪。马洛里也再三强调鲍勃没有强迫她做任何事，也没有怂恿她逃跑，马洛里还强烈坚持说公路旅行是她自己的主意，并且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自始至终，鲍勃没碰过她一下。事实上，马洛里惟一的抱怨就是鲍勃不怎么友好，除了谈论汽车和下棋外，他几乎从不开口。
雷切尔·米勒也认为鲍勃行为端正，彬彬有礼，是她和她女儿的好伙伴，就是有点闷。
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反面的证据。没有。
我稍微等了一会儿，待他坐好后，我说，“好啊。”
鲍勃正盯着他的双手。我估计鲍勃已经知道我安排库兹做他的律师。不论迈克尔·
杰克逊和任何律师做搭档，鲍勃·布兰特和库兹·梅特林可算是最古怪的当事人和律师组合了。我猜库兹对鲍勃说过请他做律师是多么的幸运。我估计鲍勃不会跟我提这个，我在想如果他不提，我是不是该说说这事。
“会收我钱吗？”他终于打破了沉寂，在我快要做出决定时，把我从想像中拉回了现实。
被指控“指控”这个词在英文中兼有“收费”的意思，此处鲍勃指的是收费，但文中的“我”误解为指控。绑架？似乎不会，但这个问题应该由库兹解决，而不是我。该我说了，于是我反问他：“指控你什么？”
“上星期的那次。”
噢。“你错过的那次诊疗？不会，那次不收你钱。”
鲍勃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了，但并没有感谢我。我期望他感谢吗？不，不完全是。
他终于抬起了头，我发现他的下嘴唇长了一个豌豆般大小的疱疹。圆圆的，看起来是新长的，还起了水泡。一定很疼，我想，是压力太大了吧。他沉默了许久，然后说，“我差点丢掉了我的工作。真够笨的。”
“什么很笨？”我本来可以这么问他。但是最近实在干了太多蠢事。太多了。他是这样，我也如此。
不过他干得更多一些。
我等着他回答。金科牌盒子就摆在我椅子旁的那张小桌子上。不知道鲍勃进来时有没有看到？我感觉他几乎没朝我这边瞧过一眼。
“她问过了。我没有绑架她。嘘。”
没有摇头，只是嘘了一声。
实际上这时该我回答了，鲍勃却接着说道，“一开始我就不该带她去那个地道。”
我本可以在这点上跟他谈一谈，也许他不该带着一个未成年人开车横跨好几个州，更何况警方正在全国范围寻找此人，但我有的是时间。一年之内还会安排许多次会面。我跟他迟早会谈到这点的。
“那个诊疗师死后她很害怕，”他说。“我以为她知道怎么逃出家门。”
他的语调让我感觉他在自卫，这并不奇怪。全世界都在发疯似的寻找马洛里时，他却决定帮她藏起来。难道真的是马洛里的恐惧让他觉得自己该这么做？我怀疑不是。
为什么？要推迟谈论这点的话，鲍勃得先让我确信他突然间能够理解他人的感受了。很遗憾，前几星期发生的事既没能让比尔·米勒获得一个有用的超我弗洛伊德理论中自我的一部分，由父母和社会道德标准的内在化而形成，审查并约束自我。通常为无意识的，由自我理想和良心组成。，也没能让鲍勃开始学会理解他人。“接着说，”我说。
他转过头，把手伸进背包里摸了好久，接着又叹了口气。他拿出一个跟软皮书差不多大小的电子设备，提着让我看。
我忍不住要笑。这是个奇怪的可编程遥控器。毫无疑问，是从多伊尔的地下室里拿来的。
“也许你该把这个交给你的律师，”我说。
他把遥控器塞回包里，凝视着窗外。天色已近黄昏。他说：“她看上去真的不像十四岁。”
这次我没发脾气。我任由地球引力把我牢牢吸在椅子里。
“告诉我，”我说。
我觉得我想当一会儿诊疗专家了。
斯蒂芬·怀特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曾有八本小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总销量超过六百万册。怀特笔下的悬疑小说兼具逻辑推理式的缜密和心理分析式的细腻，大胆探索伦理与罪恶的界限。1979年怀特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心理医师多年，积累的经验为日后创作小说奠定了基础。1989年怀特开始创作第一本小说《绝密信息》（Privileged Information；1991），讲述的是心理医师艾伦发现自己的一位病人可能是杀人凶手，但碍于职业的特殊性，又必须对一些信息加以保密，由此引发了伦理道德上的难题。此后，怀特以艾伦为主角，创作了一系列侦探悬疑小说。1996年的《艰难之路》（Harm's Way；1996）使他首次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更高权威》（Higher Authortity；1994）、《遥控》（Remote Control；1997）、《危险信号》（Warning Signs；2002）、《无情报复》（The Best Revenge；2003）、《盲目》（Blinded；2004）等作品更是为他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