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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说来话长，和我也有关，我乐意把自己想成是他们的介绍人。
萨姆和西蒙有机票，或者说是航空公司的电子机票，反正他们会飞到约翰·维恩国际机场去和卡门还有她的女儿杰西一起过新年。杰西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她答应会带西蒙去迪士尼乐园玩。
在萨姆的世界里，不管灰蒙蒙的天还是碧蓝蓝的天，同样让人感觉凉爽。
年底的一个星期三晚上，我在博尔德高速公路旁一个新建的溜冰场里和萨姆见了面，天灰蒙蒙的，西蒙所在的小队在打比赛。西蒙跟他爸爸不同，打的是后卫，比赛结束后他在一个队友的家里过夜，我和萨姆则出去找了个地方喝了点酒。我们很久没一起出去了。
也许那些贴在溜冰场大门上的海报本应该引起我的警觉，但跟博尔德大多数人一样，我对此已经熟视无睹了。海报主要有两种。都是标准的8。5×11大小的。鲜黄色的纸上写着醒目的“失踪！”字样，还印有马洛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她正从蹦床上跳起，下面是简短的特征描述。另一张是白色的复印纸，附有一张彩色照片，是学校的摄影师所拍的众多学生照中的一张。大大的粗体字写的是“你见过她吗？”
没有，回答很简单。
我没见过她。但是马洛里失踪才短短几天，我看到她的海报就已不下几千张。志愿者们把博尔德所有垂直的平面都贴满了，有些水平面上也贴得满满的，黄的，白的，更多的是黄白都有。
整个博尔德都成了马洛里的世界。
黄白交织的马洛里的棋盘。
我对海报本身熟视无睹，但海报上的信息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失踪！”和“你见过她吗？”就像恐怖电视连续剧下面的字幕一样萦绕在我脑海中，像烦人的电话铃声一样在耳边盘旋，挥之不去。
马洛里的两张照片——一张微笑，很满意的样子，另一张则很淘气——这些照片给我的感觉比那些大字标题更为微妙。她的照片在我的前意识里徘徊，让我噩梦不断，因为我也是个父亲。我不止一次从梦中惊醒，感到害怕与无助，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着我——出事的差点就是我女儿。
萨姆去年一年瘦了很多——我估计足足有三十多磅——但脸还是胖乎乎的。他变瘦主要是由于药物的原因。几年来，他有过轻度的心脏病、肾结石和胆结石。他现在为了跟病魔作斗争，调整了饮食。
他发誓戒掉炸面包圈、熏咸肉和麦片粥，去年一年他都没怎么吃汉堡包和炸薯条。他学着自己烧菜做饭，还要我陪他一起跑步，好参加春末的博尔德长跑比赛，跑完他的第一个一万米。
虽然他从没向我承认过，但我知道，他想在各方面完善自己，除了为锻炼好身体以外，他最近先是分居，后又离婚，后来又在加利福尼亚找了个新女友，这些都是主要原因。萨姆成熟稳重，是个办事认真的好警察，也是个称职的父亲。但他还想做个体育爱好者，因为这样，他就能找到女朋友了。
那晚之前，我从没见萨姆观看他儿子参加任何体育竞技比赛，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没什么意思，尤其是曲棍球比赛。萨姆有一点蛮横——据我看，有能力的警察都有点蛮横，因为他们必须这样。此外，萨姆还有明尼苏达人生来的傲慢，因为他们自称比任何当地的——他们指的是美国人——裁判都要精通曲棍球，这些裁判最多也只不过是在科罗拉多的某个大仓房里系上冰鞋，穿上外套而已。萨姆声称加拿大人有打曲棍球的禀赋。
我怕他那臭脾气迟早会惹事，而且我担心再这么下去，萨姆就会成为那种爱给年轻人热衷的体育运动冠以某个老掉牙的名字的家长了。如果是这样，我会不好意思跟他坐在一起，随时换到离他尽可能远的座位去。
萨姆总能让我明白是我错了。他在场边大声叫出的每句话都充满了鼓励。他知道西蒙每个队友的名字，并且对他们的击球及传球毫不吝啬地给予喝彩，特别是对他们的站位及防卫更是大加肯定。他甚至还鼓励对方的球员。
他还两次朝裁判叫好：“嘿，吹得好！”
中场休息时我问他：“你是不是忙着查案都忙疯了？”
“没有啊，”他说。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如果那种事能拿我怎么样，那我早在你办公室里上吊自尽了。”他说这话时，自己也笑了；萨姆对心理诊疗没什么好感。然后他压低声音，把大脑袋瓜朝我凑近了些。“还有人认为有谁把她带走了，这样的人还不少，但事情不是这样的。她是个有问题的孩子，艾伦。孩子自己跑了，就这么简单。可那些媒体，还有，你知道的——之前发生在另一个小女孩身上的事——使他们在这个案子上花了过多的人力物力，非得找出那个藏在背后的入侵者，他们记下了所有的一切证明自己是对的。可是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表明她自己跑了。
“嘿，一个十四岁的女孩离家出走了？真叫人难过。特别是在圣诞节发生这种事。但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这次它发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城镇、错误的街区和错误的环境之中，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这家人的悲剧上演。但仅此而已：这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我担心她跑掉以后会不会出事；这种想法让我失眠。她会不会掉到阴沟里去？会不会被谁撇在某条高速公路路边？或者落到哪个流氓手里？我想，要是我知道她出了什么事，肯定会伤心不已。想问我的建议吗？随它去吧。”
可能他是对的。但黛安娜告诉我汉娜·格兰特曾为马洛里做过心理诊疗的事一直浮现在我脑海中。我没法就这么“随它去”。
“那么邻居克兰德尔一家看到的那个人怎么解释？那个下雪前在小区里闲逛的家伙？”
萨姆做了个鬼脸。“如果这些人真那么热心，为什么他们不在看到那人时就打电话给我们？可能那人只是在圣诞节大餐后出来散散步。也有可能他的孩子在挨家挨户地唱圣诞歌，他只是出来看着他们。你知道出了这种事后，人们都自以为知道一切。”
“那血迹呢？”我问。
萨姆斜着眼睛看着我，似乎这个问题让他吃了一惊。“西蒙去年夏天在后门那儿擦破了脚后跟。我的天，竟然流了血。他单脚跳着，到处找我要我为他包扎，等到他找到我时，房里已经到处是血了。我到现在还没把血迹擦干净呢。我不是个好管家，我也决不愿让那些家伙到我家检查这些血迹。米勒家里有些血迹，但这不能说明他家发生什么大案了。嘿，我打赌要是我带些发光氨一种化学制品，只要与血液接触，即使是数年前的血迹也会发出蓝绿色光芒。去你家的话，我肯定也会把你家弄得亮堂起来。”
“那么，那些雪又是怎么回事？”
17
雪。
上星期六是圣诞节。那天晴空万里，很冷，但是华氏二十四五度的温度在冬天还算是高的。很快，冷空气来了。傍晚7点左右，雪花飘了下来。一开始，雪就这么下着，地上积了三英尺厚，9：30左右风向转了，雪停了一个小时，接着又一刻不停地下着，地上的雪越积越厚，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停。
“就这些问题？这不像你嘛，”萨姆说。“难道你没事时，还帮《询问者》做特约记者？”
“我其实一直都想回避。”
“不幸，你已经陷进去了。”
“我想不通那些雪是怎么回事，你解释给我听听。”
“我也不明白。”萨姆承认。
马洛里肚子疼，比尔和里斯·米勒就留她在家两个人去赴约，那时差不多是6：30，雪还没开始下。马洛里家的电话录音显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她打过电话给她的几个朋友，都是女孩子，也接过几通电话。第一个打出去的电话是在6：39。最后一个打进来的是在8：50，是她爸爸打来的，问她在家里怎么样，说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比尔·米勒说他女儿接了电话，并在电话里说她很好。她已经把第二天滑雪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正抱着个热水袋看她那天早晨借来的DVD。
“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吗？”我问萨姆。
“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我也想不明白。每件案子里面我都会有些地方想不明白。常常这样。”
“为什么她的脚印不见了？”
“我说了我不知道。我不是开玩笑——我真的不知道。”他把一粒花生米弹进嘴里，指着冰说。“你猜，像这种地方，从哪儿搞来钱买那样一部磨冰机？”
那部赞伯尼磨冰机时不时被用来修整冰面，却仍然很新，闪闪发亮。它的表面被漆成了绿色，跟查特酒似的，让我很不舒服。车身上面有很多商标，比美国汽车比赛协会车子上的商标还要多。
“不知道。”我说。
“我退休后，就想在这种地方开开赞伯尼磨冰机。不要报酬，只是为了好玩，也为了孩子们。你会开赞伯尼磨冰机吗？知道怎么启动吗？”
我承认说不知道。
萨姆会开。他向我详细介绍了赞伯尼的历史，就好像他是跟赞伯尼先生的女儿一同长大，经历了整件事似的。我听了很吃惊，倒不是因为赞伯尼的故事，而是我没想到萨姆知道的还挺多。其实萨姆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向了解得不少。你要想在这方面跟他比试，输定了。
“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琐碎的小事？”他讲完赞伯尼的故事后我问他。
“我记性好。所以我能做个好警察。而且我不觉得这些是琐碎的小事。”
“不是吗？”
“不是。我只是觉得这个不是经常派得上用场，但算不上是琐碎的小事。”
“你的意思是知道第一部赞伯尼磨冰机是由一辆旧军用吉普改造而来的，有时还挺重要的？”
“是啊。你说不清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所有这些都是知识储备，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些就派上了用场。得以防万一。”
雪地上没留下脚印的事也一样，我想。
米勒家住在第十二大街的东面，面向几个街区外高耸的山脉。在博尔德的西部，落基山脉有多陡峭？这么说吧，在马路这边你还在平缓的小丘上，而到另一边你就已经在山坡上了。
但那是博尔德西部的情况。在博尔德山谷的那个地方，“向东走”的意思就是下山。向东走一个街区，从他们家朝北走几户人家，新搬过来一家人。米勒一家不认识他们。那是哈特一家，他们春天里搬进了这栋都铎式的房子，两个月不到，他们就已经整理完毕，开始为圣诞节做装饰了——他们用彩灯把房子的正面及整个前院装饰得缤纷华丽。
全家人在面对媒体时都喜欢也的确是常常把灯叫做“点”。那些灯的数量足足有五位数。六幅主要的灯饰画从三英尺到九英尺高不等，其中三幅描绘的是《圣经》故事。另外还有十一幅会变换图案的灯饰画，覆盖了整栋房屋，一直延伸到屋外的树上，上面描绘着弯着腰的小精灵，闪烁的星星，向前迈步的小毛驴，还有正在飞翔的麋鹿。一个有早期人格紊乱症又充满事业心的记者竟然在屋顶不同的地方找出了一百一十六个不同的圣诞老人。在房屋中央山墙一侧的一大�